《解放日報》宣傳報道的先進人物，數以百計。其中有經過370次失敗，終於試製成功高壓電橋的王林鶴；“心貼布、布貼心，紡紗織布為人民”的楊富珍；以“小扁擔精神”名揚四方的楊懷遠；連續七年堅持幫助一個後進女工進步，被譽為“一把鏽鎖開七年”的和平絲綢廠中共黨支部書記沈玉英；赤手空拳創辦民辦小學，邊學邊教，做出顯著成績的家庭婦女吳佩芳；以及身患疾病，堅持上前線的人民好軍醫呂士才，等等。他們的先進思想和先進事跡，有的被編為戲劇，拍成電影，有的則被介紹到國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一九六二年九月，《解放日報》發起了“我和祖國”的征文，從開始到結束的兩個多月中，共收到各地寄來的應征稿件3600多件。這些來稿的作者以親身經曆的事實，控訴解放前受壓迫、受剝削的痛苦，歌頌解放後當家作主的美好生活。報紙選登這些來稿以後，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和反響，出現了“作者含著眼淚寫，編者含著眼淚編，讀者含著眼淚讀”的感人情景。《解放日報》這一時期的宣傳報道中注意抓思想、注意抓思想工作，受到毛澤東的讚揚。
但是，在五十年代後期，《解放日報》在宣傳報道中，也犯過“左”的性質的錯誤，如宣傳了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的反右派鬥爭，在“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宣傳了高指標，提出了“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之類的錯誤口號，一度大批所謂“觀潮派”、“促退派”、“算賬派”，對“反右傾”鬥爭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不好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強行進入解放日報社，阻止《解放日報》發行。廣大讀者雲集報社大樓外，高呼“我們要看《解放日報》”，與占領報社的“造反派”激烈辯論達數日之久，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解放日報》事件”。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解放日報》被“造反派”奪了權。此後，在張春橋、姚文元及其追隨者的操縱下，報紙墮落成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輿論工具。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報紙公然指名道姓地誣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開了地方報紙點名批判國家領導人的先例，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和嚴重的後果。
粉碎“四人幫”後《解放日報》獲得新生，批判了林彪、“四人幫”製造的謬論，開始扭轉了“假、大、空”的宣傳作風。在真理標準討論及以後的“補課”中，端正了思想路線。在此基礎上，《解放日報》一麵加強改革開放的宣傳報道，一麵探索自身的改革。
《解放日報》在五十年代中期曾試行過改革。一九五六年七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告讀者》，帶頭改版。《解放日報》隨之提出了改革方案，改進新聞報道，創辦貫徹“雙百”方針的理論專刊和文藝副刊，在報紙的編排上也有所突破。但這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夭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開始的新聞改革，第一步，提出報紙的共性是思想性，個性是新聞性，報紙應以發表新聞為主，要加強新聞報道。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開始在第一版特辟“短新聞”專欄，刊登昨日與前日發生的新聞，長者百餘字，短的數十字，以此來改變過去新聞“長、空、少、慢”的狀況。經過一年實踐，引起了讀者的關注和濃厚興趣。以後報紙取消了這個專欄，把這樣的新聞擴大到整個一版、二版，從而推動整個版麵的改革。第二步，提出“加重，搞活”的方針，既要提出重要問題，又要防止在講求生動活潑時把報紙內容弄得“輕飄飄的”，加強新聞的思想性和群眾性；接著抓經濟新聞的改革，提出經濟宣傳也要講效益，提倡經濟新聞要麵向社會、麵向群眾。第三步是提倡社會新聞，並把它作為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組成部分。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解放日報》在頭版位置，報道了《一輛二十六路無軌電車翻車》的消息，改變了過去事故新聞不上版麵的觀念和做法。以後，報紙又刊登了《陳燕飛懷孕五個月下水救人》、《眾人虎口奪婦女》等社會新聞，受到讀者的好評。
《解放日報》新聞改革的另一個特點是參與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群眾生活。一九八○年七月到十月，由《解放日報》倡議，並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上海市總工會和共青團上海市委一起，在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和豫園商場，開展由消費者投票評選最佳商店、最佳營業員和服務員的活動，即“三街一場雙佳”活動，收到很好的效果，在社會上以及新聞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九八二年四月，《解放日報》與市總工會、共青團市委、市出版局共同發起“上海市職工振興中華讀書活動”，並長期堅持。參加讀書活動的最多時達百萬人，他們讀近代史和社會發展史，受到了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在讀書活動中湧現的一大批積極分子，有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有的參加了共青團，有的成了讀書輔導員。中共中央肯定了上海的讀書活動，把這一做法向全國各地推廣。《解放日報》還同《文彙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上海電視台、《青年報》、青年宮等單位聯合舉辦國慶集體婚禮，對移風易俗、婚事新辦起了一定的作用，受到許多青年及其家長和社會各界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