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初以後，奉無生老母為創世主，宣稱無生老母派彌勒佛等神佛下凡，救度迷失在紅塵的皇胎兒女。此後，教派林立，不下百種，而且互不統屬，頭目亦各有不同名稱。
18世紀後半期，河南省鹿邑人劉鬆以白蓮教組織起義，事發被捕後，其弟子赴川、陝、鄂一帶傳教。湖北省來鳳，四川省酉陽一帶土家族地區的白蓮教，就是從陝西省一帶傳來的，一些喪失土地的土家族貧苦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均紛紛入教為教徒。當時的土家族地區封建地主經濟已有相當發展，實物地租“四六分成”，佃戶所得未及一半。田賦猛增，差役沉重，天災人禍之際，高利貸年利竟達80％之高。在乾嘉湘西，黔東苗民起義影響下，陝西省平利縣來此傳教的王子俊子1796年（嘉慶元年）二月由襄陽到來鳳，通知教友，約定日期與荊襄地區的白蓮教同時起義。湖北省來鳳縣教徒於二月十五日在小坳大教首唐貴家中祭刀，白布繞頭，白旗為號，旗鼓寨大教首田穀敦，夾牛洞向文進，享康裏王長清也同時起義。四川省長陽縣林之華、覃士輝等也高舉義旗，揭竿而起。來鳳一帶短短幾天，加入白蓮教起義的土家、漢、苗族達三四萬人。各教首之下，分率七八百或三四千人不等。他們構築據點，並向四川西陽，湖北鹹豐、湖南龍山等地活動，從教者日眾。
清政府除了竭力防止湖北省白蓮教與湘西苗民起義軍發生聯係外，還增撥兵力，阻止白蓮教蔓延擴大。在小坳、茶園溪等地被官兵占領後，起義軍又聚集宣恩、鹹豐、龍山、桑植4縣，共有教民數萬人，分編九營，齊集旗鼓寨，堅持戰鬥。七月初，川、湘清軍分四路合攻旗鼓寨，經繳烈爭奪，終於在七月十八日失守，近萬名教民壯烈犧牲，2000多人被俘，數千間草房，1000多間瓦屋樓房被焚一空。被俘者則在龍山縣全部被害。次年三月，清軍向長陽縣教民義軍屯集地黃柏山發動全麵進攻，義軍忽分忽合，又南又北，進行靈活機動的戰鬥。十月，各省官軍雲集鄂西，在地主鄉團的配合下，使各地義軍慘遭鎮壓，到1798年（嘉慶三年）春，義軍首領被俘，土家族地區為時兩年的白蓮教起義終於失敗。
五、嘉慶年間雲南大理等地各民族起義
嘉慶年間是清朝統治由盛轉衰的時期，政府腐敗，剝削加重，致使全國各民族反抗鬥爭屢屢發生，雲南各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抗清朝統治的高潮。
1796年（嘉慶元年）威遠縣牛肩山一帶發生饑荒，拉祜族人民不堪乏食之苦，在紮杜的領導下起來反抗，襲擊官府和奪取清軍糧庫。起義得到緬寧“佧佤”（佤族）、蒲蠻（布朗）等族的響應，“倮黑（拉祜）、佧佤、蒲蠻諸夷滋擾緬寧”。紮杜領導的起義和佤、布朗等起義軍在大黑山一帶會合，共同圍攻緬寧城，使清朝為之震動，急調雲貴總督勒保率兵回滇鎮壓。1797年（嘉慶二年）紮杜在與清軍的戰鬥中被俘犧牲，起義軍遭到重大損失，餘部退入大黑山一帶，準備再度起義。
1797年大理、趙州、楚雄等10餘府州縣發生了因“鹽案”引起的白、漢、彝、回等族大起義。起義的原因是清政府將雲南民辦民運的鹽井改為官辦官銷，“始則計口授食（鹽），繼則按戶分灘”，“始則先課後鹽，繼則無鹽有課，人民訴之官府，官府又袒護鹽官，對告狀人民或立斃於庭，或羈死於獄……遂至釀成此禍”。因此在1797年三月，蒙化、太和（大理）、鄧川、趙州（鳳儀）、雲南（祥雲）、永北、鶴慶、浪穹（洱源）、楚雄、大姚、元謀、定邊、祿豐等處，以壓鹽致變，“縛官親門丁、蠹書凶役及本地紳衿之為害者”進行懲處。10餘府州縣的白、漢、彝、回等族人民在幾天之內紛紛起義，占領州城，捉殺貪官汙吏。清政府迫於起義人民的強大勢力，被迫采取了一些緩和措施，於1799年（嘉慶四年）重新製定章程，“罷官鹽，改歸民運民銷”，這次起義鬥爭取得了勝利。
1799年，猛猛（雙江）拉祜族因不堪忍受土司“虐其民”，在李文明領導下舉行起義，此時原紮杜起義軍失敗後退入大黑山的義軍餘部也來到猛猛，與李文明義軍一起共同攻占了猛猛。李文明還聯絡阿佤山等地的佤、拉祜等族人民參加起義，於是有阿佤山拉祜族頭目李小老率領的拉祜、佤族等五六百人的武裝來到猛猛，孟連銅金和尚張輔國也參加了起義，猛猛、壩卡50餘寨的拉祜等族投入到起義隊伍之中。清朝派兵前往鎮壓，起義軍機智地轉入叢林中隱蔽，使清軍被困於南灑河。清廷大震，將雲貴總督富鋼、巡撫江藍撤職查辦。又調書麟為雲貴總督，永保為雲南巡撫，率兵前往鎮壓。清軍采取“以堵為上策”和分化瓦解起義隊伍的手段，誘降了張輔國，利用他分化瓦解起義軍。
1800年（嘉慶五年）起義軍據點壩卡被清軍占領，李文明、李小老奮戰犧牲，起義被鎮壓。
1810年（嘉慶十五年）賓川、大理等地在四川省等地白蓮教的影響下，舉行了一次起義。這次起義首先由賓川張俞與朱九桃（四川省白蓮教徒）來往於雲南（樣雲）、大理、姚州、祿豐、昆明等地，醞釀和組織起義。以後又與昆明陽黨中秘密約定在1810年二月在賓川、昆明同時起義。由於賓川提前起義，且起義計劃失密，當起義軍到達賓川城時，官軍早有準備，起義群眾又尚未聚齊，因此起義軍被迫退守鐵城。清朝速急調兵，在各城阻擊起義軍和鎮壓準備起義的群眾。起義終於遭到失敗。
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滇南紅河地區由於遭受土司等苛派擾累，致令饑寒而爆發了哈尼、彝、漢等族人民的起義。是年三月宗哈窩泥（哈尼族）高羅衣同教讀章喜（漢族）、馬哈禮（回族）、朱申（哈尼族）及高羅衣侄高借沙等共商起義。高羅衣自稱窩泥王，封高借沙為大都督，章喜為軍師，朱申、馬哈禮為副軍師，聚七八百人，攻麻栗、新街、芭蕉嶺等寨，打敗了土司普承恩。高羅衣繼攻逢春苓，殺土目龍定國，起義軍發展到1.6萬人。義軍繼續北進，欲攻臨安府，被清軍防江官兵擊退，章喜被俘。雲貴總督伯麟又率官兵和土司兵前往鎮壓。於是起義軍改變進攻臨安的計劃，沿江北上進入瓦渣、溪處兩土司境內，瓦渣土司逃至元江，溪處土司投降，義軍直逼元江城。伯麟便兵分兩路：一路救援元江，一路由中道過江進擊。起義軍經過激烈戰鬥，高羅衣、朱申、高借沙被俘後犧牲，馬哈禮幸免於難。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高羅衣之堂侄高老五繼稱窩泥王與馬哈禮在納更土司境（元陽）再次起義，攻下稿吾卡，並由蠻密渡過紅河，進據臨安城外20公裏的牛肝哨，清臨安“總兵李慶雲聞風閉城”，雲貴總督伯麟派兵擊退，義軍退回紅河江外，固守打雀山頂，不幸高老五、馬哈禮被俘犧牲，起義再次被鎮壓下去。
嘉慶年間是雲南各民族人民起義的高潮時期，起義此仆彼起，波及到雲南省的各個地區，且多是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聯合起義，起義規模越來越大，擴大到幾個乃至10幾個府州縣，參加起義的群眾也越來越多。這些起義雖然都被統治者鎮壓下去了，但它卻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推動了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
六、滇西北各民族聯合起義
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滇西北各民族曾舉行過多次聯合起義，其中以維西恒乍繃、永北唐貴領導的兩次起義規模最大，波及地區廣，影響深，它在滇西北各民族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一）恒乍繃領導的起義
1801—1803年（嘉慶六至八年）在滇西北的維西地區爆發了以傈僳族恒乍繃領導的包括傈僳、怒族、白、納西、漢等族的起義。起義原因是滇西北瀾滄江與怒江地區各民族深受清朝官吏、土司、喇嘛寺的三重壓迫剝創，致使民怨沸騰，欲起反抗。起義的直接原因是維西大旱，冬季又遭雪災，但清朝官府、土司、喇嘛寺仍然橫征暴斂。當饑餓的群眾向康普、古刹兩寨土司借糧時遭到拒絕和辱罵，憤怒的各民族群眾便在恒乍繃的領導下舉行了起義。起義群眾攻入康普、古刹兩土千總和喇嘛寺，將其囤糧積穀、牛、羊、金銀全部分給周圍的傈僳、怒、白、漢、納西各民族人民。1802年（嘉慶七年）維西廳守備聞訊後派兵50名前往鎮壓，被起義群眾擊斃49名。繼後起義群眾燒了千總衙門。占領了喇嘛寺和附近塘汛、倉庫、銀廠等。這時維西、麗江等地人民紛紛參加起義，共推恒乍繃為起義軍首領，並在岩瓦、康普建立據點，提出了“借糧抗官，分種田地”的口號。起義軍的領導人還有臘者布（傈僳族）、別的扒（傈僳族）、烏恒布（傈僳族）、李禿樹（漢族）等人。1902年二月臘者布領導的義軍消滅了康普附近50餘寨的清軍和土司殘餘勢力，控製了維西北的要隘金江橋。李禿樹領導的義軍攻下了維西城南的樹苗、小甸、吉尾等地。另一支起義軍占領了石鼓，切斷了清軍交通要道。清朝令雲貴總督覺羅琅玕親往鎮壓。起義軍在魯甸太平塘一役消滅了琅玕的先遣部隊1000餘人。清廷大為震驚，督責琅玕大舉進擊。四月臘者布圍攻維西城不下，退入小維西，後不幸中敵奸計被俘犧牲。李禿樹義軍亦在進攻小維西的途中被圍困，起義軍大部分犧牲。五月義軍據點康普被清軍攻破。但起義軍仍在各地抗擊清軍，九月義軍退守瀾滄江岸繼續戰鬥。十月，恒乍繃、別的扒、烏恒布等重整起義隊伍，統領各路義軍繼續戰鬥，在魯甸伏擊清軍獲勝，打死昭通守備和清軍150餘人，起義軍士氣大振，在各山上設滾木擂石，管內挖壕，栽插竹簽。低處則埋伏放弩，使清軍處處被動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