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地製宜的思想指導下，張履祥主張多種經營。他自己的10餘畝田和幾畝地除了種稻栽桑以外，還種了蔬菜、藥材，養了雞、鵝、羊、豬等。他的好友鄔行素死後，留下老母、幼子，瘠田10畝，池一方。為了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他幫助鄔家做了規劃，考慮到鄔家缺少勞力，田地勢又高，不利於種稻，就提出種桑3畝，桑下冬可種菜，四旁可種豆芋；種豆3畝，豆起則種麥，若能種麻更善；種竹2畝，用竹或筍換米；種果2畝，如梅、李、棗、桔之類，可以換米。有宜肥宜瘠，亦有宜燥宜濕，宜肥者樹下仍可種瓜蔬，宜濕者在低處種植；池畜魚，池中的肥土可上竹地，剩下還可壅桑；畜羊五六頭。這個旱澇保收的規劃集中體現了他因地製宜、多種經營的思想。在多種經營的實踐過程中，他積累了豐富的種植和養殖經驗，如梅豆、麻麻、蘿卜、甘菊、芋艿、百合、山藥、白扁豆等的種植方法，以及魚、鵝、雞等的養殖方法，有些是桐鄉特產，是其他古農書中所未涉及的。這就豐富了古代農學的內容。
多種經營必須依靠人來完成。張履祥非常講求用人之道，他說：“種田無良農，猶授職無良士也。”他認為，對良農的訪求選擇，全在平時，選擇自己所了解的人，人無全好，亦無全不好，好壞大致可分為4等，不要求全責備，要唯才是用。在佃戶受田之日，要到佃戶家去，熟悉他的鄰居，考察他的勤惰，計好他家的人口。要認真選擇勤勞而善良、家裏人多而能同心協力的人家，把田租給他，同時要注意改善雇工的生活。沈氏對於雇工的勞動量和夥食供給曾做過詳細的規定。張履祥則提出按勞取酬的辦法，把勞動的忙閑、勤惰、難易區別開來，給予不同的工錢和夥食，獎勤罰懶。應給的應及時給足份量，不要因小失大。沈氏把寬恤租戶，不致退佃作為經營家業的第二件要緊事。張履祥說：“勞苦不知恤，疾痛不相關，最是失人心之大處。”提出收租之日，則注意優待，遇有災難還要加以撫恤。總之，彼此感情要融洽得像一家人一樣。張履祥的用人之道自然是從本階級利益出發的，然而對於調動人的積極性確可以取得一定的作用，即令是進行現代化生產管理的今天，也有值得借鑒之處。
張履祥生於明末清初，改朝換代使他失去了從政的機會。他隱居鄉間，教書、務農，始於無奈，終於自覺。這在農者不學、學者不農的古代是最難能可貴的，也是他成為農學家的原因之一。他拋棄了“以耕為恥”的觀念，說：“近世以耕為恥，隻緣製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為科，人即以為榮矣，夫耕則無遊惰之患。”他認為，“耕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讀，禮義遂亡。又不可虛有其名而無其實，耕焉而田疇就荒，讀焉而詩書義塞。”他說：“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為者。”他要求自己的子孫，“隻守農士家風，求為可繼，惟此而已。”他說：“無財非貧，忘稼穡為窮，無官非賤，廢詩書為賤，治生無他道，隻務本節用一語。”他生活儉樸，平日布衣素食，不是祭祀不殺豬宰羊，沒有客來則不吃肉。張履祥極為勤奮，在耕讀兩方麵都取得較大成就。他的著述甚多，其中《楊園全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