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人物典型，是為改變貧困麵貌，帶領人民治沙、治堿，積勞成疾而死的中共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河南日報》最早報道了這位忠誠為人民服務的先進人物。一九六六年二月，由新華社記者穆青、馮健、周原采寫的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報紙上發表和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後，許多讀者和聽眾感動得落淚。人們為有這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幹部而對中共和國家充滿著信心和希望，並從中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同人民患難與共、艱苦奮鬥以及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恢複和發揚。
《中國青年報》記者集體采寫的《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報道了山西省平陸縣61名築路工人食物中毒，首都軍民和當地幹部群眾尋藥搶救的事跡。通訊寫得生動感人，反映了“一人有事，萬人相救，一處困難，八方支持”的社會主義新風尚。
其他如《大慶精神大慶人》、《大寨之路》、《英雄登上地球之巔》、《兩個蒙古族小姑娘同暴風雪搏鬥一晝夜保護了羊群》、《邢燕子發憤圖強建設新農村》、《艱苦作風代代相傳——記南京路上好八連》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優秀新聞作品，所起的曆史作用是很大的。後來，隨著典型報道日益增多，在一些報道中出現了形式主義和某些虛假現象。
經過七千人大會（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動員中共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鬥方麵起了積極作用。會議前後為糾正“左”的錯誤，采取了一係列的經濟和政治措施。經過前後將近兩年的認真調整，使國內形勢逐漸好轉。但是，當時在經濟發展問題特別是階級鬥爭問題上，左傾錯誤的指導思想並沒有從根本上糾正。隨著國內政策調整的進一步深入，中共內部對形勢估量和工作指導上的分歧又逐漸發展，政治上左傾的錯誤再度發展起來。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並以這一思想為指導，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了一係列錯誤的批判和鬥爭，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並成為後來“文化大革命”觸發的導火線。
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片麵報道和宣傳，是這個時期新聞宣傳中左傾錯誤的一個重要方麵。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工作以後，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這種實用主義的學習方法，在一些報刊上多次鼓吹。林彪提出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經過新聞媒介的傳播，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斷發展。《紅旗》雜誌從一九六○年十一月起，對毛澤東等革命領袖著作的引文，開始采用黑體字排印。一九六一年四月，《解放軍報》開始每天在報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語錄”。全國報刊群起效仿。這些作法，助長了個人崇拜思潮的泛濫。
從一九五六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間，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雖然遭到嚴重挫折，但是在探索中曲折發展，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聞事業的情況大體相似，在曲折磨難中也得到了發展。
電視事業從無到有。早在一九五五年春天，中央廣播事業局向國務院提出了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規模電視台的方案。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中國第一座電視台——北京電視台（即中央電視台）開始試播，同年九月二日正式播出。經過兩三年的努力，到一九六一年初，全國各地已有26座電視台（包括試驗台、轉播台）。至一九六一年底，全國各地的廣播電台從一九五七年的61座增加到135座，一九六二年調整為94座。
新華社的國外通訊事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一九六六年初，國外分社發展到51個，駐外人員200多人，其中記者80多人。總社分別用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5種外文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國家播發新聞。還用多種文字向6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特稿。新華社盡力采用先進技術和設備，向建設社會主義的世界性通訊社的目標邁進。
報紙的發展很不穩定。一九五八年曾出現全國大辦縣報的局麵，由於人力、物力、財力所限，因而興辦快，停辦也快。進入六十年代後，各省報紛紛辦起農村版或農民版，針對農村狀況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宣傳報道，起過一些積極作用。一九六一年，許多大城市辦起了晚報。但到了經濟最困難時期，紙張供應緊張，社會生活全麵吃緊，報紙刊物有相當數量停刊或合並或壓縮發行量。《人民日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開始由8版改出6版，發行份數由133萬份降到100萬份。到一九六五年，全國郵局發行的報紙共413家，到一九六六年則有所下降，為390家。
新聞攝影事業在這個時期也有發展。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中國攝影》與《大眾攝影》先後創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年，省、自治區、直轄市共創辦畫報16種，但到經濟困難時期，除《新疆畫報》以外，都宣告停刊。新華社和各報社的攝影記者的數量都有所增加。全國還舉辦了優秀新聞攝影作品展覽。
新聞教育事業在一九五八年以後有了較大的發展。除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複旦大學新聞係之外，一九五八年誕生了一些新的高等新聞教育單位，如江西大學新聞係、杭州大學新聞係等。一九五九年，中國第一所培養廣播電視各類專門人才的北京廣播學院成立。一九六○年，又有相當多的大學中文係開辦了新聞專業。但在一九六○年一月開始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很多新聞教育單位停辦或停止招生。
新聞工作者的群眾性組織也正式成立。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新聞界知名人士胡喬木、胡愈之、廖承誌、範長江等在北京成立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委會，選舉胡喬木任主任，胡愈之、廖承誌任副主任。一九五七年二月，中國新聞工作者第一次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正式成立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記協），並產生了領導機構，鄧拓擔任會長，王芸生、吳冷西、金仲華、範瑾、梅益為副會長。隨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成立了地方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記協的前身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創建於上海的中國青年記者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