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影響性的綜合報紙(1 / 3)

有影響性的綜合報紙

《光明日報》

《光明日報》是中共中央主辦,委托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管,主要麵向廣大知識分子的全國性綜合性日報。它是各界知識分子了解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方針政策特別是有關知識分子政策精神的主要媒體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聯係廣大知識分子的橋梁和紐帶,也是外界觀察和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窗口。

《光明日報》創刊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社址在北京。四十多年來,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等中共三代主要領導人,都對《光明日報》的工作非常重視,做過許多重要指示,給予了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毛澤東為《光明日報》創刊題詞:“團結起來,光明在望,慶祝光明日報出版”。一九八九年《光明日報》創刊四十周年之際,鄧小平題詞:“光明日報四十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江澤民親切接見當時《光明日報》的主要負責人張常海、徐光春,對《光明日報》的宣傳工作作了重要講話。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九日,江澤民在接見《光明日報》總編輯徐光春、副總編輯王晨時,又一次對辦好《光明日報》作了重要指示。他說:“《光明日報》是我們黨麵向知識分子的一張重要報紙。過去我經常看《光明日報》,現在我還是天天看《光明日報》。”“《光明日報》要團結海內外廣大知識分子。你們要為知識分子服務,你們就要了解他們,熟悉他們。”

在中共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光明日報》積極宣傳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理論,及時充分地報道國內外政治、經濟、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和社會生活中知識分子所關心的重要新聞,並且注意針對社會和經濟文化生活中的一係列熱點、難點、疑點問題,展開有深度的報道。這些報道既有宏觀指導意義,又適合知識分子閱讀的興趣,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

《光明日報》最初由中國民主同盟創辦。一九五三年,改為由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業者聯合會聯合主辦,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陸續創辦“史學”、“文字改革”、“文學遺產”、“哲學”、“經濟學”、“文化生活”、“東風”等專刊、副刊,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學術研究和爭鳴的園地。一九五五年元旦,《光明日報》為推動文字改革,在首都各大報中率先改豎排為橫排。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報社領導層改組,但仍然以文教為主要報道內容。

由於受左傾路線的影響,《光明日報》在宣傳報道上也出現過一些失誤。特別由於康生等人的插手,在理論、學術問題上搞過一些錯誤的批判。如對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判;在“合二而一”問題的討論中,給著名理論家楊獻珍等人無限上綱,產生了很壞的影響。“文化大革命”期間,《光明日報》實際上成了林彪、“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的工具。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發表的署名何明、題為《擦亮眼睛,辨明真假》的文章,被稱為點燃“文革火炬”的兩篇文章之一。

粉碎“四人幫”以後,《光明日報》在批判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在思想理論上撥亂反正,特別是在貫徹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方麵,作了大量的宣傳報道。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對推動中國人民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並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及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作了重要的輿論準備。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作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為開端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給予了高度評價。

八十年代以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光明日報》在宣傳中共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推進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體製改革,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麵,堅持正麵宣傳為主的方針,做了大量報道。尤其在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特別是科教人員的作用,在重視科學技術、重視教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方麵,通過各種方式,進行了突出和深入的宣傳報道,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一九九二年元月起,該報周末擴大為8個版。從一九九三年元月一日起,報紙由4版擴為8版。擴版後的《光明日報》,有4個版刊登要聞、科教文新聞、綜合新聞、國際新聞,有3個版為專刊版,共創辦了20個專刊,各專刊每周或雙周刊出一次。

四十多年中,《光明日報》在宣傳報道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及時傳播教育、科學、文藝、理論等領域的各種新的信息。

《光明日報》在它的發刊辭中,就把“忠實的報道”列為一條重要的方針。在新中國初期的十幾年裏,一直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宣傳報道。它所傳播的信息中,以教育方麵特別是高等教育方麵的內容居多。同時,它對學術理論、政法、統戰以及文藝等方麵信息的傳播也很重視。在理論學術宣傳上,除專刊外,還曾開設“學術簡報”和“學術討論動態”專欄。由於它提供的信息及時,學術氣氛濃厚,成為全國學術理論界的重要信息來源之一。

進入新時期以後,《光明日報》更加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方麵的宣傳報道。為此,該報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發表的題為《廠礦企業搞科技研究好處多》的調查報告。一九八○年七月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對依靠科學技術發展經濟取得巨大進展的常州、襄樊、沙市、宜昌4個中等城市所作的連續報道,都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同時,對普及初等教育,端正辦學思想,反對片麵追求升學率,改革中等教育結構,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業餘教育,改善和加強高等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以及建立教學、科研、生產聯合體,勤工儉學,廣開學路,學位工作,人才流動和學用一致等方麵,都適時地作了報道。一九八二年關於上海交通大學打破“大鍋飯”,進行管理體製改革的報道;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八四年三月,兩次關於湖南株洲電子研究所改事業費開支為有償合同製的報道;一九八八年關於遼沈地區科技體製改革的報道,都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注意和肯定。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日,推出“科技興業一著”專欄,采用新文風、短文章、圖文並茂的形式,宣傳科技和人才在經濟建設特別是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對實際工作起了推動作用,受到廣大讀者和新聞界同行的好評。在國際報道方麵,也盡力滿足廣大讀者對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多方麵的信息需求。駐外記者發回的“國外大專院校介紹”、“國外著名學府一瞥”、“國外科技政策介紹”、“國外著名科研機構一瞥”、“國外第二職業”、“國外反腐倡廉狀況”等係列報道,開闊了人們的眼界,為讀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二)充分反映知識分子在中國建設各個方麵所起的突出作用,並為知識分子提供發表意見和建議的園地,鼓勵他們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獻計獻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光明日報》以消息、通訊、報告文學以及“光榮榜”、“英才畫廊”專欄等多種形式報道的知識分子先進人物數以千計。他們當中既有中青年,又有老專家;既有自然科學工作者,又有社會科學工作者;既有科研人員,又有教師、學生和歸國留學生。其中較著名的有陳景潤、蔡希陶、謝希德、曹天欽、楊樂、張廣厚、鄧稼先、楊聯康、路甬祥、欒、蔣築英、韋鈺、彭道儒、華羅庚、錢偉長、王淦昌、侯學煜、唐敖慶、黃昆、林蘭英、周禮榮、張華、譚顯富、孫冶方、夏鼐、丁聲樹、呂叔湘、王遐方、王國卿、羅尚功、陳章良、馮長根、王成海等。一九九○年一月報道了東北工學院本科畢業生於彬主動要求到第一線當爐前工的事跡。七月,又報道了該院新畢業的研究生王偉擔任吉林鐵合金廠104爐長的事跡。這篇報道曾得到李鵬總理的肯定和推薦。所有這些知識分子的高尚品德和突出貢獻,成為廣大知識分子學習的榜樣,從而促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念深入人心。一九八三年,光明日報社與其他6個新聞單位聯合發起,在全國中小學校開展評選優秀班主任活動。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該報除刊登一些優秀班主任的先進事跡以外,還將3000名優秀班主任的名單在報上公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為鼓勵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為國家建設獻計獻策,該報自一九七九年以後就國家經濟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如農業現代化、南水北調、西北高原的建設方針、能源政策、交通運輸等,有計劃地組織專家學者在報上發表意見和建議,並開展討論。一九九一年發表了對“星火計劃”等6大科技計劃的係列報道,以及對幾十個高新技術開發區的係列介紹,得到國家科委負責人的高度評價。一九九二年初,在第七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將要討論三峽工程之前,《光明日報》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和報道予以配合。其中《三峽工程論證始末》的長篇報道,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產生了積極的效果。與此同時,報紙還設立“光明論壇”、“讀者論壇”、“百家論苑”、“大家談”等欄目,吸引知識分子就改革開放、經濟建設以及社會政治生活各方麵的問題發表看法和意見,以調動廣大知識分子參政、議政、投身於改革開放的積極性。

(三)維護知識分子的正當權益,對違反政策和法律的現象開展批評,發揮報紙的輿論監督作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方麵知識分子的地位、作用得到承認,處境有所改善;另一方麵許多地方仍然不時發生政策不落實,乃至歧視、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的現象。因此,《光明日報》除正麵進行報道以外,十分重視抓住典型,對一些帶有普遍性的消極現象,進行有力的批評、揭露,以維護知識分子的權益。該報還就知識分子生活待遇、工作條件、中年知識分子的健康、著作版權、稿酬、職稱、人才斷層、社會科學界麵對新挑戰、流行音樂等問題,發表了許多有份量的“話題新聞”和調查報告,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受到知識分子的歡迎和有關領導部門的重視。

(四)辦好專刊和副刊,為廣大知識分子提供探討學術理論和進行文藝、學術爭鳴的園地。

設立理論學術性專刊,是《光明日報》的一個傳統特色,曾得到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高度重視和關懷。五十年代創辦的專刊,多由高等學校和研究單位的知名專家學者組成編委會,並由他們主編。比如“史學”專刊,由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和翦伯讚教授擔任主編。“文學遺產”由陳翔鶴擔任主編。這些專刊上所探討的學術問題十分廣泛,諸如關於曹操評價,關於《胡笳十八拍》,關於農民戰爭、讓步政策,關於道德繼承,關於形式邏輯,關於思維與存在同一性,關於《蘭亭序帖》真偽等等問題,都曾有過比較熱烈的討論和爭鳴。由於五六十年代,國內的學術性刊物很少,這些專刊在繁榮學術、推動學術爭鳴方麵起了極重要的作用。這些專刊的創辦,不僅吸引了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辦報,而且還發現和培養了一批人才。當年為這些專刊撰稿的中青年,有的後來成為很知名很有權威的專家學者。《光明日報》的專刊在新時期繼續經常就各自領域裏的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發表文章,進行探討和爭鳴,引起了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興趣和關注。

《光明日報》從創刊之日起,曾設立綜合性副刊“朝陽”。一九五八年創辦的文藝副刊“東風”,是該報延續時間最長的副刊。“東風”曾發表過董必武、葉劍英、陳毅、謝覺哉等老一輩革命家和郭沫若、田漢、範長江、王昆侖、趙樸初、鄧拓、田間、臧克家、吳晗、秦牧等知名學者、作家的詩詞、雜文,發表過梅蘭芳、紅線女、陳伯華、袁雪芬等許多著名表演藝術家的“談藝錄”,華君武的漫畫,等等。副刊上也經常發表一些爭鳴文章,如沈從文、王力關於古人胡子的討論,郭沫若、唐蘭關於“盤中詩”的不同看法,吳晗、李希凡、王子野關於曆史劇的論爭等。

一九九三年報紙擴為8版後,專刊版作了新的調整,“理論經緯”、“學術”、“經濟縱橫”、“史林”、“法與社會”、“民主與團結”、“精神文明”、“民族生活”、“科技苑”、“文化與生活”、“文藝評論”、“周末文薈”、“國際長廊”、“台港澳”等專刊,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

光明日報社有職工692人,其中編采人員為262人。編輯部設有理論、教育、科技、國內政治、經濟、文藝、國際、群眾工作等專業部和記者部、總編室、新聞研究所。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深圳特區、大連、蘇州等地建立記者站,並在華盛頓、東京、莫斯科、倫敦、巴黎、波恩、羅馬、堪培拉、開羅、曼穀、馬尼拉、華沙等世界大城市設有21個記者站。編采人員中具有大專文化水平的占94%,獲得高級職稱(在職)的有112人,其中高級編輯和高級記者15人,主任編輯、主任記者97人。

《光明日報》向國內外發行。為使讀者及時看到報紙,除北京外,還在上海、廣州、武漢、西安、成都、蘭州、沈陽、鄭州等地設有代印點。海外已發行到120多個國家和地區。

光明日報社還辦有出版社。還編輯出版《文摘報》(周二刊)、《博覽群書》(月刊)、《中流》(月刊)、《書摘》(月刊)、《考試》(月刊)等。從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起,該報北京地區報紙全部實行激光照排和膠印。一九九二年五月開始,可以承印彩色報紙。

《光明日報》創刊時,社長為章伯鈞,總編輯為胡愈之。嗣後至一九九五年,擔任總編輯和社長以及相當職務的為邵宗漢、常芝青、儲安平、楊明軒、陳此生、穆欣、莫艾、範戈、楊西光、杜導正、姚錫華、張常海、徐光春、王晨。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是國務院直接領導的、以經濟宣傳為主的全國性綜合報紙。日出對開一大張,在國內外公開發行。一九九二年起,每周三增出“擴大版”,周六增出“周末版”。

《經濟日報》於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在北京創刊。

《經濟日報》的隸屬關係幾經變更。最初由國家經濟委員會領導,一九八五年起由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領導,一九八七年起由國務院聯係與指導,一九九○年五月國務院決定《經濟日報》隸屬於國務院係統,由研究室進行業務指導,由辦公廳實行歸口管理。

在全國性報紙的行列裏,《經濟日報》是最年輕的報紙之一。它是隨著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揭開序幕而誕生的。因此,從創刊伊始,它就把宣傳報道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早在創辦之初,它就提出這樣的辦報方針:以報道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製改革為主要內容,努力宣傳中共和政府的經濟方針政策,分析經濟戰線的新形勢、新問題,報道新成就、新經驗,表彰經濟建設、體製改革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先進典型,報道國際經濟新聞,探討經濟理論,傳播經濟信息,介紹經濟知識和科學技術知識,反映來自群眾的意見和呼聲。

隨著報紙事業的發展,《經濟日報》的隊伍不斷壯大,內部機構日臻完善。編輯部設置的機構有:總編室(包括攝影組、美術組、情況組、檢校組、圖書室等)、記者部、評論部、工交部、財貿部、農村部、科技部、理論部、國內政治部、國際部、對外部、副刊部、增刊部、群眾工作部、信息研究中心(包括新聞研究業務)。全國除台灣、廣西、寧夏、西藏、青海外,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設記者站,深圳、重慶、大連、廣州、武漢等市也派有常駐記者,共40餘人。

《經濟日報》在國外設立了12個記者站,分布在日本、德國、聯合國、歐共體、英國、獨聯體、匈牙利、保加利亞、瑞士、巴基斯坦、埃及、奧地利。

《經濟日報》對外聯係日益廣泛,每年都要接待許多來訪的海外新聞界、經濟界人士。報社經常應邀派出代表團(組)或記者出訪,並與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主要新聞單位建立了定期互訪關係。報社還多次組織以經濟為主要內容的大型國際討論會,推動經濟合作和交流。

《經濟日報》在集中力量辦好報紙的同時,它還編輯出版《花卉報》、《中國企業家》雜誌、《中國經濟信息》月刊、《經濟文摘》報、《全國新產品》雜誌等報紙和期刊,其中《花卉報》是唯一在台灣公開發行的大陸報紙。對外刊物有與香港《經濟導報》合作主辦的《中國經濟新聞》(中英文對照),在香港編輯出版,向香港、澳門及國內外發行。由報社主辦的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過許多有影響的經濟著作。

《經濟日報》在采用現代化技術設備方麵,步子邁得也比較大。進入九十年代,微波通訊、電腦微機接收、傳真等通訊設備網絡已經形成。印刷廠進行了技術改造,自一九八六年即開始采用國產計算機激光照排漢字編輯排版係統,成為中國第一家淘汰鉛作業、利用電子計算機實行全部屏幕排版的報紙。《經濟日報》在全國有11處航空版和傳真印點。

《經濟日報》創刊以後,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下,通過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實踐,為宣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起了應起的作用,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辦報風格和特色。這主要是:

(一)始終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

《經濟日報》對於宣傳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始終一貫滿腔熱情,態度明朗,不論遇到什麼情況都沒有動搖。它不僅突出地宣傳了大量改革開放的典型單位、人物和經驗,而且經常在一些重要時刻,大膽發言,評說是非,發揮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比如,一九八七年初,當社會上出現對改革開放有某些模糊認識時,它及時地圍繞租賃究竟姓“社”還是姓“資”這個問題,開展了一場“關廣梅現象”大討論,明確地提出:改革姓“社”不姓“資”。這場討論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產生了轟動效應,因而獲得第九屆全國好新聞特等獎。一九八九年下半年,當人們對改革開放產生某些誤解,社會上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不少企業廠長經理處境困難的時候,《經濟日報》在八月份就發表了述評文章《“變”與“不變”的思辨》,明確地提出企業承包製和廠長負責製這兩項重大改革措施決不會改變;接著又發表了《為廠長經理說幾句話》的述評,提出要正確評價企業家的功過得失。這兩篇重要述評,在當時企業中爭相傳誦,對穩定人心、堅持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二)不斷提出經濟工作和經濟生活的“熱點”和“難點”,幫助讀者正確認識形勢,分析問題。

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新舊兩種體製的摩擦,必然帶來各種不同思想的反應,加上經濟工作、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使群眾經常產生各種各樣的困惑和疑慮。在這種情況下,有針對性、有說服力地進行思想輿論疏導,就成為新聞媒介的一項重要任務。《經濟日報》在這方麵的工作做得比較經常,並且成為它的一個主要特色。比如,一九八八年,物價問題成為群眾議論熱點的時候,《經濟日報》連續發表以物價問題為主要話題的《北京大雜院納涼對話》,用群眾的切身感受解開群眾的思想扣子,起了較好的思想疏導作用。在“理一理我們的思路”專欄中連續刊登的《中國改革的“物價關”》,比較深刻地回答了社會上的種種認識問題,指出中國麵臨的問題是“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不能兼得,我們別無選擇,隻能勇敢而謹慎地走下去。一九八九年初,一度出現各種主要生產、生活資料緊缺的現象,許多工廠停工待料,原因何在,眾說紛紜。《經濟日報》為此連續發表了《鋁哪裏去了?》《鋼材哪裏去了?》《煤哪裏去了?》《化肥哪裏去了?》《彩電哪裏去了?》等十多篇係列評論,對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作了具體的、實事求是的分析。

同年秋天,出現了市場疲軟現象和九月份工業生產增長率僅0.9%的情況,社會上一度思想波動,有些人認為經濟危機已經到來,還有人歸咎於經濟緊縮過度。正在這種時候,《經濟日報》連續發表了《曆史的教訓值得記取》、《0.9%說明了什麼?》、《對“疲軟”要作正確分析》,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代表們推薦了其中第一篇,要求大家認真學習文章的觀點。

(三)敢於揭露和批評經濟工作中的矛盾,並積極促進其解決。

《經濟日報》從創辦伊始,就以敢於揭露和批評經濟工作中的矛盾和問題引起讀者注意。它的特點:

1.注意抓住那些同廣大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例如:一九八三年對保定市第一輕工業局某領導幹部多占住房的連續批評報道;一九八四年旨在破除商業工作中守舊經營思想的《讓王府井亮起來》的連續報道;一九八六年對雪花電冰箱質量問題的批評報道和討論;一九八七年揭露農村“三掛鉤”不落實問題的連續報道;一九八九年對“條子現象”的曝光和討論;一九九一年關於火車、飛機晚點問題的批評報道,等等,都因事關千家萬戶,引起廣泛關注。

2.批評立足於推動問題的解決,或積極地指出解決的途徑。上述批評報道,都收到了積極的效果。如《讓王府井亮起來》的報道發表後,不僅使王府井真亮起來,而且影響全國,推動一大批大中城市開辦早市和夜市。關於“條子現象”的討論,引起國務院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最後國務院為此發了文件,對於改進農村“三掛鉤”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至於火車、飛機晚點的批評,更是配合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工作,促進了問題的解決。

3.講究方式方法,盡可能做到“阻力較小,效果較好”。既要態度鮮明,更要注重調查研究,事實準確,同時要與人為善,考慮被批評者接受的程度,不追求所謂“轟動效應”。

(四)堅持進行新聞改革,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改進經濟宣傳的路子。

為了解決經濟宣傳報道中長期存在的“外行看不懂,內行不屑看”的問題,《經濟日報》從創刊以後,一直堅持新聞改革,探索如何改進經濟宣傳報道,以適應改革開放形勢的需要。一九八六年,編委會就提出了“三貼近”的新聞改革要求,即同中共中央的精神貼得更近些,同實際工作貼得更近些,同群眾脈搏貼得更近些,並努力在三個“貼近”的交叉點上抓題目,爭取報紙上的重點報道,既是中共中央正在抓的,基層正在幹的,又是群眾正在想的。這三個“貼近”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根據這樣一個指導思想,《經濟日報》在新聞改革中的著力點是:

1.在宣傳報道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成就時,力求把它同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使讀者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曆和感受,深刻地體會社會主義優越性。一九九○年初,報紙在宣傳報道十年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成就時,發表了一套係列述評,談“五個變遷”,即:《吃的變遷》、《穿的變遷》、《住的變遷》、《行的變遷》、《用的變遷》,以及“五個變遷”的背後。這些報道,都是通過廣大人民群眾最易感受的日常生活上的變化,反映改革開放和國家重點建設給全體人民帶來的利益,讀來真實、自然、生動、親切,很受讀者歡迎,並獲得一九九○年全國好新聞獎。

2.在新聞報道和評論中努力增強宏觀意識、理論意識、國際意識、建設意識。幾年實踐的結果是:從宏觀上分析研究經濟走勢的深度報道大量增加;經濟述評的理論色彩有所加強;國際經濟報道開始占領頭版甚至頭版頭條地位;建設性批評報道的新品種正在嚐試。

3.不斷研究改進經濟報道的寫法,增加花色品種,提高宣傳藝術。對於正麵報道,《經濟日報》強調“兩結合”,即把理直氣壯與喜聞樂見結合起來,鼓舞人心與實事求是結合起來。一九八八年推出的一套用辯證法分析各省經濟形勢的評述性的報道《香香臭臭話廣東》、《真真假假話福建》、《窮窮富富話江西》、《虛虛實實話安徽》等13篇,就是體現上述要求的一次比較成功的試驗。《經濟日報》還創造出許多新的報道形式,如組合新聞、對比新聞、現場速寫、署名評論員文章、對話評論、對話實錄、現場評論、讀者點題、列車調查、專線電話、散文式評論、新聞照片上頭版頭條、連續性新聞照片,等等,均收到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