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生活質量研究的國際動態
20世紀由於生育率的下降和存活率的提高，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老年人口無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比例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加，相繼邁入人口老齡社會。21世紀人口老齡化趨勢將更加迅猛。據聯合國（2001）預測，全球目前65歲及以上老人每月淨增75萬，而未來20年，每月將淨增2百萬。到2050年，除非洲外，全球其他各洲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將超過或接近20%，歐洲將接近30%。與人口老齡化相伴隨的是人口高齡化。目前全球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約占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16%（UN,2001）。到2050年，80歲及以上人口增至3.7億，占65歲及以上人口的25.4%。（UN，2001）。中國目前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200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9300萬，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80歲及以上人口已超過1300萬，占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接近14%。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3.3億，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22.6%；80歲及以上人口達1.14億，占65歲及以上人口的34.6%（ZengandVaupel，1989；ZengandGeorge,2000）。
20世紀由於公共衛生、營養、飲用水和醫療條件的進步和改善，疫苗和接種的普及，抗菌素的應用，慢性病藥物治療的發展，人類預期壽命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長。僅僅一百年內增加的預期壽命就等於或大於人類從青銅器時代到19世紀末4千年增加的總和。老年期的預期壽命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目前男女65歲老人的預期壽命分別為16和19年，而在20世紀初分別為11和12年，男女65歲老人的預期壽命分別增長約40%和60%。
然而，老年人口的增多和人類壽命的延長是否伴隨著老年人健康狀況的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提高？20世紀80年代開始，老年人生活質量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初成立了生活質量國際研究學會，創辦了會刊，至今已召開了8次年會。2000年中國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生活質量研討會。2001年在東京召開了第一次亞太地區生活質量研討會。這些活動有力地推動了老年人生活質量的研究。我們試圖將目前國際上老年人生活質量研究動態作一簡要介紹。並在文末提供較多的國際參考文獻，供同仁們借鑒。
一、老年人生活質量評估指標的細化和綜合
對生活質量概念的界定因學科領域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對城市規劃者而言，生活質量可包含綠地和其他生活設施的完善程度，但對臨床醫學而言，主要指那些因疾病引起的生理與精神健康方麵的障礙程度。也可能涉及疾病造成的間接影響，比如失業和經濟困難等。一般多用量表測量生活質量。
生活質量的評估指標的細化主要是指量表種類及其變量的增加。生活質量量表可分為一般意義上的總體評價量表，及針對某種特殊疾病而言的量表兩大類。前者中比較常用有醫療效果研究36項條目短表（SF-36）（Ware等，1993）、歐洲（Euro）生活質量量表（Brook等，1996）、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WHO,1994）、個人生活質量評估量表等。36項條目短表主要用來評估總體健康狀況，包括軀體功能、社會交往和情感。歐洲生活質量量表包括軀體、精神和社會調適功能等方麵，很簡單但適用於很廣泛的健康幹預及衛生保健評估和成本效用分析。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是根據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以及他們的目標、期望和所關心的問題對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的感受，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獨立性、社會關係、環境和精神六大方麵進行評估。個人生活質量評估量表是由應答者說出對生活質量中的幾個重要方麵所作的自我評價。以上量表均是總體層麵上的測量，不能揭示患有某種疾病人群的特點，在比較不同的臨床試驗效果時缺乏鑒別力。於是便出現了分不同疾病類別的問卷。例如，歐洲癌症研究和治療組織（EORTC）設計的QLQ-C30生活質量量表（Aaronson等，1993）和癌症治療功效總體評估量表（FACT-G）（Cella等，1993），神經病患者生活質量量表（QOLIE-89）（Devinsky等，1995）是專門為神經性疾病患者而設計的。這些疾病別量表都包括一到幾個總體性問題。臨床試驗中還使用其他更為細致的量表，如住院焦慮和抑鬱量表（HADS）（Zigmond和Snaith,1983）主要側重於測量心理症狀和焦慮或抑鬱的程度及後果。
越來越多研究者傾向於使用健康相關(Health-related)生活質量量表，主要包括有無某種疾病診斷結果，生理功能（如血壓），心理和認知功能，軀體功能（如生活自理能力），健康感受（如健康自評），社會功能（比如，社會交往的性質和範圍）（Blazer,2000）。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和流行病學研究將健康相關生活質量作為臨床試驗的最終結果。
不同生活質量量表的一個共同之處是既包括一個或少量總體問題也包括許多比較具體的問題。一些新的測量方法更注重於情感、角色、社會活動和認知功能等主觀方麵內容。另一個共同之處是福康(Well-being)越來越受到重視。對福康的測量，主要側重於主觀層麵，一般包括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總體健康自評。福康在生活質量中的權重越來越大。因為主觀感受間接甚至直接反映著社會衛生服務質量和老年人對社會服務的滿意程度。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生活質量既應包括主觀感受也應包括客觀評價。兩者缺一不可。環境、社區、鄰裏、家庭、收入都決定著生活質量，但這些客觀指標不能充分揭示老年人對生活是否滿意、是否順心。同時，僅僅知道主觀感受對於製定何種政策和如何實施幹預介入也是不夠的。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主觀感受應在生活質量評估中占相對較大權重。Lawton（1991）指出生活質量是一個多維概念，並強調生活質量在結構上應包括評估，個人標準，社會規範，人與環境，時空等五個方麵；而在內容上應包括行為能力，感知，環境，心理四個方麵。Kahneman等（1999）提出了生活質量應包括五個層次的內容:外部條件（比如，收入、鄰裏、住房等），福康的主觀評價（比如，自評滿意不滿意），一貫的情緒狀態（樂觀/悲觀），行為的生化和神經基礎。目前，盡管生活質量應該包括哪些內容仍沒有一致意見，但許多研究者認為生活質量應該是一個多維概念，至少應包括軀體健康，自理能力，認知功能，心理健康，社會交往，家庭情感支持，生活滿意度，健康服務可獲性，經濟狀況，業餘生活，幸福感等方麵。生活質量的多維性促進了交叉學科的研究。
二、老年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研究成為研究熱點。
研究表明，女性老人、高齡老人、患病老人和殘障老人、住養老機構老人、少數民族老人、貧困老人、臨終前老人是老年群體中的弱勢群體。目前國際上對這些弱勢群體生活質量的研究較為重視。
1.女性老人的生活質量
雖然女性老人的平均壽命比男性老人長，但她們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比男性差。Hayward等（1998）的研究表明，一個70歲的美國女性的期望壽命為14.9歲，比男性高3.7歲；但其處於殘障期的預期壽命占餘壽比例為20%,比男性高7%。一個80歲的美國女性在其8.2年的餘壽中將有34%的時期處在殘障期，而80歲男性的這一比例為23%。Manton和Land（2000）隨後的研究也顯示女性老人特別是女性高齡老人壽命比男性長，但她們的健康預期壽命短，殘障和住養老院的時間長、比例高。從短期看，女性老人容易生病；從長期看，女性老人患有關節炎、消化係統等非致命慢性病的比例高，而男性老人患有心髒病、肺炎等致命性疾病的比例高（Verbrugge,1989）。女性老人慢性病的發生率比男性高但康複可能性比男性小(Crimmins等，1996)。絕大多數研究還表明女性住養老院的比例大大高於男性（Abramovitz,1988;Dwyer&Coward，1992;Kane等,1983；Liu&Manton等，1983）。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狀況也比男性差，比如，女性老人中的抑鬱症發生率是男性老人的1.3倍（Hybels等，2001）。女性老人孤獨的比例比男性老人高（Arber&Ginn,1994）。Pinquart和S?rensen（2001）通過對300個研究的結果彙總歸納出女性老人的主觀福康水平比男性老人低，年齡越大主觀福康水平之間的性別差異越大。但男女性之間的主觀福康水平差異要比客觀健康狀況之間的差異小。
女性老人慢性病的發病率高；女性老人在健康資源的可獲方麵處於劣勢（Jette,1996）；日常生活需要更多的護理(Hobbs&Damon,1996)。由於早年的就業不平等，老年女性擁有的物質財富比男性少，她們獲得養老金的比例比男性低（Golonbok&Fivush,1994）。即使有養老金，其數量也比男性少(Moen,1996)。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美國女性老人是男性老人的2倍（Arber&Ginn,1994;Arber&Ginn,1991）。Katz等（2000）根據美國高齡老人財產和健康調查發現在控製其他變量前提下，生活自理能力有缺陷的女性老人獲得的健康服務隻有同類男性的三分之一。
老年女性中的喪偶和獨居比例比男性高。比如，美國65歲及以上老年群體中女性的喪偶比例為50%，比男性高3倍(Hobbs&Damon,1996)，獨居比例比男性高4倍（Arber&Ginn,1994）。這種狀況也導致女性老人獲得的情感和其他社會支持相對少。
以上各個方麵顯示，與男性老人相比，女性老人的壽命雖長但其生活質量處於劣勢。
2.高齡老人的生活質量
與低齡老人相比，高齡老人中女性更多，殘障比例更高，貧窮者更多，喪偶者更多，受到的教育較少。美國50%的85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某些或全部幫助，而65－74歲的老人中隻有10%(Kunkel&Applebaum,1992)。住家高齡老人參與戶外活動的比例比60多歲的老人下降三分之一，女性下降更多（Branch等，1986）。英國的研究顯示高齡老人中嚴重殘障的比例在30%以上，而60-69歲的老人中該比例不到5%（MRCFAS,1998）。高齡老人中認知功能有缺損的比例高達40%以上（O’Connor等，1989；Ishizaki等，1998），而中低齡老人在20%左右（Folstein等，1985;Kay等，1985）。住養老機構的美國老人中，50%以上是高齡老人（Suzman,1995）。Manton和Land（2000）的研究顯示，一個健康的85歲美國男性老人在其6.4年的餘壽中，有2.2年的時間處在殘障狀況或住養老院，而一個健康的85歲女性在其9.3年的餘壽中，有6.1年處在殘障狀況或住養老院。
高齡老人軀體殘障、認知缺損和社會經濟地位低導致他們中患有抑鬱的比例高達20%多，而年輕老人中的抑鬱比例不到10%（White等，1990）。
某些研究發現高齡老人對於生活質量中的某些主觀性問題比如生活滿意度與年輕老人並沒有很大差異，而且年齡越大，生活滿意的比例可能還略高些。但與低齡老人或中齡老人相比，高齡老人應答‘非常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比例較低（NRC，2000）。
此外，美國的一項調查發現，高齡老人對延長壽命並不十分關心，而更關心自己與健康相關聯的生活質量（Auslander&Litwin,1991）。高齡老人的生活質量研究將受到各方越來越多的關注。
3.殘障和患病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遠比非殘障老人低，殘障老人的健康預期壽命則比非殘障老人更低。Rogers等(1989)研究顯示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一個65歲無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為16.5歲，其中無殘障預期壽命為14.7歲，無殘障期占整個餘壽的90%；而一個65歲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為15.5歲，其中無殘障期為11.1歲，無殘障期占整個餘壽的72%。到85歲，無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和無殘障預期壽命分別為5.6歲和3.8歲，無殘障期占67%；而85歲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和無殘障預期壽命分別為4.6歲和0.9歲，無殘障期占20%。Manton和Land（1999）基於1982年、1984年、1989年、1994年美國長期照料調查揭示65歲健康的男性老人到85歲時有80%的人仍處在健康狀態，65歲健康的女性老人在85歲時接近60%的人仍處在健康狀態；相反，65歲時生活自理能力較差的男女老人在85歲時仍然健康的比例分別隻有63%和23%。Kendig等人(2000)的研究還表明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平均主觀福康低於生活能自理的老人，而抑鬱得分比生活能自理的老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