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相類似的傳統體育活動
人類雖然具有共同的自然屬性，但人類生活的社會群並不僅僅由自然決定，同時還受到文化形態的限製，也就是說，人類不論其具有何等相同的自然屬性，但由於人類群體在不同的發展曆程中形成的彼此各異的文化，使得人們生活在不同的語言、習俗、宗教、道德的範圍之中。作為風俗文化的組成部分的民族傳統體育，自然也就因其產生及發展演變的文化土壤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使得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傳統體育呈現出五彩繽紛、豐富繁雜的局麵，也使人們從中了解到各自不同的文化內涵。
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就是這樣，從沒有一個定律能概括所有的運動，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真理來解釋所有的文化現象。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上的不同種類、不同形態的民族體育構成了豐富多樣、五彩繽紛的世界民族體育大家庭的寶庫；而在不同情景下存在的接近或相似的傳統民族體育活動，才更加真實地反映出這個民族體育大家庭的豐富內涵。
一
在智力型的體育活動中，橋牌活動是比較獨特的，如固定的５２張牌，４名牌手分成兩對，出牌前先定約，叫牌等，各國橋牌競賽規則漸趨一致。
但是，說到橋牌的起源，世界上還有不同的說法。 法國學者認為它是法國於１３９２年發明的，比利時學者則提出他們玩紙牌比法國還早，而瑞士一名僧侶的文件卻記載１３７７年紙牌在瑞士已非常普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溝通和研究的更加深入，人們發現，橋牌最初可能源於中國的“葉子戲”，因為“葉子戲”和橋牌無論在型製和打法上都有許多相通之處。
橋牌共５２張分為四種花色，象征一年的春夏秋冬；“葉子戲”是以天文曆法為基準，牌分四類，“以象四時”；明代時已分為４０張，到清代還有了６０張一副，四人共打的紙牌樣式。
葉子戲的分牌法是依次抓牌，４０張牌由四人各抓８張，餘８張為“中營”；６０張牌為每人抓１０張，餘２０張另人掌握，依次遞分給在局者。１－８或１－１０，這個基數和橋牌是一樣的。
玩“葉子”是“大可以提小”，像標明萬萬貫、千萬貫等依次類推的葉子所遵循的“萬勝千、千勝百、百勝錢”的規則，與橋牌最一般的玩法大同小異。尤其是玩葉子時叫“發張”，以大小較勝負，牌未出時都反扣不準他人窺見；出葉兒後一律仰放，玩者從所仰的葉兒推測出沒出的葉兒，以便“對葉出葉”，施展智、技，和橋牌的打法簡直就是一模一樣了。至於“葉子”與橋牌的圖像，都是以人物形象為主，形狀均為長方形等，兩者都十分接近。
葉子戲是什麼時間產生的呢？目前人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紙牌的記載，是唐人蘇鶚《同昌公主傳》中所謂“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明如晝焉”。為了玩樂，公主竟讓人掌“夜明珠”這樣珍貴物品照明，可見當時社會的繁勝與奢靡，而娛樂活動則多是繁勝盛世和奢靡之下的產物，這條史實應該是可信的。此外，宋代鄭樵所編《通誌》中有四種“葉子戲”著錄，其中《擊蒙小葉子格一卷》注明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所撰。這些都確切地說明了“葉子戲”在唐代中後期的流行。到了南宋，在臨安都城的市場上，有專門銷“扇牌兒”即紙牌的店鋪，西湖老人所著《繁勝錄》，在“行市”中提到了這一行當，可以看出紙牌在南宋眾多的娛樂用品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說橋牌起源於中國“葉子戲”，哪它是從什麼時間開始傳播呢？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曆史上，元代（１２０６－１３４１）的版圖是很大的，由於蒙古的西征，疆域擴大到了歐洲，紙牌很可能就是在這時候傳入歐洲的。象所有事物都有“正負”麵一樣，戰爭不光是給人們帶來了災難，也客觀上促進了各國和各民族、各地區之間文化意識形態上的交流。笨重的火炮都是在這時候由元人傳入歐洲的，更何況隨手可攜帶的數十張紙牌呢？元人素來主張奢侈娛樂，如何消磨征戰頻繁而又動蕩不定的時光呢？玩紙牌當然是再合適不過的活動了。法國著名東方文化學者萊麥撒曾經說過：“歐洲人最初玩的紙牌，其形狀、圖式、大小以及數目，皆與中國人所用的相同，或亦為蒙古輸入歐洲者。”史實也的確如此，因為當時的歐洲印刷術還不具備大量印製紙牌的條件，直到十四世紀末，歐洲才有了印刷所，這個時期歐洲出現的紙牌隻能是從中國傳去的。
那麼，紙牌又是從什麼渠道傳入歐洲的呢？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蕃發現了明朝初年（１４００年左右）的紙牌。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世界曆史上最早的紙牌了。這張紙牌呈狹長型，上麵印有身著盔甲武將形象，上印“管換”，下印“賀造”字樣。“管換”、“賀造”可以理解為當時印製紙牌者為了擴大紙牌的銷售而精心設計的廣告用語。紙牌上著盔甲的武將形象，則與紙牌定型後的武將形象十分接近。當然，這張紙牌並不一定就是明代的紙牌，它有可能是明代以前的葉子戲中的一件實物，但它能保留下來，就有力地證實了紙牌在明之前曾風行一時。我們知道，早在秦漢時期，吐魯番就是中國通向西域的一條必經之路，因此，中國紙牌從這條古道上傳向歐洲是順理成章的。
說明代的紙牌是橋牌的前身，其最顯著的特征在於紙牌的數量。據潘之恒《葉子譜》所載，明代的紙牌已分為四類共４０張，其鮮明標記是紙牌上有了宋代水泊梁山起義英雄的４０人形象。曆史上的宋江起義，實有３６人（頭領），宋代畫家龔開對他們一一畫像，也是３６人。可是到了明代何以變為４０人呢？有人解釋葉子上之所以繪了４０位水滸豪傑，是寄寓於好賭而負,必去為匪，勝也僥幸，心同盜賊的深意。實際上，它主要是為四人打牌的需要而設。另外，明代還出現了一批關於紙牌的理論著作，從其中闡述的範圍來看，“葉子戲”已構成了今日橋牌的基本要素。
紙牌發展到清代，主要表現為“馬吊牌”。所以稱“馬吊牌”，是指這種牌必須分為四方四人共玩，若缺一人就象馬失一腳不能行走一樣。其實，明代就有了龍子猶的《馬吊牌經》，“馬吊牌”不過是“葉子戲”的一種變異而已，隻是到了清代“打馬吊”更為普遍，更為成熟罷了。
正因為中國“葉子戲”促成產生了歐洲橋牌的模式和打法，所以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將橋牌的發明權歸於中國人，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二
布魯和飛去來器是一對十分接近的有趣的活動。
“布魯”，蒙古語音譯，意為投擲。布魯是蒙古族獵人狩獵的工具和防身武器，可擊打飛禽走獸，如野雞、野兔、狐狸等被擊昏或打死的動物，皮毛保持完好。
布魯源起於蒙古人古老的狩獵生活，據說已有上千年的曆史。為準確地擊打獵物，掌握打布魯的嫻熟技術，獵手們平時注意練習布魯的投準投遠，並經常相互比試高低，逐漸形成比賽項目，作為鍛煉身體的手段保留下來。它對於鍛煉人的臂力和靈巧等身體素質有一定的作用。人們從小練習打布魯，喜慶節日便舉行打布魯比賽。
早期的布魯是榆木製作的。為提高殺傷力，後改為頭部帶有金屬的布魯。用鉛、銅、鐵等金屬包裹或澆注在頭部花紋上。布魯長約５０厘米、寬６厘米、厚１.５厘米，頭部彎曲，形似曲棍球杆。
打布魯比賽分擲遠和擲準兩種，個別地區有用布魯打滾動的鐵環和打拋向空中的布魯兩種比賽。布魯投準又分為馬上投準和徒步投準。擲遠布魯為扁的海雅木拉布魯，握柄是圓的，重５００克；投準布魯為圓的圖固立嗄布魯，重量不限。
布魯的投遠區與標槍的投擲區相同。比賽方法，以投得遠、準為勝。要有２５０平方米的長方形平坦場地，在場地一端劃一條投擲線。投準的目標為圓形木柱三根，柱高５０厘米，木柱上端直徑為１厘米，下端為６厘米，立在投擲線外３０米處，木柱的間隔為１０厘米。在正式比賽時，不論是投遠還是投準，每人均以三次為限，在每次投擲時不超過３０秒。投擲的姿勢不受任何限製。
布魯投準的記分方法是一次直接投中三根木柱得１０分，一次間接投中三根木柱得８分，一次直接投中兩根木柱得２分，一次間接投中一根木柱得１分。滿分為３０分。最後按得分多少決定名次。
馬上布魯投準與徒步布魯投準計分方法相同。投準時，馬沿１００米長的投擲線快速奔跑三趟，騎手投三次。
到１９８５年，布魯投遠的紀錄是１４２１０米。
在歐洲人來到澳大利亞之前，這裏的土著有數百個部落，約三十多萬人，分散於澳大利亞各地，過著最原始的石器時代的生活。土著居民不懂得農業和畜牧業，以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獵為生。他們的狩獵工具是石刀、石斧、木戈、木矛，骨製的匕首、弓箭、防禦用的盾牌算是比較先進的武器了，但是一種叫做飛去來器的武器卻有著奇妙的特性。從外型上看，飛去來器不過是一個具有扁平截麵，中央彎成鈍角，邊緣磨尖了的形如鐮刀的硬質木片。土著從小就學習使用它，並在不斷的練習中獲得奇妙的手法。投擲前，他們仔細地檢查飛去來器，並認真地觀察周圍環境，研究風向風力，判斷目標的距離，等到吹來一陣合適的風時即用盡全力扔出去。這一擊，力量很大，尖銳的邊緣會給目標造成嚴重創傷。通常，飛去來器投出後，從左至右在空中劃個大圈，若未擊中目標即會回到投擲者跟前，熟練的投擲者可跳上去一把抓回，再次扔出。
關於飛去來器，有一些有趣的紀錄：
飛去來器又叫“飛回器”，最早提到的與“飛回器”相似的詞是１７９８年出版的《柯林斯新南威爾士釋義詞典》中收入的“Ｗｐｍｕｒｒａｎｇ”，最早用確切的語言描述澳大利亞這種投出去又返回來的回飛器的人是托馬斯·米切爾少校（後封為爵士），該詞在１８２７年被公眾接受。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６日，法國人斯蒂芬·瑪格麗特在裏昂創造了雙手連續接飛去來器８０１次的最佳紀錄。
飛去來器返回點最遠的紀錄為１３４．２米，這是美國人吉姆·楊布拉德於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在美國馬裏蘭州瑟斯堡創造的。
飛去來器飛行的最長時間（自己擲出去自己收回）為２分５９秒９４。這是由美國人丹尼斯·喬伊斯於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５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伯利恒市創造的。
美國人約翰·弗林於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在瑞士日內瓦創造了５分鍾收回７０次飛去來器的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