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低生育率水平下的中國人口控製政策的抉擇
我們對這些關係的討論並不是想否認控製人口數量可能會導致的一些後果問題，相反，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嚴格控製人口數量的生育政策將會帶來一係列的人口現象，並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之間產生不協調。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人口問題是發展問題”，重要的是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發展”？是將所有的人口問題都歸結到“發展”上呢？還是都歸結到“人口”上？抑或是既考慮“人口”因素，也考慮“發展”因素。這是我們在研究人口問題時的基本出發點。我們並不是悲觀論者，並不企圖從各種不同的人口問題的產生到其發展，都歸結到人口數量上來。更不是將所有問題都歸結到“發展”問題上。因此，在目前我國低生育水平下，我國的人口控製政策仍然不能有絲毫的鬆動。
其實，這個問題涉及到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在低生育率水平下，生育政策的既定方針為什麼不能改變。即在低生育水平下，“控製人口數量”為什麼仍然是首要任務？第二個層次是：在我國目前低生育率水平下，在堅持控製人口數量的方針下，生育政策是否需要微調？
（一）為什麼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控製人口數量”仍然是首要任務？
我們認為，在我國目前低生育水平條件下，控製人口數量仍然是我國的人口政策（主要是指人口數量政策）的首要任務，在我國的人口發展，乃至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是其他人口問題所無法比擬的。我們仍然必須嚴格實行國家的既定方針。
1．在我國目前的人口生育政策中，我們並沒有看到國家對於人口數量控製問題的絲毫鬆口。在所有的黨和國家的文件中，都仍然將控製人口數量作為首要任務來抓。這就是政策保障。目前中央的各種政策措施，應該說是集眾家之長，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在總結了曆史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製定出來的，已遠不同於受政治環境的作用而左右決策的時代背景。而且，在中央有關生育政策的文件中，控製人口數量作為最重要的內容的同時，亦未忽略人口結構與人口素質的問題，仍然提出“重視人口老齡化問題”。這本身就說明，控製人口增長，作為中央的精神，是在兩種後果之間作出的一種抉擇。
2．龐大的人口數量，以及由此帶來的每年較大的增長量，在控製人口數量的情況下，仍使我們並未感到人口壓力的緩解，相反愈加沉重。不論是人均國土麵積、人均耕地麵積、人均淡水資源、人均森林資源、人均礦產資源、人均消耗能源等等都由於人口基數的龐大，而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6。黃河斷流、長江、鬆花江等流域的罕見洪澇災害則向我們敲了警鍾。這種由龐大的人口數量以及不高的人口素質對資源環境帶來了嚴重的影響[26]。誰也不會否認人口因素在我國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與地位。那麼，在巨大人口壓力之下，是人口數量重要呢，還是人口結構更為重要呢？是人的生存重要呢，還是其他的更為重要呢？
3．我們控製人口數量，並不是僅僅為了控製而進行控製，其最終目的是在於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需求。在我國目前麵臨著由人口過多而引起的巨大的就業壓力時，在今後勞動力資源仍然十分豐富，甚至過剩的情況下，在由人口過多而帶來的各種環境、資源問題的情況下，我們是希望那些通過計算得到的四五個被撫養人口是由一個充分就業的人來養活呢，還是由兩個未能就業的人來養活呢？
（二）為什麼在目前低生育水平下，在堅持控製人口數量的前提下，生育政策不需要微調？
首先假設，如果需要對我國現行生育政策進行微調，那麼，為什麼要微調，這種微調是指什麼？是分地區的調整，還是從各種不同的人口的狀況，予以區別對待呢？
無疑，目前各省區間生育水平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許多人針對這種差異提出需要對現行人口政策進行微調（即分區域的調整）；也有人從全國宏觀的角度考慮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水平及速度而提出需要對現行生育政策進行微調。即在人口數量問題與人口年齡結構問題之間作出政策抉擇。
如果說是分區域調整生育政策的話，那麼首先微調傾向於東部沿海省份中生育率水平已經較低的省市，那麼這就會使一部分地區的生育率水平略有上升；同時，由於經濟起飛的初期經濟的發展具有鼓勵和刺激生育水平提高的作用，特別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在300～700美元時，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同時處於最有活力的時期。但目前我國1/3的省份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在550美元以下，而且這部分地區恰好也是目前生育水平較高的省份[27]。那麼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這部分地區的生育率由於受經濟發展的影響而可能會有所提高，從而形成另一部分提高生育水平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能保證“穩定低生育率”的政策呢？
更何況，在當前我國生育政策並未予以調整的時候，人口統計數據是否真實，流動人口中的生育狀況如何，由人戶分離引起的生育統計數據的不準確等等的問題都依然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又應該如何確信這種生育政策的調整以後的狀況呢？
同時，由於育齡人口數量還沒有達到峰值，而且90年代由於少生和遲生導致生育率下降的背後也積累了一股龐大的生育勢能（注：潛力），使得我國龐大的育齡人口中，蘊藏著巨大的“生機”[28]。而這部分（生育勢能）的爆發又從何可以保證“穩定低生育率”政策呢？
其次，從宏觀人口發展進程來看，如果說從全國宏觀的角度考慮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水平及速度而提出需要對現行生育政策進行微調，那麼，這就不得不使我們重新審慎地考慮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之間的關係問題了。郭誌剛教授曾從五個方麵對這一關係進行了詳盡論述[29]，使我們能夠更深入地體會到僅僅通過調整生育率水平，來緩解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各種壓力是不切合實際的。前已述及，人口老齡化問題並不是簡單的人口年齡結構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年齡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不協調。在這方麵，我倒覺得，似乎說“人口老齡化問題是發展問題”更為確切。
再次，目前實際的生育意願與政策生育率之間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引起這種差異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於現實生存條件與傳統生育觀念對人們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目前這種有力的計劃生育政策之下，尚且不能按照政策生育率來實現目標，那麼，在對生育政策進行微調以後，又憑什麼來保證這種調整以後的生育政策得到完善與落實呢？而且，我國民眾在趨同心理的作用下，無法避免在地區之間、個人之間作出橫向比較，特別是在生育方麵，那麼，這種微調一旦執行的話，就完全有可能會使一部分人要求獲得同等待遇而不顧生育政策，從而破壞了生育政策。
第四，生育率下降，達到了控製人口數量的目的，從而為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更為強有力的保證。但是，在我國生育率轉變具有鮮明的外生性特征的條件下，生育率下降引致的積極經濟後果並不能自動地生成，而需要相應的社會和經濟條件進行催化。因此，製度和政策因素對於我國生育率下降積極經濟後果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30]。因此，我們更應該將控製人口的積極後果通過各種政策、製度予以充分發揮，而不能等待著這種積極後果的自發出現；我們應該更為樂觀地看到由控製人口數量所帶來的各種長遠的積極後果。
經過百年曲折迂回、充滿苦澀的爭辯和探索，取得了“中國人口必須控製”的共識，在世紀之交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從戰略高度認識這個結論；必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對中國人口問題的各方麵都要有更清醒的認識，必須將“控製人口數量”作為首要任務；而且，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在堅持控製人口數量的前提下，對現行生育政策需要進行調整的意見需要審慎對待。千萬不要“好了瘡疤忘了痛”！更不要“瘡疤還未好就忘了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