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幫”還有一個伎倆，就是組織各種各樣的禦用的寫作班子，炮製許多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控製新聞輿論陣地。例如在“批林批孔”中，就有張春橋、姚文元控製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上海市委寫作組”，以及“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等等。他們還以梁效、柏青、羅思鼎、洪廣思、丁學雷、唐曉文、池恒、江天、初瀾等五六十個筆名，發表“四人幫”授意寫出的文章，刊登在全國各大報刊上。
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一開始就篡奪新聞界領導權，實行法西斯式摧殘和控製，對任何不順從者濫施淫威。老一輩新聞工作者鄧拓、孟秋江、金仲華、範長江、章漢夫、潘梓年等當時雖多已離開新聞崗位，仍被迫害致死。陸定一、吳冷西、梅益等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許多正直的新聞工作者遭揪鬥、挨批判，有些人則被關進監獄，不少新聞工作者被趕出新聞機關。但是，即使如此，廣大新聞工作者仍然忠於中共和人民，沒有動搖過熱愛祖國和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倉皇出逃自取滅亡以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積極清除極左思潮在各個領域的影響，主張新聞宣傳批判極左思潮。中央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一些報刊開始批判“空頭政治”，反對“衝擊”社會主義生產和業務的“政治”；同時宣傳落實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等。《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批極左的指示，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發表了署名龍岩的文章《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以及學習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體會文章。《光明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周培源的文章，提出在文化教育方麵加強基礎理論教學和研究的問題。《人民日報》還發表文章介紹了河北省懷來縣沙城中學的經驗，提出中學教育應“以課堂教學、學習書本知識為主”。江青一夥對這些文章十分惱火，說它們是“毒草”，《人民日報》的一些當事人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許多方麵的工作進行整頓。新聞媒介對此都作了宣傳報道。但無論是整頓，還是關於整頓的宣傳報道，都招致了“四人幫”的惱恨。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江青兩次請文藝界人士和新聞記者“吃飯”，肆無忌憚地影射攻擊鄧小平。新華社的朱穆之、穆青、李琴將記者彙報的關於江青在昔陽大寨的所作所為，聯名寫信反映給毛澤東。他們三人因此受到了“四人幫”的打擊、迫害。
當時新聞寫作園地上到處是麵目可憎的東西。但也有新聞工作者努力排除“幫八股”文風的幹擾，寫出刻意求精的作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由施培毅等人采寫的通訊《人民的好醫生李月華》，就是一篇充滿清新氣息、真摯感人的人物通訊。
“文化大革命”前期，一方麵是各種任意出版的造反派小報多得無法計數，另一方麵是正式出版的報紙急劇衰落。一九六七年，偌大的中國隻有43家麵目雷同的報紙。到一九七一年，全國報紙才恢複到195家。廣播、電視在“文化大革命”開頭的兩年受到很大摧殘，許多電視台停播、停建。一九六八年開始複蘇，到一九七一年全國共有電視台32座，電視發射台和轉播台達80座。一九七三年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彩色節目。農村有線廣播發展較快，到一九七六年底，全國建成縣有線廣播站2503座，60%的農戶安裝了廣播喇叭。
這個期間，中國國民經濟雖然損失嚴重，但由於中共全黨和廣大群眾的共同努力，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都還取得一些重大成就。其中，包括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外交方麵，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複，中美關係有所緩和，中日兩國建交。這些重大成就，新聞機構都努力作了報道。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空前嚴重的破壞。在嚴重的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影響和控製下，違背了新聞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違背了新聞必須真實的原則，違背了新聞工作者深入實際、聯係群眾、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傳統，敗壞了新聞應當具有準確、鮮明、生動的文風。中國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的重要原則和優良傳統，遭到了無情的摧殘，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 開創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新聞事業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在這之後的兩年間，各項工作雖有所前進，但由於指導思想仍沒有根本改變，使中共和國家的工作處於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共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開始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的新聞事業，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