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避孕方法及生殖健康問題研究
7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的生育率發生了極其顯著的下降。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決定作用，同時也有社會、經濟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即根據生育率的中間變量原理，這種下降則主要是由於避孕方法的全麵普及，其次還有人工流產、晚婚等因素的作用。深入了解中國育齡夫婦避孕方法的使用曆史和現狀，探討人們對避孕方法進行選擇和使用的趨勢，對開展“知情選擇”，提高避孕有效率，推進優質服務，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生殖健康則是近年來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一個新概念，實際上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開展，早在1994年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表明了其計劃生育工作方法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的意向和決心，強調要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向服務對象提供優質的服務。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之後，中國政府積極履行自己在這次大會上作出的承諾，在計劃生育的管理、培訓、服務係統以及監督評估機製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探索和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與生殖健康有關的實踐和研究活動也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從近年來國內所發表的與生殖健康有關的研究成果來看，如果說開始階段的研究和討論比較強調概念的話，那麼近期的研究則更加注重對實際問題的調查和研究。與80年代初期對生育率的研究相比，國內學術界在對生殖健康問題進行研究時，更加注重與國際社會的“接軌”，密切注視著國際社會在這一領域的新進展，從而使有關的研究內容更加豐富多彩。
中國人口避孕方法研究
（一）避孕方法的分類
1982年1‰人口生育率抽樣調查，將中國夫婦所使用的避孕方法劃分為9類：女性絕育、男性絕育、宮內節育器、口服藥、避孕針、避孕套、外用藥、體外排精、其他方法。
1988年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將中國夫婦所使用的避孕方法詳細地劃分為27類：輸精管結紮、輸精管粘堵、輸精管栓堵、輸卵管結紮、輸卵管粘堵、輸卵管栓堵、輸卵管銀夾法、宮內節育器、口服長效避孕藥、口服短效避孕藥、口服速效避孕藥、避孕針、皮下埋植、避孕套、子宮帽、陰道隔膜、避孕膏、避孕栓、避孕片、外用避孕藥膜、安全期、體外排精、壓迫尿道、自然避孕、中草藥、交替使用幾種短效避孕法、其他避孕法（梁濟民1993）。
1992年中國生育率抽樣調查，將避孕方法劃分為7類：男性絕育、女性絕育、宮內節育器、口服或注射藥、避孕套、外用藥、其他避孕方法（蔣正華1996）。
1997年9月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將避孕方法劃分為8類：男性絕育、女性絕育、皮下埋植、宮內節育器、口服或注射藥、避孕套、外用藥、其他避孕方法。
1998年7月，由中國和聯合國人口基金合作進行的“生殖健康/計劃生育項目”所包括的32個縣基線調查，將避孕方法劃分為9類：男性絕育、女性絕育、宮內節育器、皮下埋植、避孕套、口服藥、避孕針、避孕膏/膜、其他避孕方法（李伯華1999）。
從上述各次調查對避孕方法的分類來看，即使將1988年生育率調查中的詳細分類除外，其他幾次調查對避孕方法的分類也不一致。當然，這種不一致主要是對各種使用率較低避孕方法的分類缺乏“標準化”的反映，其次也反映出近年來某些新型避孕方法的發展，如皮下埋植。
（二）避孕率及避孕方法構成的變化
自70年代初廣泛開展計劃生育以來，中國育齡夫婦的避孕使用率及避孕方法構成均發生了顯著變化。在全國水平上，有偶育齡婦女的避孕率已經從1982年的70.9%提高到1997年的85.3%，後者已達到世界高避孕率地區北歐國家的水平。
1982年，中國育齡夫婦的避孕方法構成情況是：男性絕育占10.0%，女性絕育占25.4%，宮內節育器占50.2%，口服藥和針劑占8.4%，避孕套占2.0%，其他方法占4.0%。
1988年，中國育齡夫婦的避孕方法構成情況是：男性絕育占11.0%，女性絕育占38.2%，宮內節育器占41.5%，口服藥和針劑占4.9占%，避孕套占2.7%，其他方法占1.7%。
1992年，中國育齡夫婦的避孕方法構成情況是：男性絕育占11.8%，女性絕育占41.6%，宮內節育器占40.1%，口服藥和針劑占3.8%，避孕套占1.8%，其他方法占0.9%。
1997年，中國育齡夫婦的避孕方法構成情況是：男性絕育占9.2%，女性絕育占40.0%，宮內節育器占43.4%，口服藥和針劑占2.2%，避孕套占4.1%，其他方法占1.1%。
1998年，在聯合國人口基金與國家計生委合作的生殖健康/計劃生育項目基線調查中，32個項目縣育齡婦女的避孕方法構成情況是：男性絕育占12.0%，女性絕育占42.3%，宮內節育器占41.1%，口服藥和針劑占1.9%，避孕套占1.7%，其他方法占1.1%。
如果以1982年與1997年的避孕方法構成情況相比，絕育法的比例上升了13.8個百分點，而宮內節育器的比例下降了6.7個百分點，其他避孕方法的比例則下降了7.1個百分點。但是，如果以1988年為起點，僅對1988、1992、1997年的避孕方法構成情況進行比較，則可發現各類避孕方法比例的變化幅度很小，換句話說，避孕方法構成情況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穩定性。綜合上述避孕使用率及避孕方法的構成情況，可以認為高避孕使用率及高絕育比例構成了目前中國育齡夫婦避孕狀況的基本特征。
1998年，在32個項目縣進行的基線調查數據表明，目前中國育齡婦女對各種避孕方法的使用率，其按齡使用率的變化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口服藥的“波動下降”型，即在15～19歲年齡組的使用率最高，以後隨年齡的增高而呈波動下降的趨勢；二是另外4種主要避孕方法按齡使用率均屬於“先升後降”型，但其峰值年齡即“轉折點”不完全相同，按避孕套（20～24歲）、宮內節育器（25～29歲）、女性絕育（35～39歲）、男性絕育（40～44歲）的順序逐漸增高。在男性絕育與女性絕育這兩項措施的使用率方麵，農村明顯高於城鎮；在皮下埋植措施的使用率方麵，農村略高於城鎮；避孕針的使用率，城鄉基本持平；對所有其他避孕方法的使用率，城鎮均高於農村。在民族分組之間，少數民族在男性絕育、口服藥、避孕針方麵的使用率略高於漢族；漢族的皮下埋植使用率與少數民族基本持平，女性絕育、宮內節育器、避孕套、避孕膏/膜的使用率高於少數民族。在不同文化程度之間，男性及女性絕育目前使用率隨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宮內節育器、避孕套、避孕膏/膜、避孕針則隨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口服藥、皮下埋植的目前使用率在不同文化程度分組之間呈波動狀態。
在避孕使用方麵，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首次開始避孕的時間。事實上，如果首次避孕的時間過晚，那麼在某些人群中就有可能出現“當前的避孕率高，但婦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數也相當高”的情況。因此，首次開始避孕的時間前提不論是對控製人口增長，還是對提高生殖健康水平均是有益的。根據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結果，在全國範圍內，育齡夫婦首次性生活時即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為6.5％，農村為3.5％，城鎮為16.5％，這一比例顯然太低。
從社會－人口學的角度來說，近年來在避孕方法使用方麵比較突出的變化是強調“知情選擇”和“自己選擇”。預計這種變化對避孕使用率不會產生明顯影響，但卻有可能影響避孕方法的構成，也就是說，在今後一個時期內，絕育放法的比例有可能下降而宮內節育器的比例有可能上升。
（三）影響中國婦女避孕措施使用的因素
中國夫婦避孕率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存在著差別，其主要表現是：城市夫婦的避孕率高於農村；漢族避孕率高於少數民族；非在業夫婦的避孕率明顯低於在業婦女；幹部、工人的避孕率高於其他勞動者；中間年齡組（25～39歲）夫婦的避孕率高於其他年齡組；曾生子女數對避孕率的高低也有顯著影響。據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未生育過孩子夫婦的避孕率為20.3%，生育過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夫婦的避孕率分別為89.7%、92.0%、81.9%；在高避孕率的情況下，文化程度對避孕率的影響不明顯。
在避孕方法的選擇上，城市婦女主要以宮內節育器為主，其次是選擇絕育；農村婦女則以絕育為主，其次是使用宮內節育器。對藥具及其他避孕方法的選擇使用，城市婦女均高於農村婦女。少數民族主要以宮內節育器為主，其次是絕育、避孕藥具及其他方法（周鳳仙1991）。
按產業結構劃分，第一產業的已婚育齡婦女以絕育和宮內節育器為主；第二產業婦女以宮內節育器為主，其次是使用藥具、其他方法及絕育；第三產業婦女以宮內節育器為主，其次是絕育、藥具及其他方法；非在業婦女以絕育及宮內節育器為主。
從文化程度看，小學文化程度的婦女主要使用絕育及宮內節育器，中學文化程度的婦女主要使用宮內節育器及絕育，大學文化程度的婦女主要使用宮內節育器、藥具及其他方法。據1998年對32個項目縣基線調查結果，在按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劃分的避孕者中，男性絕育的比例分別為20.9％、10.7％、7.2％、3.1％；女性絕育的比例分別為50.6％、43.5％、37.1％、25.7％；使用宮內節育器的比例分別為25.9％、42.2％、49.7％、58.0％；使用避孕套的比例分別為0.3％、0.9％、2.7％、7.6％，這清楚地顯示出文化程度對所使用避孕方法的影響（李伯華1999）。
按曾生子女數劃分，未生育過的婦女通常不采取避孕措施，生育一個孩子的婦女主要使用宮內節育器，其次是藥具及其他方法，生育兩個及以上的孩子主要以絕育為主，其次是使用宮內節育器。曾生子女的性別對在避孕方法的選擇產生顯著影響。隻生育過女孩的婦女，采用絕育的比例明顯低於生育過男孩的婦女，但使用宮內節育器、藥具及其他方法避孕的比例則相對較高。
（四）避孕方法的使用效果及副作用
根據1988年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資料，在中國夫婦常用的避孕方法中，效果最好的是長效措施，即絕育和宮內節育器，其他一些需要重複使用的短效方法效果稍差。與國外其他國家相比，使用效果差距最大的是宮內節育器，其避孕效果僅與孟加拉國、菲律賓類似，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更大。究其原因，主要與宮內節育器的型號與質量（以金屬單環為例，其供應量較大，但型號不全且效果最差）、置放技術（對宮內節育器的置放技術培訓情況不理想，往往存在放環位置不當的問題）、避孕者的生理與心理因素（恐懼或敏感心理）、手術前後的心理谘詢及服務質量較差等因素有關（王紹賢，翁世貴等1991）。
在中國城市婦女常用的避孕方法中，宮內節育器的累積續用率（指該種避孕方法在某一個序數月還在使用的概率，是逐月續用率的連乘積）明顯高於除絕育以外的其他所有方法。綜合各種因素分析，宮內節育器的有效性優於除絕育以外其他避孕方法。
避孕藥的累積續用率最低，這可能與藥物有副反應及使用者怕麻煩等因素有關。一項研究表明，影響口服避孕藥5年續用率的主要原因是意外妊娠、副作用及轉換法。隨著藥物劑量、用量及給藥途徑的改變，如皮下埋植技術的應用，避孕藥的續用率將會得到進一步提高。皮下埋植避孕法因其具有長效的特點，因而在試驗初期比較受歡迎，但隨後由於副作用發生率較高，使用的人數在一年以後將大幅度下降。盡管如此，對於那些不願做絕育手術而又缺乏適合自己的長效避孕方法的婦女來說，皮下埋植仍不失為一種可供選擇的避孕方法（塗平，邱淑華1997）。
與續用率相對應的是避孕方法的終止率。宮內節育器、避孕藥及避孕套的終止率，在使用的前3年上升速度均較快，以後則相對緩慢。不過避孕套因醫學因素的終止率很低，其安全性高於其他避孕方法。使用宮內節育器的婦女一旦進入更年期或伴有其他婦科疾患，其累積終止率也呈上升趨勢。意外懷孕及取出為中國婦女宮內節育器主要停用原因，脫落停用主要發生在最初使用的3個月內，意外懷孕則是兩年內最為重要的停用原因。意外懷孕主要是由於宮內節育器位置下移，或宮內節育器不知覺脫落，少數為帶器妊娠。居住地類型、婦女年齡為宮內節育器停用的主要影響因素。年齡因素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懷孕及脫落停用的差異上，年齡的影響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年齡婦女身體健康素質的差異，如潛在的懷孕能力、子宮收縮力及敏感性、勞動強度等。城鄉婦女宮內節育器停用的差異非常明顯，主要反映了醫療衛生保健條件的差異（鄭曉瑛，蔣來之1994）。
用生命表方法評價避孕方法的有效性，是目前國內外學者公認的比較科學的統計方法，它既考慮了避孕的時間，又兼顧了各種影響避孕成功或失敗的因素。根據生命表法進行研究的結果表明，90年代以來，隨著避孕節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隨著對服務提供者技術培訓的加強，中國婦女避孕方法的使用效果得到明顯的提高。
避孕方法的使用效果，不僅僅依賴於這種方法本身的特點，而且依賴於持續和正確地使用這種方法。能否持續和正確地使用某種避孕方法，則因使用者的年齡、收入、使用者對避免和延遲妊娠的意願及文化背景等特點而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今後對避孕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技術上，必須注重如何使廣大育齡夫婦掌握和適應這些避孕方法。有的地區曾對育齡夫婦實施計劃生育健康教育幹預措施，經過兩年後隨訪調查，受教育組同非受教育組比較，避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明顯提高，人工流產率下降，宮內節育器和避孕套的累積續用率也顯著提高。很多育齡夫婦隨著使用某種避孕方法經驗的增加而成為更有效的使用者。為了進一步提高避孕方法的使用有效率，必須重視影響避孕方法有效率的因素：非意願妊娠對婦女的健康危害和負麵影響；持續和正確使用的信息；避孕方法提供者的技術、谘詢能力和持續供應的能力；服務的易獲性、可接受性和經濟承受性，以確保持續優質服務及避孕方法的可獲性。在避孕方法的選擇和避孕方法的相對有效性上，應幫助育齡夫婦了解各種避孕方法的相對有效性，從而使他們對各種避孕方法作出知情選擇。
避孕方法的副作用表現為發胖、出血多、月經紊亂、嚴重腰疼、性功能減退、血壓升高及影響勞動力。根據1988年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資料推算，中國夫婦避孕方法副作用的綜合發生率為12.5%。從分項避孕方法副作用的發生率來看，宮內節育器的副作用發生率居於首位（15.7%），其次是絕育（10.4%）、避孕藥具和其他方法（6.2%）。從分項副作用的發生情況來看，以腰疼、出血多和月經紊亂的副作用發生率最高，分別為5.2%、3.8%、2.8%。從各種避孕方法的不同副作用發生率來看，絕育的副作用主要是腰疼（7.6％）和月經紊亂（1.4%），宮內節育器的副作用主要是出血多（6.6%）、腰疼（5.4%）和月經紊亂（3.4%），避孕藥具和其他方法的副作用主要表現為月經紊亂（3.7%）和出血多（1.1%）（羅純誌，魏誌純1991）。
從城鄉差異看，農村婦女腰疼（5.9%）、出血多（3.3%）和月經紊亂（2.8%）副作用發生率最高，城市婦女出血多、腰疼和月經紊亂副作用發生率分別為5.3%、3.2%和2.9%。
隨著年齡的增加，各年齡組婦女避孕方法副作用發生率呈逐漸下降的趨勢，這在使用避孕藥具及其他方法的婦女中表現得較為明顯。
（五）避孕節育技術的發展和避孕藥具的管理
中國避孕節育技術研究在“八五”期間取得了豐碩成果，24個攻關項目已按計劃完成。通過國家計生委組織的臨床擴大研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科技網絡係統。目前，在對宮內節育器的研究方麵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全國各地逐步將不鏽鋼金屬單環轉換為使用帶銅的宮內節育器，中國首創的含銅含孕激素宮內節育器和含消炎藥的宮內節育器對減輕並發症起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是很有前途的新型宮內節育器。此外，對陰道環、避孕針劑、透皮貼劑的研究也在繼續開展。
目前，中國對藥物流產的研究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已成為世界上米非司酮合成研究、臨床應用、開發、成果轉讓、擴大生產等項指標均處於世界前列的國家。
緊急避孕是一種發現或懷疑避孕措施失敗後，為避免非意願妊娠的發生而在短期（72小時）內采取的措施。緊急避孕方法是逐步探索發展起來的，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雌（孕）激素複方給藥法、53號探親抗孕片、宮內節育器、丹那唑、左炔諾孕酮及米非司酮（雷貞武，楊丹1998）。毓婷是目前國際上使用較為廣泛的緊急避孕藥物，已由中國研製成功並批量生產。毓婷為純孕激素製劑，使用方便、有效、安全，不但一般身體健康的婦女可以使用，而且還可以用於哺乳期及不適宜使用含有雌激素避孕藥的婦女。Ru486也成為中國重點研究開發的新型緊急避孕藥（肖碧蓮1996）。
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及生物高科技的發展，為避孕節育技術的第二次革命提供了新的可能。就女性避孕技術的發展趨勢而言，預計將會出現以下十種可能的途徑：阻止下丘腦產生的GnRH；合成GnRH受體拮抗劑；選擇性地幹擾FSH分泌；促進卵母細胞成熟分裂的重新啟動；攻擊卵泡顆粒細胞；幹擾卵巢中特異基因的轉錄；幹擾精子與卵子的識別與融合；幹擾卵裂球的正常運轉。目前，男性避孕節育方法除輸精管結紮或堵塞、避孕套及體外射精外，目前尚無別的良好選擇。國內有關研究單位正在進行輸精管內節育器（IVD）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為“開關式IVD”，即在輸精管內植入一個矽膠包裹的金屬管，通過管內活塞的開關起到生育調節的作用。另一種為“濾過式IVD”，即在輸精管內植入一個內含合成纖維的過濾裝置矽橡膠管，通過過濾精漿而保留精子達到避孕的目的。從長遠效果來看，過濾器可能會因長期使用而發生堵塞，尚需進行遠期效果觀察，該項目作為“九五”科技攻關課題正在進行研究。未來男性避孕節育技術的研究向激素類避孕藥、中草藥避孕藥及免疫避孕的方向發展（董琳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