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租減息運動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就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作為自己的曆史任務而不斷地進行理論探索和革命實踐。而中國農民為爭取土地的鬥爭，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即不斷取得勝利並最終得以實現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土地鬥爭和土地改革，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鬥爭，經曆了建黨初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以後的土地改革五個階段。在長期的武裝鬥爭中，中國共產黨開創了深入農村，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從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的土地改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一直是同革命戰爭，奪取政權結成一體的。
建黨初期農民減租運動
中國共產黨對農民土地鬥爭的領導和認識有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提出，要“以社會革命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這裏所說的沒收土地，顯然是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提出來的。由於大會還沒有明確區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作為民主革命的重要課題——農民土地問題，尚未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國民黨以及中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婦女等革命團體的代表參加了大會。中國代表在會上的發言中，介紹了中國的土地關係和農民狀況。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闡明了被壓迫民族所麵臨的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中國的一部分代表，向他們闡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革命的道路，並提出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的國民黨聯合的可能性。受這次會議的啟發，中國共產黨開始認識到中國當前的革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軍閥製度和封建的土地製度。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肅清軍閥、沒收軍閥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要求製定“限製租課率的法律”。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宣言》提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成功。”01認識到中國農民是革命中“最大的要素”和工農“握手革命”的重要性。
一九二二年底，中共中央製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指出：佃農“是工人階級最有力的友軍，為中國共產黨所不應忽視”；“無產階級在東方諸經濟落後國的運動，若不得貧農群眾的協助，很難成就革命的工作”。並且提出：“限製私人地權在若幹畝以內，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歸耕種該地之佃農所有”；開展“限製租額運動”，每年應繳納地主之租額由佃農組織的佃農協會議定。
但是，直到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的兩年中，中共中央主要精力集中在領導工人運動，而農民的土地問題，尚未列入黨中央的議事日程。這個時期的農民土地鬥爭還不是經過中共中央的部署，自上而下地有領導地進行的，而主要是由一批比較熟悉農村情況的共產黨員和農民領袖領導進行的。他們在浙江、廣東、湖南等省領導農民開展了限租、減租、鏟除高利貸和苛捐雜稅為主要內容的農民群眾鬥爭。
一九二一年九月，曾參加建黨活動的沈定一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宣中華領導浙江省蕭山縣、紹興縣農民運動，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農民土地鬥爭的先聲。這次運動首先在蕭山縣衙前鄉興起，衙前鄉農民在沈定一和當地農民領袖李成虎領導下成立農民協會，發布《衙前農民協會宣言》，宣告：“本會與田主地主立於對抗地位”，指出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隻能走推翻“不良的經濟製度”和封建政權的道路，並提出了農民協會的行動綱領。農民協會製訂了《衙前農民協會章程》，領導農民開展“三折交租”，反對地主奸商囤積糧食，壟斷市場，高利盤剝等鬥爭，並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例如將原來高達60%至80%的地租，減為隻占產量的30%，取消大鬥大升收租以及強迫農民負擔地主收租的“車腳費”。農民起來搗毀了蕭山縣坎山、長港、瓜瀝等鎮大地主辦的米店，製止了地主奸商對農民的高利盤剝。在衙前農民鬥爭勝利的鼓舞下，附近農民紛紛起來辦農民協會。是年底，農民協會的勢力發展到蕭山、紹興、上虞等縣方圓三四百裏80多個村莊，會員達3萬人以上。這次鬥爭最後遭到反動軍警當局的鎮壓，農民協會被解散。農民領袖李成虎被捕入獄。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麵前，他威武不屈他說：“我是主張組織農民協會的，我是還三折租的提議者”，“要殺就殺我，不用多羅嗦！”不久在獄中被反動派淩虐而死，終年68歲。李成虎的鬥爭精神，生動地體現了中國農民敢於鬥爭的偉大氣概。
農民協會被解散後，封建官廳和地主階級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活動。他們向佃農煞命的量租，本來是八折交租的也提高到九折，甚至十足交租，一般的是九三折。蕭山、紹興地區的農民又重新陷入漫長的苦難深淵。
農民運動的先驅者彭湃一九二二年七月領導廣東海豐農民掀起了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彭湃一九二一年就開始在海豐做啟發教育和組織農民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九月，海豐成立赤山約農會，擁有會員500餘人，彭湃將屬於自己的和家族的土地分給了農民。農會想方設法為會員謀利益，在農民中的威信日益提高，許多農民紛紛要求加入農會。一九二三年元旦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擁有會員10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彭湃任會長，農會內設教育、衛生、農業、財政、仲裁、宣傳、交際、文牘、服務九個部，開展了農村各方麵的工作，整個農村熱氣騰騰。仲裁部負責解決農村中各種民事糾紛，在農村中享有極高的威信。農會幾乎成了農村的實際政權。當地土豪劣紳組織“糧業維持會”，以與農會相對抗。“糧業維持會”散布謠言，誣蔑“農會運動，不顧業主血本，殊深可惡”。海豐惡霸地主朱墨向第二區佃農餘坤等6人加租，遭到農民協會的抵製，朱墨勾結縣法院逮捕6名佃農。農會聞訊，連夜動員組織6000多名農民到縣分署請願示威，要求釋放被捕佃農。在農民群眾的強大壓力下，縣法院被迫釋放6名佃農，“糧業維持會”也被衝散。農民反對加租的鬥爭取得了勝利，6000多農民歡呼“農民萬歲”、“打倒地主”的口號，震撼了海豐縣城。
海豐農會還領導農民開展災年減租鬥爭。一九二三年夏季，海豐遭到台風的襲擊，90%的農田，60%的房屋，40%的牲畜受到損失，農民死亡500多人。農會鑒於當時的災情，“免租既有所不能，完租必至於餓死”的情景，決定發動農民開展減租鬥爭，提出，無收獲者免租，有部分收獲者“最高限度隻能輸納三成”的口號。農會發布的《為減租而告農民書》指出：“今年不幸，遇著風災水禍，農產品完全失收。地主的田地毫無損傷，我們所下的血本被大風吹了，被水洗了。我們的血本已無存，地主那裏有利租可收！我們須與殘暴無良的地主一抗，主張至多三成交納，如無租可還者隻可免交。”01農會的減租號召，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地主們反對減租，竟派人下鄉逼租、六月二十七日，縣保衛團局長林卓存命其侄林某下鄉十足收租被打。縣長王作新便派軍警逮捕農民3人，並罰款30餘元。七月五日，軍閥鍾景堂與縣警應地主豪伸的要求，包圍農會，搗毀了農會辦公所，逮捕農民領袖25人，製造了震驚全國的《海豐七五農潮事件》。
海豐縣農會雖遭摧殘，但廣大農民群眾奮起鬥爭的意誌卻更加堅定。農民說“生為農會人，死為農會鬼，殺頭也是要幹的。”各地基層農會繼續領導農民減租鬥爭，提出減租15%的要求，海豐第三區姓林的地主帶頭反對，農會動員二三百戶佃農集體辭田。這個地主依仗其它七八百石耕地仍有人租種而繼續頑抗，於是農會進一步動員其餘佃農一起辭田，反動地主們為了支持這個地主抵抗減租，決定：凡被辭一石種子田，由“公租”補助一元幫銀。農會則針鋒相對提出，凡辭田或被吊田的農民，可從農會得到每石種子田二元幫銀，並給農民介紹職業或幫助擇地開荒。這個林姓地主對比得失，覺得如此每年損失5000多石地租，倒不如接受15%的減租要求為好。就這樣，農民取得了減租鬥爭的勝利。在海豐農民運動的影響下，廣東各地農民紛紛發動和組織起來，陸豐、惠陽、紫金、惠安、普寧等縣也先後成立了農會，農會會員增至20多萬，形成一支強大的農民革命隊伍。一九二四年二月，海豐縣農會被廣東軍閥陳炯明強令解散。但是，反動派阻止不了農民運動的發展，繼陸豐、惠陽、紫金、惠安、普寧之後，潮州、汕頭、惠東等地也建立了農會組織，農民運動更加蓬勃地發展起來了，一年後，廣東省農民協會便宣告成立。
一九二三年初，在中共湖南區委的領導下，湖南衡山嶽北白果一帶爆發了農民運動。白果是湖南軍閥趙恒惕的老家，土地大多集中在趙恒惕等幾家大地主手裏，農民遭受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同時這一帶農民在附近水口山礦區做工的很多，深受當時工人運動的影響，所以比較容易組織和發動。一九二三年三月中共湖南區委派劉東軒、謝懷德來衡山白果等地發動農民運動。同年八九月間，孫中山任命譚元闓為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省省長。譚延闓率軍進駐衡陽宣傳三民主義，並開始討伐舊軍閥趙恒惕。這對湖南工農運動的發展極為有利。中共湖南區委即將農民運動由地下轉為公開，於九月召開萬人大會，宣告成立嶽北農工會。大會發表宣言，揭露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罪惡，號召農民“要為自己解除困苦，爭謀利益”而聯合起來，同地主進行鬥爭。農工會成立後，會員發展很快，入會的會員，除衡山縣外，還擴大到衡陽、湘鄉、湘潭等縣，約四萬多人。會員絕大部分是雇農、佃農和自耕農，其中婦女占了一半，不少婦女還成為農工會的骨幹。嶽北農民在農工會的領導下，開展平糶和阻禁地主偷運穀米、棉花出境的鬥爭，同時開始醞釀減租減息鬥爭。當地地主壟斷糧食，殘酷剝削農民，收獲季節農民出賣糧食交租和交稅，地主商人壓價收購，一元可購三鬥，過年前後則漲至一元一鬥，而到青黃不接貧苦農民需買糧或借糧渡荒時，則漲到一元隻能買三升。平糶和阻止地主將穀米、棉花運出當地而抬高糧價是當地貧苦農民的迫切要求。農工會會員用武力扣壓待外運的數百擔地主的穀子，以一塊錢四鬥五升的低價賣給了農民。於是地主用重金收買縣知事和譚延闓派駐衡山的謝國光部，封閉了農工會，逮捕了農民領袖劉東軒、謝懷德和農民積極分子數人。農工會組織七八百人搶救被捕領袖和農民，同時向駐守衡陽的譚延闓報告情況。譚延闓為籠絡人心，取代趙恒惕，即出告示支持農民運動，下令謝國光釋放農民領袖。農民鬥爭取得了勝利。可是，不久譚軍退出衡陽，舊軍閥趙恒惕進駐衡山。十月下旬，趙軍勾結當地土豪劣紳搗毀了嶽北農工會，焚燒白果農民房屋，槍殺農會總代表廖炳芳、周德二、趙丙炎等人，並逮捕農會積極分子70多人。白果農民的鬥爭雖然遭受了挫折，但它在湖南農村播下了反對地主剝削的火種，為以後湖南農民運動的高漲打下了基礎。
這個時期，除了蕭山、海豐、衡山三個地區之外，江西萍鄉和馬家村，青島鹽田，廣西東蘭等地農民也進行了減租、罷租的鬥爭。例如江西萍鄉農民，首先要求減租，如地主拒不接受，則全體佃農抗租不交；若地主借當地封建政權強迫農民交租，他們就全體罷耕，並組織糾察隊，以保護農民減租鬥爭的順利進行。又如廣西省東蘭縣農民在韋拔群的領導下成立了農會和農民自衛隊，開展了取消苛捐雜稅和廢除各種契約的鬥爭。
總之，上述一些農民鬥爭主要是由各地的共產黨員和農民領袖領導的。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工人運動上，尚未重視農民運動。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才總結了工人運動，特別是二七罷工失敗的教訓，認識到光靠工人階級單槍匹馬戰鬥不可能取得勝利，必須“把工人階級組成一個極大極強的團體，再聯合農民商界學界，同心努力”，才能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派。中共“三大”在討論同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的同時，討論了農民問題。會上，毛澤東以湖南農民運動為例強調發動農民，依靠農民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國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如要革命成功，必須解決農民問題，依靠農民力量。會議總結了各地農民運動的經驗，通過了《農民問題議決案》。這是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第一個決議。它提出：“有結合小農佃戶及雇工以反抗牽製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汙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這就是說，中共中央在正式決定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同時，開始把宣傳和組織農民參加革命作為黨的中心工作之一。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農民減租運動
一、國共合作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
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堅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立場，對抗北方軍閥政府，但由於他隻是依靠一派軍閥去反對另一派軍閥，結果均未能成功。一九二二年六月，廣東軍閥陳炯明派兵圍攻總統府，發動武裝政變，欲置孫中山於死地，孫中山不得不逃出廣州。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受到極大的震動，他對軍閥的本質開始有了認識，深感依靠軍閥去打倒軍閥是不行的，必須尋找新的革命道路。就在這關鍵時刻，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向他伸出幫助之手。孫中山熱情接受這種幫助，從而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轉變。一九二二年九月，他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著手改組國民黨。他邀請中國共產黨人參與國民黨改組計劃的研究和黨綱、黨章、改組宣言的草擬工作。一九二三年元旦，孫中山發表宣言，明確指出：革命事業應“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認識到革命必須依靠民眾的力量。同年十一月，他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和《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宣言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關於民族主義，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關於民權主義，主張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不許少數資產階級所專有。關於民生主義，重申“平均地權”和“節製資本”主張。以後又增加了“耕者有其田”和不許少數地主“操縱土地權”和私人資本“操縱國計民生”等新的內容。這次大會的成功，標誌著國共兩黨合作，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同時也標誌著孫中山本人完成了從舊三民主主義到新三民主義的轉變。
孫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使“平均地權”增加了新的革命性內容。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把“平均地權”作為立國的一項基本綱領。其具體措施是：土地所有者必須向國家申報自己所擁有的土地數量和價格，國家每年按申報的價格征收一定比例的地價稅（他主張“值百抽一”）。在申報以後，土地價格的增長部分，則全部歸國家所有，國家有權隨時按申報價格收買土地。孫中山這項措施主要著眼點並不是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而是他看到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地租和地價迅速成倍、成十倍增長，這使地主和土地投機者坐享厚利，而廣大勞動人民卻因糧價及房租上漲而蒙受更大災難；對資產階級來說，則增加了使用土地的困難和投資費用。因此，他企圖通過上述措施，把地租和地價的增長部分收歸國有。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土地國有化措施，主要是為了解決同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有直接關係的城市土地問題，消除土地私有製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村，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製仍占統治地位。隻有消滅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製，才能掃除封建勢力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才能把農民從封建剝削和統治下解放出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民主革命的根本性任務。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的綱領和措施，沒有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辦法。對廣大農村的地主土地價格，采取“值百抽一”的土地稅，地價上漲部分歸國家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為中國廣大農村的土地價格，不可能像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的城市土地價格那樣，在短期內成倍成十倍甚至上百倍地上漲，而基本上跟農業生產一樣，處於停滯狀態。倘國家靠“值百抽一”的辦法抽足贖買土地的資金，則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這顯然沒有現實意義，更何況地主階級是絕不肯輕易放棄土地所有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