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建設時期的新聞事業
（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四月）
一九五六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進入大規模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探索過程中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宣部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還在會議期間召開的新聞出版座談會上講了話。毛澤東講到新聞工作時，要求新聞界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克服片麵性，把報紙辦得生動活潑。可惜這個好的勢頭被很快開始的反右派鬥爭所中斷。在反右派鬥爭和“大躍進”運動中，新聞報道反映了並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中共工作中的左傾嚴重錯誤。後來，新聞單位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所改正，有所前進，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六年四月的十年間，中國的新聞事業是在曲折中前進的，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的豐富經驗。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表明，希望通過整風，達到這樣的目標：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中共黨內外廣大幹部和群眾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向中共和政府的工作以及中共幹部的作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評和建議。但是，在整風過程中，出現了複雜的情況。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大民主”，妄圖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向中共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發動進攻。五月中旬，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標誌著指導思想開始發生變化，運動的主題轉向對敵鬥爭。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開始進行全國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鬥爭。對右派的進攻進行堅決反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於當時中共中央對階級鬥爭和右派進攻的形勢估計過分嚴重，使這場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50多萬名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外幹部等，其中包括新聞界人士，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們長期受了委屈，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並且使整個國家的事業遭到嚴重損失。
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在中共中央統一部署下，《人民日報》接連發表新聞、社論，著力反映和指導這場鬥爭。其中不少文章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行了過火的、錯誤的批判。在以後大約一年的時間裏，中共黨報上公開點名批判了一批“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等新聞單位在北京召開了新聞工作座談會，200多人出席。與會者對新聞理論和實踐的許多重要問題發表了意見。有的發言有片麵或錯誤之處，傳播之後起了不好影響；但多數意見屬於探討問題或建設性的。反右派鬥爭開始之後，從六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中旬舉行了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與會者400多人，批判了在第一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發過言的一些人，澄清了一些觀點，但座談會助長了新聞界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從一九五七年六月到九月，在《人民日報》上點名批判的新聞界“右派分子”就達104人。
《文彙報》在反右派鬥爭中曾遭到最猛烈的批判。《人民日報》曾先後發表《文彙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編輯部文章和《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斷定《文彙報》有一個“民盟右派係統”，執行了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許多人因此被劃為“右派”。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論斷是不符合實際的。
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在新聞界的一個典型例子是所謂“左葉事件”。一九五七年四月，北京一些新聞記者在一次采訪中與一位部長助理左葉發生了衝突，一些報紙批評了這位部長助理態度粗暴，對采訪中的一些限製表示不滿，結果許多有關的記者、編輯都被打成反共反人民的“右派”。
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使整個國家包括新聞事業受到嚴重損失。其理論上的錯誤集中表現為修改了中共八大關於中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論斷，中斷了工作重心的轉移，斷言在社會主義建成之前，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同時，嚴重破壞了中共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和作風，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方麵的錯誤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前，對於中國新聞界的指導思想及其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和幹擾。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議認為，現在中共的主要任務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要實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指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這條總路線，其正確的一麵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於是，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的情況下，就在全國開展了所謂“大躍進”運動。不久，在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之後，大辦人民公社在農村一哄而起。這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起來。直到一九六○年冬，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才出現了轉機。
一九五八年初，毛澤東就如何辦好省報問題，給中共廣西省委的劉建勳、韋國清寫了一封信，其中指出：“一張省報，對於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這封信公開發表後，不僅在廣西，而且在全國新聞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大躍進”時期的新聞報道，為“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進行了大力的鼓吹，為左傾錯誤思想的推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在農業生產上，宣傳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錯誤思想，全國報紙和新華社大量刊載和播發浮誇不實的農業高產“衛星”。《江西日報》報道鄱陽湖畔桂湖生產隊的一塊田裏畝產水稻高達22.8萬斤。《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的一組照片，報道湖北省麻城縣一塊“天下第一田”的高產情景，其中一幅是4個小孩站在厚厚的稻穗上的造假照片。工業報道上的問題也很嚴重。如一再報道全國大煉鋼鐵，大力提倡違反科學的“小土群”、“大土群”（即用土法建造煉鐵爐和煉鋼爐）。據統計，《人民日報》這個時期就報道了50—60項全黨全民“大辦”的事情。例如全民辦銅、全民辦鋁、全民辦鐵路、全民辦大學、全民學哲學、人人寫詩，等等。而對於持懷疑態度的同誌，則斥責為“保守派”、“觀潮派”，並對他們進行批判，名之曰拔白旗，插紅旗。在全國“大躍進”浪潮的推動和壓力下，新聞界也提出新聞工作“大躍進”的口號。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分別提出了自己的《苦戰三年的工作綱要》。許多省級新聞單位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