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闡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又字昭冥（肇敏），號餘不，別號天同一生。江蘇吳江人。明崇禎元年六月二十三日（1628年7月23日）生；清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1682年10月18日）卒。天文學。
王錫闡出身於貧寒之家。其父王培真，母親莊氏。從王錫闡被過繼給一位沒有子嗣的叔父這一點來推測，他似乎不會是家中的長子。此外，對於他的家庭以及他本人早年的生活情況，現在幾乎一無所知。關於他受教育的情況，同樣未留下史料，隻知道他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是出自自學。
王錫闡17歲那年（1644），大明王朝的末日來臨。這年三月，李自成率軍進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身亡。四月李自成在山海關被吳三桂和滿清的聯軍擊敗。五月一日清軍攻入北京，標誌著滿清王朝正式君臨中國大地，改年號為順治元年。麵對這一係列巨變，王錫闡和許多傳統的讀書人一樣，顯然在心理上缺乏足夠的準備來承受。王錫闡作出的反應是自殺殉國。他先是投河，但遇救未死；接著他進行絕食，雖然七天之後在父母強迫之下不得不重新進食，但故國之思，亡國之痛，從此伴隨了他的一生。他拒絕從事科舉以求仕進，終身以明朝遺民自居。成為清初東南遺民圈子中的重要人物。
關於王錫闡此後的生活和活動，今天隻能從下麵兩個來源推測出大致輪廓：一是他與遺民圈子中許多著名人物的交遊，二是他留下的著作中所署的一些日期。
王錫闡一直過著貧困淒涼的生活，身後也無子女。當時他的朋友們描述他的形象是：“瘦麵露齒”，“性狷介不與俗諧。著古衣冠獨來獨往。用篆體作楷書，人多不能識”。所謂“不與俗諧”，也可能是明朝遺民們的曲筆，意指他絕意仕進，拒絕與清政權合作。
清初最著名的遺民學者之一顧炎武，長王錫闡15歲。顧對王錫闡非常欽佩，他曾作有《廣師》一文，列出朋友中有過己之處者10人，而王錫闡居其首：“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顧又有詩《太原寄王高士錫闡》，其中有句雲：“知交盡四海，豈必無英彥？貴此金石情，出處同一貫。”可見二人交情甚深。
王錫闡與潘檉章、潘耒兄弟極友善，曾客居潘家數年之久。檉章因參與私修《明史》，死於清政府的文字獄。當時潘耒方17歲，王錫闡視之如幼弟。後來潘耒出仕清政權，王錫闡大不以為然，曾多次去信加以責備和勸告，用詞嚴厲，但潘耒並未記恨，王錫闡去世後，潘耒為之收集遺稿，並作序，備極推崇。
王錫闡晚年曾和呂留良、張履祥等一起講授濂洛之學，即北宋周敦頤和二程的哲學，屬於清初很流行的程朱學派一路。
王錫闡曾與清初著名文學家朱彝尊有交往。他們二人曾一同披閱過南懷仁（F．Verbiest）《靈台儀象誌》的一個校刊本，他們看過的這兩冊書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圖書館，上麵記有此事。王錫闡又曾與當時另一位著名遺民學者萬斯大一起研討天文曆法。萬以研究經學著稱，又因於1664年毅然收葬抗清英雄張煌言被俘就義後的遺骨而受到時人稱道。王錫闡對萬斯大頗為尊崇，曾表示願意追隨他致力於改革曆法。
王錫闡一生幾乎未出過遠門。他雖與上述以哲學、文學名世的諸學者頗有來往，卻從未會晤過當時大有名望的兩位天文學家——梅文鼎和薛鳳祚。這三位天文學家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同時從事天文學活動。當時曾有“南王北薛”之語，將王與薛並稱，但梅文鼎認為王在薛之上，他還為未能及早認識王錫闡而抱憾。而阮元在《疇人傳》（1799）一書中則提出了“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的評語。王、薛二人曾有書信來往。
王錫闡寫過一篇寓言式的自傳《天同一生傳》，這篇自傳對於了解王錫闡的生平事跡雖無很大的直接幫助，但可以從中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傾向：“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詩》、《易》、《春秋》，明律曆象數。……帝休氏衰，乃隱處海曲。意恒泊如。惟好適野，悵然南望，輒至悲欷。人鹹目為狂生，生曰：我所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號天同一生。”所謂“天同一生”到底是什麼意思，王錫闡不肯明說。考慮到當時的政治背景，南明政權直到王錫闡33歲那年（1661）才最後滅亡，而台灣鄭成功抗清政權更堅持到王錫闡去世之後一年（1683），則自傳中“悵然南望，輒至悲欷”，“我所病者，未能狂耳”等語顯然是他亡國之痛的表現。
1.對中西天文學的研究與觀點
明末由徐光啟主持，招集來華耶穌會士編撰成《崇禎曆書》這一巨著，係統介紹歐洲古典天文學。入清後康熙帝熱愛自然科學，尤好西洋天文數學，大力提倡，一時士大夫研究西方天文曆法成為風尚，為前代所未有。清政府又從一開始就用耶穌會士主持欽天監，並以《西洋新法曆書》的名稱頒行《崇禎曆書》的刪改本，即所謂新法，風靡一時。但滿清以異族而入主中國，又在曆法這一象征封建統治權的重大問題上引用更遠的異族及其整套學說和方法，這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特別是當時明朝的遺民們看來，是十足的“用夷變夏”，很難接受。作為明朝遺民的一員，從感情上來說，王錫闡對西方天文學有很強烈的厭惡之感。
在這樣的心情之下，王錫闡發憤研究天文曆法，從20多歲起，數十年勤奮不輟。由於對中國傳統天文曆法和西方天文學都作過較為深入的研究，王錫闡的意見盡管不無錯誤之處，但畢竟比較言之有據，與一般的泛泛之談和盲目排外者有很大不同。
王錫闡研究所得的第一個重要觀點是：西法也有不完善之處，而中法未必不善。他認為中國傳統天文學方法未必不如西方，隻是掌握運用不得其人。他又認為西法對中法的錯誤批評，是由於未能深知中法的精義（法意），他在《曉庵新法》自序中列舉出西法“不知法意”的例子5條，依次為平氣注曆、時製、周天度分劃法、無中氣之月置閏和歲初太陽位置，為中法辨護。又指出西法有“當辯者”10點，依次為回歸年長度變化、歲差、月球及行星的拱線運動、日月視直徑、白道、日月視差、交食半影計算、交食時刻、五星小輪模型、水星和金星公轉周期10個問題，以證明西法本身並非盡善盡美。在《五星行度解》中，他又有西法六誤之說，是針對《崇禎曆書》中行星運動理論不完備而提出的批評。總的來說，王錫闡關於西法並不完善的結論是正確的。《崇禎曆書》中的西方天文學，沒有超出J．開普勒（KePler）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之前的歐洲天文學水平，其中行星運動理論之不完備尤為明顯。但王錫闡為中法所作的辯護，則大
比西方的360°更好。此外，對於中、西法的優劣，他還有過一些感情用事的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