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國內外重大政治、外交活動的報道，並且取得成功，是新中國初期新聞活動的重要方麵。
一九五四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五五年日內瓦印度支那國際會議召開，周恩來總理率代表團參加，產生了重大的國際影響。一九五五年萬隆亞非會議，中國代表團又一次進行了出色的外交活動。一九五六年中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大會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述這些重大政治、外交活動，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根據中央方針和人民願望，作了充分的及時的報道，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大力進行經濟建設，是新聞報道的主要內容。
新中國建立初期，國家大力恢複國民經濟。當時，中共中央提出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這個總口號和總任務。經過三年奮鬥，國民經濟得到了全麵恢複和初步發展。一九五二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國各族人民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新綱領。一九五三年，中國開始實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新聞機構在這個時期，突出報道了正在進行中的治理淮河和建設成渝鐵路、青藏公路、鞍山鋼鐵工業基地、第一汽車製造廠等重點工程，反映了全國城鄉迅速形成的參加和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高潮，展現了新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力。
新中國的新聞報道突出了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活動。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新聞媒介及時而生動地報道了在勞動崗位上具有時代特征的英雄模範，如勞動模範王崇倫、孟泰、郝建秀、耿長鎖、李順達、徐建春等。還宣傳了一批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先進典型。
批評報道既有成績也有失誤。
為了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克服中共在領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以及其他消極現象，以推動各項重要任務的完成，中共中央很重視利用新聞輿論陣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共中央曾於一九五○年四月作出《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當時新聞批評是圍繞中共的中心工作或中共的重要決策進行的。圍繞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開展的“三反”和“五反”運動，大張旗鼓地報道了一批重大的違法案件及處理狀況，如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天津地委副書記兼專員張子善貪汙盜竊國家財產案，上海奸商王康年用舊棉花代替藥棉坑害誌願軍案等。新聞報道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配合了“三反”、“五反”等運動的開展。
新聞批評還與中共整黨整風相結合。一是揭露批評了典型的官僚主義和瀆職事件。二是在批評幹部和群眾中的錯誤思想時，采取了群眾自我教育的方式。例如《新湖南報》刊出了題為《分了田不幹革命對不對？》的報道，使廣大幹部認識到鬆勁退坡思想的危害。對於幹部和群眾中錯誤思想的批評報道，雖然已出現了不夠實事求是和過份的問題，但總的來說，注意區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效果是好的。
這個時期批評報道的失誤和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事件上。一是一九五一年在報刊上開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二是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從支持兩位青年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文章開始，通過報刊領導發動了一場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廣泛批判。三是一九五五年在報刊上展開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並且把針對胡風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文藝問題的30萬字的意見書的批判，迅速轉變為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和鎮壓。前兩項批判已經有把學術文化問題當作政治鬥爭並加以尖銳化的傾向，因而有其消極的方麵。至於第三項批判，把文藝思想爭論當作政治鬥爭來進行，特別是沒有經過核實就把胡風和同他有聯係的一批文藝工作者當作“反革命集團”來鬥爭的作法，完全混淆了敵我、敵友的界限，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了新中國成立後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大冤案。
一九五五年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其中指出：“學術批評和討論，應當是說理的，實事求是的。”反對采取簡單、粗暴的態度和行政命令的方法。“應當容許被批評者進行反批評，而不是壓製這種反批評。應當容許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應當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學術思想上犯錯誤的人。”這些正確規定是在總結了前些時學術批評討論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可是由於受到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的嚴重幹擾而沒有實行。
從新中國建立到一九五六年，從總體說是中國新聞事業健康發展時期。在中共的正確方針指導下，這一時期建立了基本符合當時中國實際情況的新聞事業體係，建立了新聞教育、新聞研究等機構，奠定了中國當代新聞事業的總格局，培養出一支好的隊伍，並且在繼承革命新聞工作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澤東針對當時新華社在發展國外工作方麵的情況，指出“應該大發展，盡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記者，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一九五六年五、六月間，劉少奇在中南海兩次對新華社領導人談到新華社的性質、任務、作用，以及將其建設成世界性通訊社等問題。劉少奇指出，對待蘇聯塔斯社的經驗：“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能照搬。既要學習塔斯社的好經驗，也要學習資產階級通訊社的好經驗和報道技巧。他特別提出，“新華社要成為世界性通訊社，新華社的新聞就必須是客觀的、真實的、公正的、全麵的，同時必須是有立場的。”根據毛澤東、劉少奇的指示及中央的精神，新華社確立了把自己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世界性通訊社的目標，並擬定出五年與十年的發展規劃。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廣播事業局中共黨組向中共中央彙報廣播事業發展規劃時，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對廣播工作作了指示。劉少奇共講了10個問題，其中包括要發展農村有線廣播，要加強對外廣播，要盡快創辦電視，加強對廣播事業的領導，廣播係統獨立負責自己的技術工作，要創辦廣播大學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根據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和劉少奇對廣播工作的指示精神，調整了廣播事業的建設規劃。
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積極準備改版。為此，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胡喬木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到《人民日報》作了動員報告。之後，《人民日報》集中時間、人力征集改版意見，研究了40多家外國報紙以及舊中國革命報刊的100多個欄目。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正式改版，由4個版改為8版，並從三個方麵加以改進：一是擴大報道範圍，力爭增加新聞信息量一倍半，在題材上也將盡量擴大範圍；二是開展不同意見的討論，並引導社會輿論；三是改進文風，依靠人民辦好報紙，真正做到使人民成為《人民日報》的主人。《人民日報》改版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在新華社、《人民日報》的帶動下，國內各大報及廣播電台紛紛投入新聞改革，探索發揮各自的優勢與特長，辦好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路子。改革至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前夕中斷。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新聞事業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到一九五六年底，新華通訊社已形成了全國通訊社的規模，國外分社也發展到19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不同節目的每天總播音時間達三十八小時四十分鍾，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六、七倍。對國外廣播的語種增加到16種。新中國的報刊也有了較大的發展，達到1100多家。一九五六年這一年就出版新聞學術方麵的書籍30餘種，對新聞理論進行探索和研究。
一九五四年前後，中國新聞工作者訪問《真理報》代表團去蘇聯，新華社代表團、中央廣播事業局代表團也相繼訪蘇。實踐證明，學習蘇聯，對新中國初期新聞事業的創建與發展發生了積極作用，但也出現了生搬硬套蘇聯某些作法以及新聞報道中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報喜不報憂等問題。這些問題在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劉少奇對新華社領導人談話後逐步有所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