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有360萬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居前七位的慢性病分別為關節炎、高血壓、心髒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中風和癌症。70歲以上的老人中50%多的人患有關節炎。將近60%的黑人患有高血壓，20%的白人患有癌症，住家老人患有慢性病的比例為26%。Guralnik等人（1989）的研究表明在80歲及以上老人中70%的男性和53%的女性患有多種慢性病。另有數據揭示在享受美國公費醫療（Medicare）的65-74歲、75-84歲、85歲及以上老人中患有至少兩種以上慢性疾病的比例分別為62%、76%和82%（Greene,2002）。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中抑鬱比例可高達70%（Katz等，1994）。在75歲及以上殘障老人中，有45%歸因於慢性病(Trupin&Rice，1995)。患有慢性病老人的自評健康比沒有慢性病的老人差(NAAS,1999)，平均福康得分也低於沒有慢性病的老人（Kendig等，2000）。
老年癡呆在60歲之前極少發生。60－64歲人群患病比例大約3-4%，80-84歲人群患病比例大約25-30%，85歲以上人群中的患病比例高達近50%。老年癡呆被稱為老年人的艾滋病。目前仍沒有很好的治療藥方。美國1998年老年癡呆人數接近400萬,醫療費用高達1千億美元（Dychtwald,1999），在21世紀中期，將有1400萬老年人患此病（Khachaturian&Radebaugh,1996）。
美國從1982年起專門組織了一項針對殘障和住養老院老人健康狀況、長期護理需要和生活質量的縱向調查，稱為美國國家長期照料跟蹤調查。至今已進行了五次並從1994年起也包括一些無殘障老人。此項調查為研究殘障和患病老人的生活質量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4.住養老機構老人的生活質量
為住養老機構老人提供服務是長期照料項目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美國，允許入住養老機構的標準各州差異較大（Spector等，1996）,但主要是那些日常生活需要較大幫助、患有各種疾病或殘障的老人，那些日常生活隻需要很少幫助者不能入住養老機構（Grando等,2000；Valk等，2001）。目前美國住養老院的人數超過了160萬，占老年人口的10%左右，未來20年中將達320萬（HCFA，1995）。
對養老機構老人生活質量的研究主要在兩個方麵，一是住養老機構老人生活質量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二是住養老機構時間長短及其影響因素研究。Tariot等（1993）的研究表明，住養老機構的美國老人中的癡呆比例為40%。Hing等（1985）的研究揭示，住養老機構的美國老人中完全需要依賴的比例高達三分之一。功能嚴重殘障的老人絕大多數住在養老機構裏（Hanley等，1990）。美國農村老年人由於獲得的住家社區服務較少（Dwyer等1990），所以，與城鎮老年人相比，他們住養老機構的風險相對大(Greene,1984)。那些從未結婚、離婚或喪偶的老年人很可能住養老機構（Cohen等，1986；Liu和Manton等，1983）。年齡越大住養老機構風險越大。Rivlin等（1988）發現85歲以上的人口中，22%的人住養老機構。高收入老人更多的是接受家庭健康護理，而低收入老人更多的是入住養老機構（Kane,1989;Liu,Manton&Liu，1985）；同時，高收入老人在養老機構得到的護理要比低收入老人好(Rivlin等，1988)。擁有房產的老人比沒有房產的老人住養老機構的可能性要相對小（Grenne&Ondrich,1990;Newman等，1990）。認知功能的喪失會增加住養老機構的風險（Branch&Jette,1982;Newman等，1990；Wan&Weissert,1981；Hing,1987）。同時，一些調查還顯示，與子女同住有助於降低住養老機構風險(Palmore,1976;Wan&Weissert,1981),社會支持少的老人住養老機構的風險也大（Wolinsky等，1992）。加拿大的研究還表明自評健康差是老人住養老機構的一個顯著預測因子（Shapiro&Tate,1988）。因此，他們的生活質量遠遠低於一般老年人。
住養老機構的老人通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也可能轉到家或如果病情加重或沒有好轉也可能轉到醫院。於是，養老機構老人的轉入或轉出、住養老機構的時間、以及一生中住養老機構的時間分布也成了近期研究熱點（Wolinsky等,1993；Freedman,1993;Murtaugh等，1997;Laditka，1998）。男性老人入住養老機構後的平均滯留時間為36個月，女性為55個月(Laditka，1998)；一生住養老機構的時間分布一般通過三種方法進行分析，一是用時期生命表，二是用隊列生命表，三是微觀仿真。一個健康的85歲美國男性老人在其餘壽中有11%的時間住在養老機構，一個健康的85歲美國女性老人在其餘壽中有20%的時間住在養老機構(Manton&Land,2000)。Laditka(1998)用微觀仿真得出17.3%的75歲美國男性老人將在餘下的一生中住養老機構至少一次；75歲的女性老人中，這個數值為36.2%(Laditka，1998)。
從1973年起，美國專門組織了對養老機構老人的調查，目前共進行了六次（1973－74，1977，1985，1995，1997，1999）。這些調查有力地促進了對住養老機構美國老人的生活質量的研究。
5.少數民族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研究發現黑人與白人在高齡期的死亡存在交叉現象，即黑人老人的死亡率比白人低（Manton&Stallard，1981），但黑人老人的殘障率較白人老人高（Manton&Stallard,1997）。黑人住養老機構的比例隻有白人的一半（Crystal,1982）。這主要是由於黑人的家庭支持網絡比白人強，種族歧視，文化信仰，及黑人住家照料服務費用低等眾多原因（Abel,1991;Crystal,1982;Greene&Ondrich,1990;Hanley等，1990；Mutran,1985）。能否獲得健康護理服務是維持好的生活質量的直接途徑之一。少數民族老人獲得規劃性護理(managedcare)和其他健康服務的可能性都比白人小（Hargraves等，2001）。Thmoas和Huges（1986）發現與白人老人相比，黑人老人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差，對生活更缺乏信心，軀體健康更差。1998年他們再次證實以上這些結論（Huges&Thmoas,1998）。在獲得健康服務和服務質量方麵，黑人明顯比白人差(Kahn等,1994;Peterson等，1994)。但一些研究發現當個人社會經濟因素和健康行為（吸煙、飲酒和健身等）因素控製後，美國黑人和拉丁裔少數民族老人健康狀況與非拉丁裔白人之間的差距大大縮小了（Smith&Kington,1997）。
研究顯示不同少數民族老人生活質量中的問題是各不相同的。比如，美國亞裔民族老年期的預期壽命和無殘障預期壽命比其他少數民族和白人高，而黑人的預期壽命和無殘障預期壽命最低（Hayward&Heron,1999）。拉丁裔民族的心髒病患病率較低,但他們患有糖尿病、呼吸道疾病、傳染病的比例較高(Markides&Mindekl,1987)。再比如，美國黑人的高血壓和心髒病比例較高（Weaver,1977），而美國亞裔老人的自殺比例高(Stanford,1991)。美國印度老人的糖尿病和肺結核比例比其他相應群體高（USDHHS，1985,1986）。此外，在65歲及以上老人中，隻有58%的黑人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較好，而拉丁裔和白人中，這一比例分別為65%和74%(Himes,2001)。這種生活質量差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種族本身的差異和文化因素所造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早期就業、養老金發放和醫療資源分配等社會經濟因素造成，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6.貧困老人的生活質量
在許多發達國家，如果收入不到中位數的50%，則視為貧困。在美國，2000年65歲以上老人中的貧困比例大約為10%，人數達到340萬。黑人老人中的貧困比例達22%，拉丁裔老人貧困的比例為19%。65歲以上的老人，有19%的收入用於不涵蓋在醫療保健項目中的其他醫藥費用，85歲以上老人的這一比例為22%（Butler,2000）；而貧困老人的這一比例為30%（Moon等，1996）。貧困老人中67%患有關節炎，58%患有高血壓，20%患有糖尿病(Lyons&Rowland,1996)；他們自評健康差的比例是非貧困老人健康的兩倍，殘障比例也比非貧困者高1倍(HorizonFoundation,1999)。由於貧困老人健康狀況差，他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更多，但由於他們沒有足夠的錢支付醫療費用，生活質量較非貧困老人低很多。
目前，90%的美國老人或多或少從社會保障中得到資助。18%的人完全依靠社會保障。如果沒有社會保障，近一半的老人將生活在貧困線以下（Butler,2000）。隨著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的加速以及福利製度改革的進行，如何來提高貧困老人生活質量將是全球麵臨的一個很大挑戰。
7.老年人生命最後階段的生活質量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除對一般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加以研究外，也開始進行有關老年人臨終前或生命最後階段(Endofthelife)生活質量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出於了解老人臨終前的健康狀況以及醫療費用狀況。美國的研究表明，26-30%的全國總醫療費用是由6%的人在臨終前最後一年花掉的（Lubitz和Prihoda,1983；Roos等，1987）。也就是說,目前美國醫療費用中有1000億美元是在生命最後一年花費的。Hogan等（2001）的研究也揭示了這一點。這種現象表明最後一年處在非健康狀態上的時間占一生中全部非健康時間的很大一部分（Guralnik等，1991）。可見，臨終前老人的生活質量差,需要給予更多照料和關懷。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能減輕家庭和社會負擔,能節約大量醫療費用。因此，無論從學術還是從實踐上都促使研究者涉足這一領域。美國已組織了多次有關老年人生命最後階段的生活質量的調查，比如，1982-83年的費城老年人最後一年的生活質量調查（Lawton等，1990），1985-86年的生命最後期調查（Brock等，1988；Losonczy等，1998）。另外，一些調查雖不是專門針對生命最後階段生活質量的，但調查內容中也包含著這些信息，比如，1986年美國全國死亡率回顧性調查（Seeman,1992），1986-92年杜克大學承擔的老年人流行病學調查（Guralnik等，1991），1984年和1999年兩次美國國家長期照料調查(Clark,1998)。
對老年人生命最後階段生活質量的研究側重於兩個方麵（比如，Morris等，1986；Brock等，1992；;Lentzner等，1992；Palmore&Burchet，1997；Seeman等，1992）。一是揭示臨終老人的生活質量狀況以及各種不同因素對生命最後階段生活質量的影響；二是研究生命最後一年不同時間（月份）上的生活質量的變化（Lawton等，1990；Losonczy等，1998）。研究表明，85歲及以上美國男性和女性老人死亡時生活自理能力完好的比例分別為9%和4%；完全不能自理的比例為12%和27%（Lentzner等.,1992）。65歲及以上老人中，臨終前一年的老年癡呆比例為8.5%，臨終前一個月上升為14%，且與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職業、慢性病史有很大關係（Losonczy等，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