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於一九七五年上半年，掀起所謂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姚文元、張春橋先後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反對“經驗主義”，號召“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煽動“打土圍子”，借以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和國家領導人。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在“四人幫”直接指使下，報刊上掀起所謂評《水滸》的宣傳運動。江青揚言“《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底，按照毛澤東的決定，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很不得人心的批判運動，破壞了剛剛出現的比較穩定的局勢，由鄧小平主持的整頓工作中提出的許多正確政策和措施被否定，造反派頭頭被重新起用，全國再度陷於混亂。但這也使廣大幹部和群眾更加看清“四人幫”禍國殃民的麵目。
一九七六年一月，為人民敬愛的周恩來逝世，人民群眾萬分哀痛，“四人幫”卻發出種種禁令，壓製新聞媒體報道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活動。姚文元多次強令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不準突出報道周恩來逝世，不準用大字標題；不準《紅旗》雜誌刊登周恩來遺像和中共中央的訃告、悼詞；不準電視台在播映周恩來遺像時配哀樂，不準播映首都百萬群眾在10裏長街送周恩來靈車的悲壯場麵，等等。在周恩來追悼大會前一天的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的頭3個版竟然隻字不提周恩來，卻在第一版頭條刊登清華大學的《大辯論帶來了大變化》的報道，其第一句就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中的大辯論。”正在為周恩來逝世而哀傷的全國人民，對“四人幫”這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極其憤慨。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開始，首都群眾不顧“四人幫”一再重申的禁令，自發地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園、花籃，貼傳單，誦詩詞，發表演說，以表達對周恩來的悼念，痛斥“四人幫”的罪惡。四月四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但在“四人幫”嚴加控製之下，所有新聞媒介對此均不能作報道。當天晚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把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定為反革命事件，毛澤東圈閱了政治局關於這個決定的書麵報告。四月五日晚，在廣場的群眾遭到驅趕、毆打和逮捕。四月七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中共中央的決定：由毛澤東提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還播放了姚文元組織炮製的題為《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現場報道”，把一場悼念活動誣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這篇報道和中共中央的決定。“天安門事件”以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活動及報道急劇升級，無端地指責“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七月，唐山大地震時，有的報紙還提出“抗震不忘批鄧”的口號。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共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全國各族人民沉痛悼念。被“四人幫”控製和操縱的新聞工具，大力宣傳“四人幫”偽造的“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為“四人幫”全麵篡權作輿論準備。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在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執行中共和人民的意誌，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終於結束，中共和人民取得了偉大勝利。中央立即派人到各大新聞單位重新掌握起新聞報道的領導權，廣大新聞工作者立即滿腔熱情地投入新聞宣傳工作。
林彪、“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從組織上、領導權上和整個新聞報道工作上，對新聞界實行法西斯式摧殘和控製，以達到其反革命目的。林彪、江青等通過新聞輿論工具運用最多的手法是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是不是忠於毛澤東作為是不是“革命派”，是不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的“試金石”和“分水嶺”；提出對毛澤東要“無限信仰”、“無限崇拜”；報紙上不斷出現“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最最最最……”之類語言，用以神化毛澤東。由於“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製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林彪、“四人幫”常用的另一個手法是在報刊上大肆宣揚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煽動盲目的、自發的、混淆敵我的“群眾運動”。其目的是利用毛澤東的左傾錯誤，進行大量禍國殃民的反革命活動，以造成全麵內亂，亂中奪權。
一九六四年三月，林彪給《解放軍報》下指示，“要盡量使用黨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全國性語言……如果來稿沒有這種語言，編輯部審稿時要加上去。”這種“沒有的要加上去”的新聞作假手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廣泛運用。由陳伯達、姚文元合夥炮製，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以“兩報一刊”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集中體現了他們的新聞觀，概括他說，就是事實要服從反革命目的和所謂路線鬥爭的需要，新聞可以歪曲事實，捏造事實。根據反革命目的和所謂路線鬥爭需要樹立各種典型，是林彪、“四人幫”的又一個宣傳詭計。他們操縱報刊宣傳了許多所謂“具有路線鬥爭覺悟”的“先進典型”。例如教育戰線的“白卷英雄”張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