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最後一年內總體的生活質量在下降，變化最大的是使用器具能力(IADL)，不到二分之一的人在臨終前3個月保持臨終一年前的水平；超過二分之一的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在臨終3個月前的狀況與臨終一年前的狀況相當；抑鬱比例在生命最後一年上升很快，在臨終前3個月，這一比例為50%。家庭成員的探望對生活質量的下降有一定的抑製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Lawton等,1990）。可以預計，隨著研究的深入，老年人生命最後階段的研究將得到更加重視。有的學者稱臨終前生活質量為死亡質量（qualityoflife）。
三、健康長壽成為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的主要目標
僅僅延長生命而不增加生活質量是沒有意義的。長壽並不是我們最終目標，健康長壽才是人類追求的目標。這一點已成為共識。健康長壽實際上是“成功老齡化”、“健康老齡化”的代名詞。健康長壽就是指在壽命延長同時亦延長健康期，或者在增加壽命的同時也使健康期相應增加甚至健康期增加更多。健康長壽研究越來越得到廣泛重視。
目前對健康長壽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幾點展開。一是健康預期壽命研究。要研究健康長壽，研究者首先要解決健康長壽的測度問題。較為常用的就是健康預期壽命。健康預期壽命可以基於一般生命表或多狀態生命表從健康的不同維度得到反映不同維度的健康預期壽命，比如，無殘障預期壽命、無病預期壽命等；也可以基於隸屬等級模型同時計算出反映健康多個維度的預期壽命。人類在20世紀的壽命確實延長了很多，但壽命延長的同時，殘障期是否延長了？目前有三種理論。一是Fries等(1980)提出的疾病期縮減理論，即隨著存活率的改善，殘障的患病率將降低，從而導致殘障期或患病期縮短。第二種理論與此正相反，認為由於死亡率的下降，殘障期將增加。這種理論認為人類整體存活率的提高主要是由於健康較差群體存活率提高的緣故，而那些健康比較差的人群的殘障率或患病率較高，因此，最終導致殘障和帶病比例增加從而殘障期和帶病期的增加（Gruenberg,1977;Kramer，1980；Olshansky等，1991）。第三種理論是混合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由於醫療技術的進步，從慢性病到嚴重殘障的演變進程會放慢，因此，嚴重殘障比例會減少，但低度或中度殘障的比例會增加，從而壽命增加的同時，低度或中度殘障的時期也會增加（Manton，1982）。哪一種理論更好地反映了目前或未來的變化還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另一個角度是考察生命最後階段的生活質量。縮短老年人生命最後階段的痛苦期也是健康長壽的目標之一。這在我們第二部分中已作闡述。
再一是百歲老人研究。百歲老人是研究健康長壽的好素材。平均而言，百歲老人雖然各種生活自理能力和老年癡呆的比例比非百歲老人高，但百歲老人之間的健康異質性也很大(Buono等，1998；Hagberg等，2001)。研究表明確有一些百歲老人的健康狀況很好。比如，Hagberg等（2001）的研究表明，日本百歲老人中有15%的人的認知功能很健全，瑞典的比例則更高。芬蘭的研究也顯示了這一點（Louhijia,1994）。
以上三個領域中，除研究健康長壽狀況及其變化外，更為主要的是健康長壽影響因素的研究。眾多研究結果顯示健康長壽的預測因子包括保持良好的預防疾病的行為，樂觀，有經濟保障和社會、家庭支持等(Kendig等，1992;Nakanishi等，1997)。
第四是生物醫學、生物人口學和基因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Iachinel等人(1999)基於瑞典雙胞胎數據的研究表明，生物學因素對長壽的影響作用在25%左右。有的學者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即使消滅了目前幾大主要的疾病，人類的平均壽命也很難突破90歲（Riggs等，1992）。為了增加壽命，必須從基因角度尋找突破口。有研究顯示載脂蛋白E-在老年癡呆人群中較高(Corder等，1993)，而且載脂蛋白E-能引發冠心病（Lenzen等,1986）。法國、加拿大和芬蘭百歲老人的研究顯示，百歲老人中載脂蛋白E-的比例明顯低於其他各組，而載脂蛋白E-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組（Schachter等,1994;Robitaill等，1996;Kuusisto等，1997）。最近的研究還發現相同基因對男、女性的影響是不同的。有些基因隻利於男性長壽，但與女性長壽無關（Tan等，2002；Ivanova等，1998）。個人曆史事件與健康長壽之間的關係也得到重視。Dolblhammer和Vaupel（2001）的表明女性40歲以後仍然有生育行為有利於長壽。個人壽命還與出生時的排行和父母親年齡、父母親壽命，出生月份和季節有關（Gavrilov&Gavrilova,1999,2000）.隨著人類壽命的增加，健康長壽將是提高生活質量的核心之一。
四、老年人生活質量的跨國或跨文化研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老年人生活質量得到關注
隨著疾病診斷標準和技術的國際化和衛生與健康護理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生活質量的國際比較或跨國比較研究日顯重要。盡管衛生條例的製定主要是單個國家的事務，但標化的護理規範、醫療技術的應用、疾病的診斷標準都要符合國際條約的規定。這種發展推動著生活質量測量方法的發展，從而使不同國家的數據能夠加以綜合比較。也使不同文化的治療方式也趨於滲透和融合，這種結果促使不同文化中的治療效果，特別是使用隨機臨床試驗能夠對比。跨國或跨文化研究有利於揭示人類生命晚期生活質量的變化規律。然而，就像文化人類學家所說的“一個人對什麼是疾病和健康的界定取決於他成長的文化”。因此，文化習俗必須加以考慮。上麵提及的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就是這方麵的應用實例。跨國比較可以分為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比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比較。發達國家之間比較中的研究熱點是殘障、健康和福康、健康護理、社會支持等方麵。研究表明隨著壽命的延長,殘障期也在延長。同時，研究還表明，各個國家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各不相同。
據聯合國最近預測，除非洲以外各洲的發展中國家在2010年前後將進入老年型人口，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將接近20%，高齡老人的比例也將占全部人口的5%。發達國家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從7%增加14%的時間一般在45年以上（除日本外），而發展中國家大多不到30年，有些國家（牙買加，突尼斯）則不到20年。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促使了對發展中國家老年人生活質量研究的開展。發展中國家對生活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疾病和死亡方麵。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城鄉差異、受教育程度等與疾病和死亡率有關。
基於流行病轉型理論，Mayers和Lamb（1993）指出在發展初期，功能的殘障發病率較高，但患病率較低，特別是在老年群體中的功能殘障患病率更低。這主要是因為許多導致殘障的因素（比如，傳染性疾病）導致了大量的死亡事件。當那些導致殘障的因素從傳染疾病到慢性疾病或衰老性疾病，預期壽命增加了，但老年群體中的殘障患病率增高。由於這一機理，發展中國家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人的功能狀況可能比發達國家好。Chen和Jones（1989）等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老人的預期壽命雖比發達國家低，但無殘障預期壽命在預期壽命中占的比例比發達國家高。Lamb（1996）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Silverman等（2000）的研究還發現，台灣老人主觀生活滿意度比美國老人差，但其他方麵的健康狀況要好。可能的解釋包括死亡選擇性、生活環境因素等。但Murray和Lopez(1997)基於群體數據而計算得到的不同國家在60歲時的無殘障預期壽命並沒有這一現象。
發展中國家的老年人缺乏養老金和保健項目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的生活質量。雖然跨國或跨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關注，但由於發展中國家缺乏數據，老年人生活質量的跨國比較研究仍然相當少（Lamb,1996）。
五、預防性幹預項目研究日顯重要
根據多層次分析理論，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因素可分為宏觀（比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醫療發展技術、政策等）、社區（比如，社區服務項目發展狀況等）、家庭和個人等幾個層次。幹預的主要目的就是對這些因素進行調節、降低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風險因子的負作用，另一方麵也是為社會節約醫療開支。據推測，在美國，每年上萬億美元的醫療費用中，95%直接用於醫療護理服務，不到5%用於預防性健康促進(CMMS,2000),而每年40%的死亡與行為方式有關,且通過預防性幹預是可能避免的（McGinnis&Foege,1993），10-15%的死亡通過提高醫療護理的質量可能避免(McGinnis等,2002)。另有研究表明，在美國,如老年癡呆推遲5年發生,可節約500億美元，心血管推遲5年發生，可節約690億美元，糖尿病推遲5年可節約500億美元（AllianceforAgingResearch,1995）。因此，對幹預性項目的研究曆來受到研究者、媒體特別是政策製定者的關注。同時，這些研究結果使社區服務和家庭護理服務項目在美國得到廣泛開展。最近幾年住養老院的老人數量沒有隨著老年人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就是社區服務和家庭護理業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麵的幹預是政府增加科研投入。據統計，僅僅老齡研究院每年就投入高達6－7億美元的經費用於老年性疾病和社會老年學的研究（NIA,2002）。
丹麥的社區幹預堪稱發達國家的楷模。其主要做法是將社區原有的養老院改建成綜合性的社區服務護理中心。當老年人患病需要護理時便轉入社區護理中心，直到老人能夠在家生活便轉出中心。這種幹預在1990年代得到廣泛推廣，目前已有將近80%的社區建立了這種中心。統計數據顯示，護理中心建立後，老年人自評健康好的比例從1985年的27%上升為1997年的41%。
美國的研究結果還顯示，個人生活方式對死亡的影響占40%(McGinnis等，2002)。因此，個體層麵的幹預也受到關注。飲食與冠心病、中風、腸道癌、乳腺癌、糖尿病有關（DHHS，1988），不進行健身鍛煉可以引發心髒病、糖尿病、老年癡呆和骨質疏鬆等疾病（DHHS，1996）。在老年期，那些具有上進心、參加健身鍛煉、飲食平衡、良好心態的老年人具有較好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而且老年人隻要堅持這種良好行為，軀體功能是可以得到改善的(DHHS，1991；Rowe&Kahn,1998)。經常吸煙的人的死亡率高，每天少量飲酒的人比從不飲酒的人更健康、更利於長壽，等等。這些足以顯示改變個人行為方式有利於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Haight(1988)的研究還揭示讓那些主觀上對自己當前生活質量不很滿意的老人重溫過去的成功事件能提高這些老人的生活質量。參與重溫過去成功事件項目的老人的總體福康水平比沒有參與該項目的老人要好得多。另外的研究還表明對關節炎患者和帕金森氏綜合症病人進行健康知識幹預能增進他們的預防意識從而降低關節炎和帕金森綜合症（Fries,Carey,&McShane,1997;Montgomery等,1994）的發病率。
隨著生物醫學和基因研究的發展，對衰老性疾病幹預性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比如，Stampfer（1991）發現，在控製其他一些風險因素後，使用雌激素替代療法的女性冠心病的發病率可降低將近40%，且對老年癡呆的發生也有一定抑製作用。但使用雌激素也會導致內分泌出現紊亂以及引發乳腺癌（Garry,2001）。所以，使用雌激素替代療法的功過尚無定論。此外，目前，第一代抗老年癡呆藥物可以使該病的發病時間推遲6-9個月，預計第二代可能推遲的時間更長。
過去15年美國老人的殘障比例與殘障人數減少，折合成醫療費開支，僅1995年就為美國節約了330億美元（Manton等，1997）。Boult和Pacala（1999）的研究得出美國每年15-20%的殘障老年人功能能夠得到康複。這與各種形式的預防幹預和研究費用投入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