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係列禍國殃民的新聞、評論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期間，中國大陸上發生了一場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和領導，被林彪、江青等人組成的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使中共、國家和人民遭到最嚴重挫折和損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在這十年浩劫中，新聞事業在左傾錯誤的嚴重影響及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控製和摧殘下，受到嚴重損害，並且傳播了大量為禍甚烈的新聞、評論。
同時，中國共產黨廣大黨員和人民包括廣大新聞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左傾錯誤進行了抵製，對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艱苦曲折的鬥爭，因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製。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等許多方麵的工作，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但在中國共產黨和廣大幹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進展。對於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覆滅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廣大新聞工作者作了熱情的報道。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彙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誣蔑著名史學家吳晗寫的劇本《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這件事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導火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提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個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嚴重錯誤估計。同時成立了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十年“文化大革命”從此開始。據此，《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文彙報》、《解放日報》等報刊發表文章，猛烈批判《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及其作者鄧拓、吳晗、廖沫沙，並把北京兩個報刊上的這兩個專欄誣為“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大進攻”，批判的矛頭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為了控製新聞輿論工具，“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率工作組於五月三十一日進駐人民日報社，接管了報社工作。以此為標誌，全國新聞媒體的輿論方向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根據毛澤東批示，於同日晚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攻擊和誣蔑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
與此同時，許多城市很快掀起以學校校長、教師為批判對象的所謂“鬥黑幫”的浪潮。此後，新聞媒介廣泛地宣傳當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及其執行情況。全國陷入動亂之中。
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宣稱一九六七年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刮起奪權鬥爭的“一月風暴”。在此前的一月三日和四日，《文彙報》、《解放日報》先後被“造反派”接管。接著，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各地中共黨委機關報，都被“造反派”篡奪了領導權，置於他們的直接控製和操縱之下，混淆是非，混淆敵我，傳播和助長左傾思想，造成很壞影響。
一場以詆毀、誹謗國家主席劉少奇為開端的宣傳活動在升級，製造了一個從多方麵攻擊“中國的赫魯曉夫”的所謂“革命大批判”高潮。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寫的大批判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對劉少奇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代稱，對劉少奇進行了造謠陷害。七月下旬，林彪提出“砸爛總政閻王殿”之後，報紙上發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各地新聞媒介突出地宣傳了十一月六日刊登的署名“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文章把“文化大革命”視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一次實踐。這個所謂“理論”的核心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而且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的條件下，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新聞工具轉入所謂“鬥、批、改”的報道。所謂鬥、批、改，即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路線，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原來說隻在工廠進行，實際上，同樣的做法也用到其他各個領域。通過“鬥、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裏具體化。結果是中共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加劇。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四人幫”操縱、指揮的各種寫作組、大批判組，運用被他們控製的報刊發表大量批判文章，搞所謂“評法批儒”，進而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場“批林批孔”運動，拋出許多含沙射影、借題發揮的文章，叫嚷批“周公”，批“宰相儒”，批“現代大儒”，大反所謂“複辟回潮”。這實際上是攻擊周恩來及其在前一時期恢複“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正確的政策措施，包括落實幹部政策等。還發表了許多吹捧呂後、武則天的文章，為江青實現“改朝換代”作輿論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