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論藥，注意引錄本草名著精要之說予以綜括。在學術觀點方麵，師古而不泥古，並能折衷前賢論述而多有創見。如書中既有18反、19畏之內容，又據臨床實踐提出異議，而不拘執於前人“相反相畏”之說；其於藥性，雖列百家之言，然必參以己見，判斷其曲直是非。此書雖為本草專著，為了更切於臨床參考，論藥之時，必參之以論證，並將藥性結合病證或病因相互闡發，亦將中醫之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學的理論與藥物學內容熔為一爐，以辨證論治的原則貫穿始終，使讀者有規可循，遣藥變通有法，既明理義，又切合實用。因此，該書自刊行後流傳甚廣，刊本達60餘種之多，其中最早為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另有1729年日刻本等。由於此書論述淺顯，釋理明暢易懂，對普及本草學知識影響很大，也可以說是國內第一部普及性本草名著。
清代以前，曆代醫學家編撰的方書不少。在醫方分類、方劑理論等方麵亦有所闡發，但於方解方麵著力不多。金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對製方之理雖有論及，但所述醫方隻20首。明代吳昆著《醫方考》，其注解醫方雖較成氏有所增加，但多限於個人識見，其方義述理或不夠詳明，收方範圍亦欠廣。汪昂認為，醫者知有方，亦當知方之解。否則“執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於誤世殃人者幾希……”。有鑒於此，他在撰寫《本草備要》的同時，又仿照宋代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及吳昆《醫方考》遺意，廣收博采，集錄諸家之說，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著成《醫方集解》一書相輔而行，互資為用。此書共3卷，選收方劑近700首（包括正方與附方），按功能分為補養、發表、湧吐、攻裏、表裏、和解、理氣、理血、祛風、祛寒、清暑、利濕、潤燥、瀉火、除痰、消導、收澀、殺蟲、明目、癰瘍、經產計21門。各門之首，均簡要闡述其功能、適應證及主治病證的病因病機。各方名之下，簡注功效及方劑出處，次列主治病證、方藥組成，再次方義解釋及附方加減等，並對各方所治病證的病源、脈候、髒腑、經絡以及治法，無不備錄。書後尚附“救急良方”一章，記載了20餘種意外或暴發危證的搶救方法，以備倉猝之需。書後附《勿藥元詮》1卷，以簡要、流暢之筆敘，曉示讀者防病養生之大要。汪昂所輯諸方，多為臨床所常用的曆代名方，大多屬於藥味精煉、藥性平和，方效可靠者。其選方範圍，博取於曆代醫書；選方宗旨，以理法精當、實用有效為原則，大多屬名醫創用之方，亦有出自名不見經傳的醫家效驗之方，體現了其選方較為客觀、求實的態度。書中所載述的一些後世常用名方（如百合固金湯、金鎖固精丸等），由於原始文獻已散佚不存，幸賴汪昂收載而得以傳世。在方劑分類上，汪氏參考“十劑”說，按功能分類並予以擴充，又揉合前賢的見解，創立了將方劑學按病因和治法予以綜合歸納的分類方法。這種方劑分類法較為完善，便於臨床應用，並使方劑學成為一門不依附於本草學或病證學的獨立學科。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同類方劑的有關內容，便於據病選方；同時也避免了同一方劑的重複出現。這不僅在當時是一個創舉，對後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汪昂以後的方劑學專著（如吳儀洛《成方切用》、張秉成《成方便讀》等），大多沿襲此法進行分類，甚至目前出版的《方劑學》教材，也基本沿用汪昂的醫方分類法。在對待各方的方解方麵，汪氏彙古今數十位醫家之學術精髓，上自《內經》、《傷寒雜病論》，下迄金元四大家和明代、清初諸賢之論，均予選錄，博覽約取，附以己見，闡發立方蘊旨。他釋方著意於“辨證論方”，“雖名方解，而病源脈候、髒腑經絡、藥性治法，罔不畢備”，釋方與臨床密切結合，從而使理、法、方、藥相應貫通，為後世方書之釋方樹立了規範。《醫方集解》由於有以上特點，問世之後，流傳甚廣，對後世影響很大，長期以來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成為中醫門徑書中之重要著作。刊本多達50餘種，現存最早為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