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大乘起信論》著譯者論爭
在我國佛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大乘起信論》(下簡稱《起信論》)曾起過重要的推動作用。由於其具有嚴謹的邏輯結構、豐富的思想內容和優美通俗的語言文字而膾炙人口，被作為大乘佛學的入門書。我國的許多佛教宗派，都曾從《起信論》中汲取重要觀點，用以建立自己的理論體係。
《起信論》的作者馬鳴菩薩，是公元一二世紀時中印度的著名詩人與哲學家，原係外道沙門，聰穎博學，富有辯才，後為脅尊者折服，乃皈依佛門，專宏大乘教義，四眾敬服。《起信論》為其重要著作之一，我國有"梁譯本"與"唐譯本"兩種。
《起信論》在我國雖然流傳1300多年而盛行不衰，但在其問世不久，就有人對其著譯者的真偽問題提出懷疑。始發難者為隋代法經，以"勘真諦錄無此論，故入疑"，而將其編入《法經錄》的"眾論疑惑部"。此後，唐初的《四論玄義》又一再說其"是虜魯人作，借馬鳴菩薩名"、"北地諸論師雲，非馬鳴造論，昔日地論師造論，借菩薩名目之，故尋翻經目錄中無有也"，否定了著譯者。但隋費長房的《曆代三寶記》、彥琮等的《眾經目錄》、唐智升的《開元釋教錄》都肯定為馬鳴造、真諦譯。由於此三書都是權威之著，因而後人就不再追究其真偽。
迨至近代，中日兩國學術界又舊話重提，學者們紛紛著文立說，對《起信論》的著譯者作了種種考證，發表了許多不同意見，有持肯定說的，也有作否定論者，各抒己見，相互詰難，可惜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而成懸案。
持肯定論者認為：(一)真諦生活在499-569年，本論譯成於550年，而在597年成書的《曆代三寶記》即作肯定的記載，著者費長房必然掌握了第一手的可信資料。(二)梁譯與唐譯均標明馬鳴造論，可證作者非偽。(三)我國重要的佛教宗派創始人都曾受到本論的影響，他們的活動年代與真諦在世時間相近，如天台宗的智豈頁(538-579年)、三論宗的吉藏(549-623年)，大師們焉能輕信偽作。(四)現存的《四論玄義》已不見否定的兩段記載，僅在後人的文集中引據而已，可能為臆說，不足信。等等。力主此說的有常般皿大定、鬆本文三郎、宇井伯壽與章太炎、非心、陳維東、唐大圓、常惺等人，所說雖各有異，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太虛法師在《再論印度之佛教》中還解釋說：可能馬鳴造論後，因法不當機而暫藏名山，以待來日，所以在當時沒有得到弘揚。
作否定說者的理由可大致歸納為：(一)文獻中記載真諦譯論的時間與地點各不相同，互有矛盾，故疑其非譯。(二)早在費長房前三年，法紀已作出懷疑的記載，其根據當更充分。(三)本論的立論基礎"真如緣起"與中國儒道的見解極相似，可證是中國人吸取其精華而結合印度佛學而偽作的。(四)如確為馬鳴所造，則梁譯與唐譯兩個譯本的內容應當是一致的，但實際上卻有很大的出入，可證都是偽托所致。如此種種。持此說的首創人為丹橋水載，以後望月信亨又一再著文，力主是中國人托名馬鳴的偽作。此說得到梁啟超的讚同，梁氏還進而推證為南北朝時梁陳間人的偽作。羅時憲從理論上分析說：本論中的"眾生心"似乎是出於《老子》的道或《易經》的"太極"，而"一心二門"又有如太極生二儀的含義，而"眾生心"和"一心二門"又是本論的立論基礎"真如緣起"的兩個概念，因此可證是在印度佛學原有的"業感緣起"和"阿賴耶緣起"等理論基礎上吸收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特點而形成的，是中國人的著作。50年代呂氏發表的《起信與禪》專論中，將《起信論》的內容與魏譯《楞伽經》作了細致的類比，發現兩者間在義理上有許多雷同之處。《楞伽》有異解或錯解之處，《起信》也隨之有異或錯，甚至將錯就錯地跟著引申發揮而一錯以底。因之，呂氏斷言：《起信論》絕對不是從梵文譯出，而是梁隋之間人依據魏譯《楞伽》而寫作的，成書年代當在513至592年間，至於唐譯本，呂氏也認為是禪家由於立論的需要，而將所謂梁譯本改寫而已，根本不是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