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履祥
張履祥字念夫，一字考夫，號楊園。浙江桐鄉人。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生；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卒。農學。
明王朝自萬曆之後國勢衰頹，內憂外患日甚一日，終於在崇禎末年爆發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了明朝的統治。張氏家族也隨之衰落。張家原本是桐鄉望族，祖父和父親在當地都小有名氣，尤其是張履祥的祖父酷愛學問，舉凡經史、傳記、醫卜雜家，無不通曉。因不善理家，家道開始中衰。其父在他7歲時就離開了人世，留下幼子弱母，守田度日，處境艱難。在母親沈氏的教導下，張履祥從小立誌讀書，15歲即補縣諸生，做了秀才。後雖屢試舉人，但終以落第作罷，遂在鄉間教書。崇禎末年，他拜致仕禦史劉宗周為師，此人對他的影響很大。劉宗周的老師是吳康齋，吳設帳授徒時，隱居鄉間，率弟子親自種田。張履祥對此欣然神往。他的學生陳克鑒在《補農書》“引”中寫道：“昔吳康齋先生講濂、洛、關、閩之學，而隱於農，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
1644年，清兵入關，占據北京。劉宗周自殺。張履祥聞知痛哭。次年，清兵攻陷浙江。他和徐敬可、何商隱等加入了以呂留良為代表的反清複明的行列。到清順治四年（1647），清王朝統治局勢已定，他便與徐、何等人決心隱居終身。
張履祥的隱居生活是以教書為主，另有40餘畝田地雇人耕種。他在教學之餘，也親自動手幹些農活，還經常向老農請教和討論問題。農忙季節，他或是親自監督雇工勞動，檢查成績；或是穿草鞋、戴草帽，送飯到田間。他最擅長的農活是修剪桑樹，連有經驗的老農也比不過他。實踐使他在農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麵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他在《補農書》“跋”中說：“予學稼數年，谘訪得失，頗識其端。”
順治十五年（1658）張履祥過隱居生活已整整10年。在此期間，他得到了一本《沈氏農書》。據張履祥說，沈氏是距桐鄉不遠的湖州漣川人氏，《農書》作於崇禎末年。全書分“逐月事宜”、“運田地法”、“蠶務、六畜附”、“家常日用”等部分。書中介紹了一整套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技術，但這並非是沈氏的首創，早在沈氏之前約半個世紀，烏鎮人李樂曾纂修過一本《烏青誌》，其中就總結了當地農民幹田、施肥、育秧等水稻生產技術，這些技術為沈氏所借鑒，並在實踐中加以補充。正因為《沈氏農書》記載的是當地農民長期積累起來行之有效的經驗，所以張履祥對此書大加讚賞，他在《農書》“跋”中指出：“按此書大約出於漣川沈氏，而成於崇禎之末年，正與吾鄉土宜不遠。其藝穀、栽桑、育蠶、畜牧諸事，俱有法度，甚或老農蠶婦之所未諳者。首列月令，深得授時赴功之義。以次條列事力，纖悉委盡，心計周矣。”他親自抄錄了《沈氏農書》，與家人共同研讀，並奉為種桑治田的最高準則。
張履祥在順治十五年（1658）七月抄完《農書》，八月又在徐敬可的吩咐下，將自己親身經曆過的，及與老農所討論過的農事經驗寫了出來，這便是《補農書》。現在通行的《補農書》一般分為上下兩卷，上卷是《沈氏農書》，下卷是張履祥的《補農書》。這是自宋代陳氏《農書》之後，又一本關於南方稻區的農書。
《補農書》和《陳氏農書》的基本內容相同，也為水稻、蠶桑和家畜飼養等3個方麵。宋代以後，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杭嘉湖地區成為全國的蠶桑業中心，這種經濟格局在《農書》中得到了反映。《陳氏農書》中水稻占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沈氏筆下水稻的比重則有所下降，但仍居首位，而張履祥《補農書》中，蠶桑已取代水稻名列前茅。家畜飼養變化雖不明顯，但經營目的卻大不一樣，在陳氏和沈氏看來，養牛、豬、羊等，不過是為了給種植業提供動力和肥源，充當配角而已，而張履祥飼養動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供給市場，如對蠶、魚、雞、鵝等的經營，無不以市場為導向。這種變化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改變了原有的農業生產結構，而且也促進了糧食生產的發展和耕作技術的提高。稻麥二熟製就是在宋代以後的江南地區發展起來的。但是由於沒有相應配套的整地技術，稻麥二作之間在季節上存在一些矛盾。宋代隻有早田才能種上二麥。元代發明了“開耕作溝”的辦法，為解決二作之間的矛盾提供了一條途徑。在此基礎上，沈氏指出：“墾麥棱，惟幹田最好，如爛田，須墾過幾日，待棱背幹燥，方可沈種。倘時候已遲，先浸種發芽，以候棱幹，切不可帶濕踏實。”張履祥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提出了“土疏、溝深”，關鍵在於“早”的要求，他說：“況種麥又有幾善，墾溝揪溝，便於早，早則脫水而燥，力暇而溝深，溝益深則土益厚；早則經霜雪而土疏，麥根深而勝壅，根益深則苗益肥，收成必倍。燥、土疏、溝深，又為將來種稻之利。”又說：“墾溝揪溝亦宜早，俗謂：‘冬至墾為金溝，大寒前墾為銀溝，立春後墾為水溝。’揪至兩遍更好，溝深則棱土厚而脫水盡，田底亦愈熟故也。”這些要求使得宋元以來的技術發展到非常完備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