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稻麥二作的矛盾，延長麥子的生育期，《補農書》中還較早地記載了小麥移栽技術。沈氏說：“若八月初先下麥種，候冬墾田移種，每顆十五、六根，照式澆兩次，又撒牛壅，鍬溝蓋之，則稈壯麥粗，倍獲厚收。”張履祥說：“中秋前下麥子於高地，獲稻畢，移秧於田，使備秋氣。”小麥移栽技術首見於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的浙江《崇德縣誌》。崇德與桐鄉是近鄰，小麥移栽技術很可能就是在這一帶最先使用的。這表明古人在解決稻麥二作的季節矛盾方麵，又探索出一條新的途徑。
張履祥在農業技術方麵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還在於蠶桑方麵，這與他重視蠶桑是分不開的。張履祥發明了鬆棚式木架養蠶法。此法預先做一個像鬆棚似的木架，寬度和徑深均為1．45丈，架的高度以超過桑樹為準，上麵編織細竹作蓋，像桑樹栽在屋中一樣。或一天移動一下，或2—3天移動一下，得據飼蠶的多少而定，桑架早晚可避露水，晴天可遮蔽太陽，陰天可防止雨水，使桑葉保持幹鮮。在4月份的農忙季節，使用這種方法既省人工，又可預防蠶病，對於提高繭絲的質量和產量都很有意義。他還總結了桑樹壓條的繁殖方法，他說治地必宜壓桑秧。因為桑秧由自己培育，容易選擇，而根莖枝枝相似，隨起隨種，棵棵能活，還可以節省一項買樹苗的開支。而且買來的樹苗，100枝隻能活40—50枝。壓桑秧的方法：要用新填過土的桑地，或者是在水旁的地埂上，冬天挑上一次稻稈泥。采桑葉的時候，就得留好準備壓桑的枝條，使它靠近地麵，等葉頭向上新條長出，就埋入土中。黃梅時澆一次糞，如果用羊圈裏的糞鋪上更好。農曆六月澆一次，八月又澆一次，就可以同母株分離，自已長出新根，每分地可壓得桑秧數百枝，葉又不少，獲利多而又不費力。每年壓上3—5分地就可供本家使用。壓桑法是長期以來桑農所普遍采用的一種繁殖方法。另外，他還發明了用爆竹藥塞入蛀蟲洞內，引火點燃，蟲聞到藥味即死的治桑蟲方法，這種方法可以防止因捉蟲而損傷桑樹。
作為農學家，張履祥的成就還在於他提出了一套農業經營管理技術。他認為雇人代作，做工太馬虎，不盡人意，如果自己不搞好管理，與耕種石板田差不多。因此，他非常注重管理。
張履祥和沈氏在農業管理方麵有個共同點，就是講究經濟效益。“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一世窮”，古代農家都遵循的教訓，沈氏和張履祥表現得非常突出，這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關。他們很會精打細算，例如仔細計算過養雞、鴨、鵝的收支情況，對於每種家禽的飼料用量、生長速度、產蛋量、市場價格等等都了如指掌，正是基於這種計算，張履祥提出，“多畜雞，不如多畜鵝”，“雌雞之利稍厚於雄雞”。養家禽如此，經營其他生產也不例外，張履祥對種桑和種稻的投入（人力、肥水等）和產出（產量，價格等）都作過仔細計算，得出了“蠶桑利厚”，“多種田不如多治地”的結論，打破了中國傳統農業中五穀、桑麻、六畜的格局，也是對“重農貴粟”、“食為政首”等傳統觀念的一大挑戰。
把蠶桑放在首位不僅是張履祥講究經濟效益的體現，也是他強調因地製宜，多種經營的反映，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他抄錄沈氏《農書》，正是因為漣川與桐鄉“土宜不遠”，可資借鑒，他補《農書》正是考慮到沈氏所著與桐鄉“或未盡合”。他說：“土壤不同，事力各異，”又說“農事隨鄉”。這些充分體現了他因地製宜的思想。在種植方麵，他認為在桐鄉多種田不如多治地；在養殖方麵，他又針對桐鄉的自然條件，說：“吾地無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無大水澤，不能多畜鴨，少養也須人看管。惟鵝、雞可畜。然多畜雞，不如多畜鵝。”針對桐鄉多小水池的特點，他提出：“若以湖州畜魚之法，而盡力於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魚價複高，又無潰溢之患，損瘠之憂，為利不已多乎。”所有這些都為桐鄉農業生產的發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