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目前我們最關心的人口結構問題就是21世紀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即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及其對策。我們知道，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發展過程中人口的自然變動與機械變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我國現實人口發展過程中，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死亡率變化對人口老齡化的作用還很微弱。應該說人口老齡化是我國生育率下降的直接的人口學後果之一[20]，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人口再生產模式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必由之路。而且，無論當前對生育水平作何種微調，我們都將無法避免這種由生育率下降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屆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數在下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都將在3億以上，最高達3.7億左右[21]。在這裏必須明確指出，2064年時的65歲以上老人如今都早已出生在世，其人數與未來的需求量（物質需求量），已經與今後65年生育水平無關了。
生育率的下降，一方麵，控製了人口數量的增長，另一方麵，卻加劇了人口老齡化。而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我國人口數量仍然逐年增長，人口老齡化程度也逐年提高。兩者同時出現，應該說是同一件事情所導致的兩方麵的不同結果。因此，如何理解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與人口總量控製之間的關係將是計劃生育政策抉擇的重要前提。
2．控製人口數量與人口素質
僅占國民收入3%左右的教育投入，在不同的人口基數下，顯然會取得不同的效果。因此，控製人口數量，將有利於提高人口素質。當然我們並不能僅以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口素質。但是，在我國控製人口數量的艱巨任務仍在於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情況下，在我國仍然有大量受教育年數較少的人員滯留於農村與中西部地區的情況下，控製這部分人口的數量，以減少新一代的低教育水平人口的出現勢在必行，這不僅可以提高全國總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同時也將為控製人口提供一個更為良好的社會環境。
3．控製人口數量與人口遷移、城市化
人口遷移，作為人們的理性行為，一般而言，最主要的是受到了遷出地與遷入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差距的影響。正如我們前麵提到的，人口遷移僅作為一種人口現象，它本身並不成為問題。而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這種人口現象與各種大小、性質、範圍不同的地區（如各省市區、城鎮與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產生了不協調。在我國目前各種地域範圍的地區都普遍存在著人口過多的情況下，我國人口遷移的方向與流量將是如何？我國人口遷移目前宏觀的遷移流向是由中西部相對不發達地區向東部沿海相對發達地區的遷移。而問題的本質則是，形成我國人口遷移的最終源動力在於遷出地人口過多，特別是勞動力年齡人口的過多所形成的推力，而並不是簡單地由區域間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所引起的[22]。那麼，在遷入地人口本身已經過多的情況下，我國今後的人口遷移對遷入地區，特別是對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注意，這些地區同時也是人口生態環境較差的地區）造成的巨大人口壓力又如何解決呢？人口遷移與流動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無疑將逐步增強。而控製人口，不論是對遷入地，還是對遷出地，都將緩解這種由人口過多造成的各種壓力，從而為政府製定引導人口遷移的流量與流向的宏觀政策提供最根本的保證。與此同時，隨著人口遷移強度的不斷增強，人戶分離現象不斷增多，流動人口被一致認為是計劃生育工作的難中之難。又有誰現在能夠準確說明這部分流動人口對於我國人口總量的影響呢？
在人口預測過程中，盡管我們對我國的人口城市化發展前景比較樂觀，但是，對於我國人口城市化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尚有爭論，各區域的城市體係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城市化是否能夠按照我們預期的那樣發展呢？（似乎這一點從來都沒有人懷疑過！人們在懷疑人口統計數據，並作一定調整的同時，卻並未曾對城市化的真實水平提出過疑義。）即使人口城市化水平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但人口遷移（主要是由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和城市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人口數量的問題呢？由農村遷入城市的人口的生育意願與政策要求之間的差異是否會立刻通過城市化而被解決呢？如果不控製人口總量，那麼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我們是否能夠避免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展國家曾經、正在出現的各種城市病呢？如果不控製人口總量，我們何以取消目前所討論的各種城市屏障（如大城市規定各種行業、職業對人員的要求）呢？如果不控製人口總量，由於農村地區存在的巨大的人口壓力（或推力）又如何能夠在城市化進程中得到有序轉移呢？
4．置於世界背景下看待我國的人口數量問題
在世界人口達到60億的現在，如果我們必須從全球範圍來看待我國的人口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我們國家的人口總量在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控製以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世界人口的減速增長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盲目樂觀。目前的世界人口增長主要來自於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的人口則日趨萎縮。在這種情況下，有學者提出，在今後，由於我國的人口眾多，可以作為一種資源，一種國力，而在世界上居有相對有利的地位。那麼，以此推論，目前世界上其他具有較高人口增長速度的發展中國家在今後也將會具備一定的優勢嗎？
如果說，西方國家生育率降低以後所形成的勞動力短缺，有可能會為我國人口在今後的發展過程中緩解勞動力資源的壓力提供一絲一毫的機會的話，那麼這種緩解隻能通過一種方式，即國際遷移。但首先要試問，如果說向海外的移民可以減少我國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那麼，這種做法在民國時期，許仕廉等人在討論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重要途徑時就已經明確指出過，實際效果如何，是否可行呢？其他國家是否需要我國向海外的移民呢？事實已經證明，這種想法是根本不可行的。我們國家的人口問題，隻能依靠（注意，這裏僅僅是依靠，而非完全依靠，即並未排除向海外移民所帶來的部分壓力的減輕）我們自己去努力解決，而不可能期盼其他國家的接納移民，或者說由於他們年齡結構的問題，而尋求大量移民以緩解我們國家的人口壓力。
既然大家喜歡用日本的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衝擊來作為例子說明，那麼在這裏，我們也可以引用日本作為例證來說明這一事實。日本盡管到目前為止，已經完全感受到了老齡化所帶來的痛苦，但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海外的移民呢？他們是否願意通過移民來改變年齡結構呢？《參考消息》2000年4月4日第六版“社會?文教”上同時刊載了三篇我們，一篇是題為《日本緩慢調整退休金製度》的我們，說明老齡化對日本社會經濟帶來的巨大衝擊，以及日本政府對退休金製度的改革措施；第二篇則是《日本：垂垂‘老人國’移民難又難》的我們，我們指出，盡管目前“日本要維持1995年時的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例，每年至少需要‘進口’60萬移民”，但調查表明“有近80%的人反對引入更多新移民”。“即使是在大學工作的移民教員，無論薪金還是其他待遇均遠不及日裔同事。”可見，這種向海外的移民強烈地受到了遷入國的製約。而第三篇我們則題為《日本人排外招數多》。文中指出，“日本人表麵上崇洋，但骨子裏卻十分排外[23]。”
對於同樣是老齡國家的歐盟各國亦同樣存在此問題。如德國，同樣也存在著人口老齡化及由生育率下降帶來的勞動力短缺，但德國采取的是排斥模式，即在接納移民的歸化方麵有著十分嚴格的要求。而在思想意識方麵，則堅持“我們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的說法[24]。那麼，在這種思想意識、遷移政策之下，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我們國家的移民呢？
除此而外，我們還必須看到，即使是遷入國允許移民入境的話，他們對於移民也有著非常苛刻的要求。從遷移理論的角度來看，移民的相對素質必然高於遷出地人口的平均素質。如果按照向海外移民的措施，我們同樣應該知道，這部分遷出的人口，必然是我國的精英，這種人才的腦流失現象，在不少的發展中國家都曾經出現過。那麼，試問，這種現象對我國今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是好是壞呢？是有利的還是不利的呢？是利大於弊呢，還是弊大於利呢？我想答案是顯然的。
其實，我們在分析控製人口數量與這些人口要素之間的關係時，是絕不可能孤立地來看這些問題的，作為人口係統內部的有機組成，相互之間仍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如調整人口年齡結構與人口遷移之間的關係（既然人口遷移能夠改變各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那麼，隨著人口遷移的不斷擴大，各省區間不同的人口年齡結構以及遷移人口的年齡結構，將會對我國各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作出適當的調整與補充，形成“削峰填穀”的作用[25]）、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對人口素質的影響、人口年齡結構、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等等，都是無法割裂的。隻有係統全麵、深入地理解這些關係，才能更有助於我們理解人口問題，研究人口問題，解決人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