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經濟思想
魏源是站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起點上最先具有對外開放意識的、愛國主義的啟蒙思想家，是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發生劇烈變動時期的地主階級改革派經濟思想承先啟後的代表人物，是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開拓者。他的經濟思想反映了中國曆史新紀元開端的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曆史發展的新趨勢，成為爾後洋務派創辦新式工業的理論先導，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的直接前驅，為拉開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序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新舊曆史交替之際站在曆史前沿的經濟學家，魏源的經濟思想不僅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對於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一、魏源經濟思想的哲學基礎
魏源的進步經濟思想是建立在他的進步哲學思想的基礎上的。他非常重視《公羊春秋》、《周易》和《老子》中的變易思想，這種思想經過他的推衍闡發，成為他的社會改革思想的理論基礎。
關於魏源的經濟思想的哲學基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認識論的唯物傾向。
1.行是知的來源。知和行的關係，是中國哲學史上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魏源主張先行後知，不行則不知。他說：“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注：魏源：《學篇二》。）他強調“及之”、“履之”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說明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一定要主體與客體相接觸才能獲得；沒有行則不可能有知；在知行關係上，行是知的來源和基礎。
2.批判“生而知之”的先驗論。魏源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進行了批判，否認有先天的、超經驗的所謂“知識”。他指出：“聖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發憤而忘食？姬何以坐而待旦？文王何以憂患而作《易》？孔子何以假年而學《易》乎？”（注：魏源：《學篇三》。）他指出封建社會曆來尊為偶像的三位“聖人”的知識也是經過長期刻苦學習而獲得的，而決不是“生而知之”。
3.批判漢學和宋學脫離實際。在清政府大力倡導的程朱理學的思想統治下，當時的漢學家醉心於對古代經史典籍進行考證，宋學家則隻讀心性書，挖空心思琢磨程朱義理，都不敢正視社會現實問題。魏源斥責宋學脫離實際，“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習，國計邊防之不問”，“上不足製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注：魏源：《學篇一》。）同時抨擊煩瑣的專注於訓詁的漢學，指出它隻能“錮天下聰明智慧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注：魏源：《武進李申耆先生傳》。）。他呼籲關心國事和民眾疾苦，提倡“貫經術、故事、文章於一”（注：魏源：《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和“以經術為治術”（注：魏源：《學篇九》。）的正視現實問題的學風。
（二）辯證法的因素。
魏源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他提出：“天下物無獨必有對。”（注：魏源：《默觚·學篇》。）又說：“有對之中，必有一主一輔，則對而不失為獨。”（注：魏源：《默觚·學篇》。）這就是說，天下的事物沒有單獨存在的，必然包含著對立的方麵；而且對立的雙方必然有主次之分，這樣雖然包含著對立的方麵，而仍然不失為統一的事物。他還觀察到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及矛盾的轉化，他說：“消與長聚門，禍與福同根，世事、物理，包括學問，都包含著這個道理”，“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注：魏源：《默觚·學篇》。）承認客觀事物中包含著矛盾，矛盾的鬥爭引起變化發展，世界上沒有什麼永恒不變的事物，這是魏源變法改革的重要理論依據。
（三）進化的曆史觀。
魏源針對宋明理學複古倒退的觀點，利用《公羊春秋》“微言大義”的方法，提出一些進化的曆史觀點。他說：“三代以上，天皆不同於今日之天，地皆不同於今日之地，人皆不同於今日之人，物皆不同於今日之物。”（注：魏源：《默觚·治篇五》。）因此，他提出：“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誣今不可為治，誣古不可語學。”（注：魏源：《默觚·治篇五》。）他痛斥那些抱殘守缺、泥古不化的守舊派說：“讀黃、農之書，用以殺人，謂之庸醫；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得不謂之庸儒乎？”（注：魏源：《默觚·學篇》。）他認為，不順應曆史變化而為的人是不可以“語學”，不可以承擔治理國家的重任的。
二、經濟思想的基本觀點和經濟變革主張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是在以鴉片戰爭為契機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由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開始轉變之際逐漸產生、發展和形成起來的。魏源的經濟思想正是這一時代大變革的開端在經濟思想這一意識形態領域最初的反映：魏源以傳統的經濟思想範疇為載體對之賦予新的解釋並加以修正，為他的經濟變革主張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本”、“末”關係的新解和修正。
“本”和“末”的關係問題，其實質是對封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態度問題。“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經濟形態的反映，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到了近代初期，地主階級頑固派仍然敵視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墨守“重本抑末”的教條。地主階級改革派雖然也同樣視農業為“本”並主張“重本”，但是，時代的變化卻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主張或並不強調“抑末”。
魏源基本上也是一貫地把農業所生產的自然形態財富（“食”）看作“本富”，而把貨幣形態財富（“貨”）稱為“末富”。直到1852年最後增訂《海國圖誌》時，盡管他對西方國家工商業發達的情況已有了相當了解，但他竟然以美國和秘魯來作“重本”主張的佐證。他說：“美利堅產穀棉而以富稱，孛魯諸國產金銀而以貧聞。金玉非寶，稼穡為寶，古訓昭然，荒裔其能或異哉！”（注：魏源：《彌利堅國總論下》。）“重本”思想在他的具體經濟改革主張中的表現是他特別強調“阜食源”即增加糧食生產，主要辦法就是興屯墾。他主張把東南沿海的一些“封禁山”盡量開放，“許民屯墾”，尤其主張把靠封建國家贍養過著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遣送到內蒙、東北去進行屯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