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嬰保健法的頒布實施。保障母親和兒童的健康是生殖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自1995年6月1日開始正式頒布實施，這是中國第一部保護婦女和兒童健康的法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共同成為中國維護與保障婦女權益的三大法律支柱。《九十年代兒童發展綱要》、《九十年代中國婦女發展規劃綱要》為保護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和發展製定了具體的措施和目標。此外，衛生部還相繼製定下發了《母嬰保健專項技術服務基本標準》等六個配套法規，以保證母嬰保健法的實施。同時，創建愛嬰醫院，促進母乳喂養，擴大實施兒童免疫計劃，支持貧困地區的計劃免疫接種工作。
5．極開展性教育及防治工作。自1983年吳階平主編的《性醫學》問世以來，迄今已出版了500多種有關性教育的科普讀物。教育部在1988年將性教育正式納入中學教育課程。1994年以來，全國20多家廣播電台開設了性教育節目，計劃生育基層單位也將性知識納入人口與計劃生育基礎教育範圍，進行性衛生知識、性保健知識及避孕節育知識的宣傳。中國政府對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視，通過立法將其納入法製軌道，利用計劃生育網絡，開展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
6．積極開展避孕措施的知情選擇，為人們提供戀、婚、孕、產、育、教全程服務。避孕方法的主動、知情選擇能夠比被動選擇對婦女產生更好的心理影響。知情選擇的宗旨是向育齡夫婦提供盡可能多的避孕節育方法，並由他們自己決定使用何種方法，通過服務人員的優質服務，滿足育齡夫婦避孕或推遲受孕的需求。避孕措施的知情選擇具有動態性、科學性、規範性、雙向性及可接受性的特征，必須具備以下六個要素：提供完整和準確的有關避孕方法的信息供使用者選擇；保證提供者有必要的技術，並能安全地提供這些方法；保證避孕措施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以多種文化適應途徑建立有效的聯係；提供有效的後勤體係，以保證藥具的供應和連續性；提供隨訪管理，以保證服務的連續性；為避孕藥具使用者提供方便和可接受的服務。知情選擇必須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積極穩妥地實施，加強基層基礎工作，全麵提高規範化管理係列服務水平，搞好階段評估，突出群眾對各種避孕節育措知識的掌握程度和知情選擇的滿意程度，突出避孕節育措施落實的及時率和有效率及管理服務規範化程度和水平（人口與發展論壇1997）。據1998年32個項目縣基線調查結果，在目前使用各種避孕方法的婦女中，根據計生幹部建議選擇避孕方法的比例最高，占41.5%；夫妻雙方共同選擇的比例排在第二位，占27.4%；其次是婦女自己選擇，占24.5%。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農村婦女避孕選擇方式主動與被動並存，被動選擇占較大比例的局麵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7．廣泛開展生殖健康教育活動。為推進生殖健康教育的深入發展，使全體育齡人群及時獲得教育服務，從1995年4月起，中國的部分地區就就已經重點開展了青春期、婚前期、孕產期、生育後時期、更年期“六期”綜合宣傳服務（林蔭亞，傅成文1997）。這是一種新的教育模式，它將在人口問題上的國情、國策教育，生育問題上的家庭美德和自我保健能力教育，以及人口理論、人口形勢、計劃生育法規等推行計劃生育的要求，融入“六期”計劃生育宣傳服務中。在開展生殖健康教育過程中，注重與相關部門通力合作，搞好基礎建設和教育流程，在工作內容、人員分工、資源設計等方麵的互相協作、互相滲透和優勢互補，通過定點跟蹤、抽樣調查和年終目標管理考核進行評估。同時，依托社區，依靠計劃生育協會，聯合舉辦計劃生育、母嬰保健、生殖健康、性保健等大型信息傳遞會。
1999年5月，為配合與聯合國合作的生殖健康/計劃生育項目的開展，國家計生委在桂林舉辦了全國宣傳教育培訓班，邀請來自聯合國人口基金、美國公眾媒介中心、國際人口宣傳中心及美國疾病防治中心的專家授課，希望將國外一些先進的宣傳教育方法引入中國：生殖健康/計劃生育的宣傳教育必須從灌輸式轉變為麵對麵、生動、形象的雙向式交流；必須以宣傳對象的需求為主，寓教於樂，在娛樂中傳授計劃生育信息；宣傳品的製作應多樣化、形象化，注重宣傳的過程、宣傳的連續性及宣傳的效果；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必須會做科普宣傳，人人成為計劃生育科普宣傳員（林曉紅1999）。
（六）生殖健康研究進展
1．生殖健康研究項目。中國生殖健康研究開始於80年代中期，融彙了醫學、流行病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發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一些顯著成效。中國政府與聯合國人口基金、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研究特別規劃署等國際組織進行了有效的合作，通過各種途徑對生殖健康研究給予資助和支持。
聯合國人口基金第三周期（1990～1995年）援華方案中的CPR/90/P25項目，就是針對中國人口與生殖健康研究主題而開展工作的。1991年以來，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人口基金資助了中國12個生殖健康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991年在成都舉辦了生殖健康社會科學研究講習班，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向研究人員介紹了研究方法並指導撰寫研究設計。1992年，在成都召開了生殖健康社會科學研究交流會。
1992年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負責組織實施的“婦女生殖健康”項目，借鑒了人類學、民俗學、政策學的研究方法，注重使用定性方法，突破傳統生物醫學模式，從廣泛的意義上探討了影響婦女健康的社會文化因素，根據指導行動、促進決策這一原則，提出了改善婦女健康的政策建議，有利於促進中國婦女的健康決策。這一研究項目，第一次將競爭機製引入婦聯研究係統，建立了全國性的多學科研究網絡，促進了社會對婦女生殖健康的關注和婦女自身的參與，優化了基層婦女的健康環境。
為全麵回顧與總結中國在生殖健康領域所取得的進展，由國家計生委、聯合國人口基金與世界衛生組織聯合主辦，上海市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承辦的“生殖健康社會科學研究國際研討會”於1994年10月11日在上海召開。與會代表就生殖健康的概念、計劃生育評估、計劃生育服務、避孕與絕育、男性參與計劃生育、人工流產、性行為與性病及其他生殖健康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充分反映了生殖健康研究的新進展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1997年9月，由國家計生委與《中國計劃生育學》雜誌編委會在湖南張家界召開了“全國生殖保健學術研討會”。大會就如何開展生殖保健優質服務，做好避孕節育、婦幼保健等方麵的科普知識宣傳教育，安全有效地落實各類避孕節育措施，積極保護育齡夫婦的身心健康，開展婚前檢查及圍產期保健，加強優生及預防新生兒出生缺陷，開展不孕、不育、性功能障礙、性病及艾滋病的防治等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
2．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1997年國家計生委組織進行了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抽樣調查，內容涉及育齡婦女的生育、避孕、節育、生殖保健方麵的知識、態度和行為，以及她們在計劃生育方麵的需求。
1997年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為23.4歲，比1990年提高了1.5歲。在當前使用避孕藥具的婦女中，62.5%的人從計劃生育部門免費獲得，28.6%的人在商店等銷售網點購買，8.9%的人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在做過計劃生育手術的已婚育齡婦女中，手術前接受過谘詢服務的比例為39.1%，手術後接受過避孕、保健谘詢和指導的比例為50.9%，手術後接受過隨訪的比例為23.5%。
在35歲以下的育齡婦女中，有過婦科方麵不適感的比例隨年齡的增長而迅速上升：15～19歲組中有不適感的婦女不到9%，30～34歲組中有不適感的婦女已超過30%，35歲以上有不適感的婦女約占35%左右。在有過婦科不適感的婦女中，就診的比例為63%。在育齡婦女中，定期或不定期參加過有組織的婦科健康檢查比例為26.1%。
在全國生育過子女的已婚育齡婦女中，57.3%的婦女做過產前檢查，她們的平均產前檢查次數為4.4次。其中，城市婦女平均為6.6次，農村婦女平均為3.3次。孕婦平均產前檢查次數隨婦女的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75%的有偶已婚育齡婦女對自己的性生活表示滿意或比較滿意。
在1990～1996年出生的孩子中，92.6%的嬰兒接受過完全母乳喂養，其中完全母乳喂養時間超過半年的比例為58.5%。城市和農村嬰兒接受過完全母乳喂養的比例分別為87.2%和93.5%，完全母乳喂養時間超過半年的比例分別為41.1%和62.1%。
在有關性病、艾滋病知識方麵，57.3%的育齡婦女聽說過性病或性傳播疾病，63.5%聽說過艾滋病。育齡婦女有關性病知識的主要來源是：廣播電視（37.4%）、報刊雜誌（28.9%）、親友、同事和鄰居（23.4%）。
3．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項目基線調查。1998年7月，國家計生委在全國32個項目縣進行了生殖健康/計劃生育項目的基線調查。在32個項目縣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別，生殖健康/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極不平衡，婦幼保健工作顯得比較薄弱（李伯華1999）。
近兩年來，僅有32%的育齡婦女參加過有組織的婦科檢查。在1995年以來有過活產史的婦女中，82.3%的婦女做過產前檢查；做過5次及以上產前檢查的婦女僅占有過活產婦女的29.2%；平均產前檢查次數為4.5次；進行首次產前檢查的時間明顯滯後，在進行過產前檢查的婦女當中，懷孕第一個月即進行首次產前檢查的比例為6.2%。在1995年以來有過活產但未做產前檢查的婦女中，52.6%的人認為不需要做產前檢查。產後訪視率為41.6%。
育齡婦女對幾種常見生殖道感染疾病的了解程度尚不到中等水平，聽說過滴蟲陰道炎的比例最高，也僅為53.0%。曾經患過宮頸糜亂、滴蟲性陰道炎、黴菌性陰道炎、生殖道皰疹的育齡婦女比例分別為5.8%、5.9%、1.8%、0.2%。
聽說過各種性病的比例，以梅毒最高，為60.1%。75.4%的婦女聽說過艾滋病。通過“親友交流”的方式獲取生殖道感染疾病、性病有關知識和信息的比例均占第一位，分別為30.8％、33.5％。獲得有關艾滋病知識和信息的比例以廣播電視為最高，占50.6％。通過部門培訓獲得上述知識的比例均不到10％。
調查表明，在目前使用避孕藥具的夫婦中，有過需要但得不到的比例為10.9%。對1995年以來各類計劃生育手術服務、產前檢查服務，以及目前使用避孕藥具夫婦對其供應情況表示滿意的比例，大致在60%～75%之間波動，最高也未超過80%。
生殖健康/計劃生育服務的提供地點，呈現“多元化”格局。本次調查中發現，婦科檢查的地點，以鄉計生服務站的比例最高；產前檢查的地點，以鄉醫院的比例最高；人工流產的地點，以在縣醫院做的比例最高；施行計劃生育手術的地點，以鄉醫院的比例最高。值得指出的是，所有上述提供各種服務比例最高的地點，其所提供有關服務的比例均未超過50％，這意味著在服務場所方麵，目前這種縣、鄉、村三級網絡共同發展，衛生、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係統並存的局麵將長期存在，而這種“多元化”的格局能夠為服務對象提供更多的選擇，對推廣“優質服務”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4．中國少數民族生殖健康研究。由於曆史發展、宗教信仰、地理氣候、傳統習俗及文化水平的不同，造成了少數民族之間生殖健康狀況的差異（高爾生，袁偉1997）。
除維吾爾族外，少數民族婦女的月經初潮年齡隨年份的向近期推移而下降。少數民族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呈上升趨勢，以維吾爾族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最低。
少數民族婦女總和生育率隨年份的向近期推移表現出下降的趨勢，在各個不同時期均以維吾爾族婦女最高，滿族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最低。
總和人工流產率隨年份向近期推移表現為不規則的上升趨勢，不同年份均以維吾爾族婦女的總和人工流產率最低，其次是彝族婦女，壯族婦女的總和人工流產率上升最快，已居各民族之首。各少數民族婦女的自然流產率與年齡之間的關係均呈“U”形，大多以25～29歲組最低，19歲以下和35歲以上年齡組明顯高於其他年齡組。
在70年代以前，少數民族的母乳喂養率呈上升趨勢，進入80年代後開始下降。喂養時間達4個月的母乳喂養率以壯族最高，維吾爾族最低；喂養時間達1年的母乳喂養率以彝族最高，壯族最低。嬰兒死亡率以維吾爾族最高，彝族次之，滿族最低。隨出生年份的向近期推移，在各民族的嬰兒死亡率均表現為下降趨勢，但壯族嬰兒死亡率在80年代後略高於70年代。
在少數民族中，維吾爾族婦女的避孕率最低，滿族婦女的避孕率最高。在各種避孕方法當中，使用最廣泛的是宮內節育器。壯族婦女使用宮內節育器的比例高於其他民族，維吾爾族婦女服用口服藥的比例高於其他民族，滿族、回族的女性絕育比例較高。
在未避孕原因中，除維吾爾族外，各其他少數民族均以現孕、哺乳、絕經和計劃待孕為主要原因，其中以哺乳為最常見的原因。
5．中國農村婦女生殖健康狀況與對策建議。由於計劃生育工作和婦幼衛生服務的相互結合，保護和促進了農村婦女生殖健康事業的發展。一方麵，避孕節育技術的廣泛應用，減少了意外懷孕和妊娠給婦女帶來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負擔；另一方麵，婦幼保健工作的開展，保證了母嬰安全與健康；婦女自我保健意識的增強，也促進了婦女健康水平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實生活中，還存在著影響婦女生殖健康的不利因素，製約著農村婦女生殖健康水平的提高：農村婦女文化水平低，生理生殖知識缺乏，不利於維護自身生殖健康的權利；農村婦幼保健工作相對薄弱，生殖健康服務有待加強；在生殖過程中，農村婦女往往處於被動和被束縛的狀態，不利於改善和促進婦女生殖健康。
在中國部分不發達的農村地區，由於受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的製約，育齡婦女大都患有輕重不等的生殖道感染疾病，且這些婦女患病後就醫率又非常低。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育齡婦女本身對生殖道感染疾病不重視，以及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落後，育齡婦女沒有經濟能力獲得生殖保健服務。
中國農村育齡婦女在生殖健康方麵還存在以下問題：農村地區女性青少年的月經初潮年齡有提前趨勢，但對青春期的保健工作卻顯得相對薄弱；農村女性自我保健知識缺乏，自我保健意識較差，未婚女性的生殖道感染與婚前性行為密切相關，已婚女性的生殖道感染與自己及丈夫的性生活衛生習慣密切相關；有關生殖健康的宣傳教育力度不夠，未婚女性得到性知識、避孕節育知識尤其是預防生殖道感染方麵知識的比例很低，對已婚育齡婦女隻注重計劃生育措施的宣傳而忽略對預防生殖道感染知識的宣傳。
為不斷改善和提高中國農村婦女的生殖健康水平，必須從中國農村的實際出發，建立以婦女為中心的教育、服務、立法一體化的婦女生殖健康保障體係，加大向農村育齡婦女宣傳生殖保健知識的力度，擴大計劃生育係統的服務範圍，改變服務方式，堅持“麵向基層、深入鄉村、服務上門、方便群眾”的原則，為育齡婦女提供生殖健康優質服務。由於生殖健康立法是提高婦女生殖健康的保障，必須加強保護婦女生殖健康方麵的立法工作，使婦女生殖健康的權益具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七）生殖健康麵臨的挑戰與發展方向
生殖健康的概念是一種思路、一種方向，生殖健康的提出將對人口學研究產生深刻的影響，特別是促進女性人口研究的開展，促使人口控製實踐、人口政策的討論及與計劃生育有關的人口研究出現多元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人口學與其他學科的合作，進一步推廣人口學應用研究的領域。
雖然中國在實現生殖健康方麵具備了良好的基礎，但仍麵臨著嚴峻的挑戰：人口基數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婦女人口素質有待提高；農村醫療保健水平需進一步改善；性傳播疾病再度出現；專業隊伍的業務水平比較低，不能滿足優質服務的需求。
生殖健康的核心是生育權利，中國生殖健康的核心仍然是計劃生育。雖然一些學者已提出有關生殖健康的度量指標，但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標體係，需涉及到生理、心理、行為、婦女地位、生活方式及環境因素等各個層麵，需要多學科的研究人員和實際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與合作。生殖健康麵臨的另一挑戰是缺乏研究所需要的大量數據，為此應加強生殖健康多學科調查和研究，尤其要關注少數民族、邊遠地區、流動人口和青少年的生育行為和生殖健康。
從中國的國情和實際出發，積極支持和鼓勵生殖健康領域的跨學科研究，加強生殖健康服務的高科技探索及研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加強重點人群的生殖健康教育，大力宣傳男性參與計劃生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努力推廣生殖健康教育的成功經驗，逐步實現由以人口目標管理為主向以全方位優質服務的過渡，使計劃生育工作逐步做到以婦女為中心，以服務為重點，以群眾為依托，以社區為基礎，這些均是中國生殖健康當前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