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禁不住叫好，“那你就快回來吧，老師在學校等著你。”這句話轉得恰到好處，預示著我教師思維的開始。我出師了。
接下來的日子楊晨的空座位對我來說不再毫無意義，因為我知道它的主人正雄心勃勃地趕回來，從此奮發圖強。
我是個生活極有規律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十點之後的我一定倒在床上。我之所以不講在睡夢中是因為躺在床上並不意味著睡得著。從初中二年起我就開始失眠，聽人說隻有動物和白癡才不會失眠，所以很高興以此來證明自己的高級屬性。不過要是有機會重新選擇的話，我寧願變成動物或是白癡。
唯一令我安慰的是許多文人也失眠。林黛玉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能睡得完整的總共十幾夜，整天瞪著兩隻黑眼圈包裹著的淚眼難怪賈寶玉會移情於肥肥白白的薛寶釵。
而且睡眠不足會導致精神失常。世上象勃莉吉特那麼好命的人必竟不多，失常後有個模範弟弟蘭姆守護身旁，以至為其終身不娶。我是獨子，如果真瘋掉多半會被送進瘋人院。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一睹蘭姆的風姿——一個外表猥瑣的矮個子男人，我開始懷疑他的終身未娶不僅僅因為他的瘋姐姐。
所以我的原則是晚十點之後謝絕一切應酬，除非聯合國要開晚宴邀我當特級嘉賓；謝絕接聽電話，哪怕第四次世界大戰爆發呢也請天明再通知我。
所以當尤忌遲遲不打電話的時候我不禁這樣想：莫非他同我一樣？
一天早上六點，我正處在睡與醒的臨界狀態，電話鈴突地響起來。按照西方人的慣例，這時候的電話不是報喪就是報喜。我狐疑地接通電話。
“芳老師，是我。”啊，是楊晨，這是喜電。“你現在在哪？”
“我昨天半夜回來的。老師，你現在可不可以出來一下，我請你吃早餐。”楊晨一口氣說下去，聲音急促。
大清早去和學生吃早餐？我哪有這麼浪漫。支吾道：“我還沒有梳洗，七點半還得趕去上班……”
“老師，你一定要來，因為今天晚上我還得走。”
最後這句話迫使我屈服。聽不到他的故事我會失眠的。“好，六點半，一點紅快車見。”
我之所以把時間延遲半小時，並不是為梳洗準備的，而是留於變化莫測的公共汽車。
我每天平均擠二次公共汽車，唯一令我滿意的就是票價。汽車的速度充分體現了人世的無常。快時如疾風驟雨，中間小站一概不停，眼見著想搭車人的臉由興奮變為憤怒；車上的人更慘，以為上了黑車又或是司機趕著奔喪。慢時一步三搖，急得人直想跳下車去用跑的與車一決雌雄。最可氣的還是趕車的尷尬，眼見著汽車在車站停著，門大敞，象是站在門口撓首弄姿的女郎。正當年少的熱血青年哪經得起如此的勾引，忙不迭地直奔而去，而就在你距門約1.5至2米時門“砰”的一聲關閉，一溜煙的不見了。恨的你直想扔手鎦彈。
所以即便公共汽車罷工，二十分鍾我跑也跑到了。
不過今天的車特別的乖巧，我竟早到了十分鍾。
走下汽車心髒莫明其妙的加起速來。這算是約會麼？當然不是，隻是一種機會教育。我是老師，他是學生，僅此而已。
我大膽地朝一點紅走去，然後心虛地停下腳步。
楊晨的背影映入我的眼簾。
我是忠實的瓊瑤迷。一時間腦子裏映出了《窗外》裏江雁容偷望康南背影的辛酸和《鳳儀園》裏姚應華癡望康平背影的蒼涼。兩部小說的不同在於一個是一敗塗地的師生戀，而另一個是老女人拒絕小男人的無奈。接受也好，拒絕也罷，唯一相同的是它們都是悲劇。
楊晨轉過身來，笑著向我問好。我忙收斂精神專心應答。
一點紅裏，侍者微笑著問：“二位來點什麼？”
楊晨麻利地點完好似常客。我奇怪道：“你總在這吃飯麼？”
“不一定在這，不過總是飯店。要麼一個人要麼同朋友一起吃。”
“你不在家同父母吃麼？”我小心地問。
“我好久沒有同他們一起吃飯了，已經習慣了。”楊晨地笑道，“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同老師一起吃飯。”
“我也是。”又反問一句，“還習慣麼？”說完後後悔不迭，這句話的危險係數太高了。
果然楊晨笑道：“慢慢會習慣的。”
我大窘。這比不得學校，可以擺出老師的架子，隻能恨自己口沒摭攔。
中國有句古語“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其實“共枕眠”的難度並不大，閉上眼睛的時候盡可以把對方當作空氣。相比之下“同進餐”就不易了。既然不能閉上眼睛，對方的吃相百種盡收眼底，而胃腸的反應又不受禮教的管束很容易失控，所以談情說愛的人總在一起吃飯是有科學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