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才是舉，不避親仇
曆史事實說明：能否成事，決定於有無人才。古代逐鹿中原者，人才濟濟的則取得成功，缺乏或無人才輔佐的則招致失敗，而人才的有無，究其原因，決定於能否唯才是舉而用之。
"唯才是舉"，早在戰國時的蘇代已有此意，劉邦圖天下就如此用人，曹操根據東漢末年的實際和總結前人的用人經驗，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
不僅在亂世需要唯才是舉以用人，在治世也應如此。當然，亂世和治世所需的人才著重點有所不同，亂世主要需要圖天下的人才，治世主要需要建設的人才。其共同點是，都需要眾多的人才。
在這裏提出唯才是舉而用之，並不是說治世不需要講德才兼備。用人才總是要衡德量才而用之。但人是在發展，其人也在變化，有否德要經考驗才知。關鍵在於如何用人，如治世以法，明於賞罰：有功者賞，違法者罰，則可鼓勵人向善，不敢為非。這不僅能保護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培養眾多德才兼備之士，為國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
據《戰國策·燕策一》記載：蘇代對燕昭王說："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魚西，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燕昭王說："如是足矣。"蘇代說："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於周之土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昭王問："何故也?"蘇代答道："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魚西，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
蘇代在與燕昭王的談話中，論述兩種人的不同作用：一種是品行好的人。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魚西，當然是品行好的人。但是蘇代認為像曾參、孝己這樣的孝子，隻不過是善養其父；像尾生高這樣講信用的人，隻不過是不欺騙人；像鮑焦、史魚西這樣廉潔的人，隻不過不偷人錢財。一種是有才能的人。這種人有進取心，想有大作為，蘇代說他就是這種人。蘇代將這兩種人進行對比，他認為前一種人，隻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雖然他們德行完善，卻缺乏進取之術。而具有進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業宏願，才能輔助君王成大業，大有利於國於民。
蘇代是戰國時的縱橫家，《史記》、《戰國策》都說他是蘇秦之弟，但有人考證他活動早於蘇秦，應是蘇秦之兄。他是反對"連橫"，從事"合縱"遊說的。當秦以"連橫"之策分化六國而約燕昭王入秦通好時，蘇代便到燕遊說，終於阻止了燕昭王入秦。也許在這時，他與昭王討論如何用人的問題。戰國時期，是個互相兼並，爾詐我欺的時代，君主為衛國圖存，或為稱霸於天下，所需要的是有進取心的才能之士。蘇代強調這一點，是為引起燕昭王對自己的重視，使能用其才，實行其"合縱"之策，以破秦的"連橫"分化六國之術。蘇代等縱橫家，在當時政治舞台上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至於孝、信、廉等美德，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當然是值得提倡的，可形成好的社會風氣，對社會的穩定、人際關係的和好，即對治世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如僅有這些德行而無才，在戰國時代是無補於事的，因既不能為稱霸或圖存的君王所需，也不能挽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
漢朝開國皇帝十分善於知人、用人，他不因缺德而棄陳平這"奇謀之士"。據《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陳平，陽武(今河南省陽武縣)人。家境清貧，好讀書，初事魏咎，繼事項羽，後歸漢。他通過魏無知推薦得見劉邦。劉邦跟他談話，見他有才智很高興，問："子之居楚何官?"陳平答："為都尉"。當天，劉邦就任陳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知了都為之嘩然，說："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劉邦聽了，更加厚待陳平。
過了一段時間，周勃、灌嬰等大將也對陳平有意見，認為劉邦如此信任陳平不當，都讒毀陳平說："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劉邦聽了也起疑，便叫魏無知來，責備他為何推薦陳平這樣的人，無知說："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處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劉邦也叫陳平責備他說："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固多心乎?"平答道："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有可中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劉邦見他說得有道理，便向他道歉，厚加賞賜，擢升為護軍中尉，監察全體官兵。從此，諸將不敢再讒毀陳平。
劉邦這人的長處是善於知人用人，大膽從基層中提拔人。陳平歸漢之初，與之談話知道他有才智，便賞識其人，任為都尉，兼參乘，典護軍，這雖非大官，但卻是重要的官職，參軍是親信侍衛，與劉邦同車出入，非心腹之人是不能任此職的；典護軍是軍法監察，是參加管理人事工作的，陳平新來而監察原有的將兵，可見對他的信任。盡管眾將認為劉邦如此信任一個從楚來的逃犯而大嘩，並不能動搖劉邦對陳平的信任，反而更厚待陳平。
可是，當與之出生入死的周勃、灌嬰等親將也起來揭發陳平"盜嫂受金"時，終於引起了劉邦的疑心。先後召來推薦人魏無知和陳平加以責備。魏無知理直氣壯地反駁劉邦，他推薦陳平是其才而不是其行，今劉邦與項羽相拒是需要有才能的人，始可決定勝負，而有德行的人有什麼用，需要的正是陳平這樣的奇謀之士。陳平也把他歸漢及其受金的問題解釋清楚，這使劉邦釋去了疑慮，更加信任陳平，從典護軍擢升為護軍中尉，即從參加監察將兵到監察全軍，即負責全軍的人事長官。
劉邦如此重用陳平，足見他確是善於知人和用人。而陳平也確是個奇才，後來劉邦能戰勝項羽，並在劉邦處於危急時而能轉安，以及劉氏政權不被呂氏所奪，陳平出奇計起了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宋朝宋真宗也善於用人，他唯才是求。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0)記載：宋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薑蓋年十二，都長得英俊，宋真宗下詔召試。晏殊試詩賦各一首，薑蓋試詩六首。晏殊詩賦寫得快又好，宋真宗大為讚賞。宰相寇準因晏殊是南方人，欲壓低晏殊而取薑蓋，宋真宗不同意說："朝廷取士，唯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跡?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嚐以僻陋而棄置耶?"於是，賜晏殊進士出身，薑蓋同學究出身。
取錄晏殊這事，宋真宗比寇準有見識，他反對寇準以區域取人，認為"朝廷取士，唯才是求"。事實說明，宋真宗取錄晏殊是對的；後晏殊官至宰相兼樞密使。他性情剛烈，奉養清儉，尤其在培養和推舉賢才方麵是有貢獻的。他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範仲淹、孫道輔等皆出於其門下。及任相，推薦仲淹、韓琦、富弼等賢才，內閣所屬官員，多是一時之賢，在宋代，堪稱賢相。
寇準為人剛直敢諫，是當時名相，而宋真宗並非明君，為何真宗能取賢才，寇準則壓抑之?這是因真宗對晏殊無個人成見，就才取才；寇準則不然，他對南方人有偏見，認為南方人輕巧，故一貫歧視南方人，因晏殊是南方人，薑蓋是北方人，故想壓抑晏殊而取薑。寇準有區域的成見，取錄人就不可能公正。
能否發現人之所長，使眾多人才湧現，用人者必須拋棄論資排輩的成見，排除個人的愛憎，眼睛不隻是向上，主要是要向下，不拘一格選人才。能如此，則不會因"一葉障目"，眾多的人才將會脫穎而出。不拘一格選人才，這既是知人用人的準則之一，也是事業能否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春秋時期秦穆公起用奴隸百裏奚，至今傳為佳話。百裏奚是個奴隸，因被秦穆公賞識而重用之，後與蹇叔等輔佐秦穆公建立霸業。
《史記·秦本紀》記載：晉獻公消滅虞、虢兩國，俘虜虞君及其大夫百裏奚。晉與秦聯婚，以百裏奚作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送入秦國。之後，百裏奚逃到楚國宛縣，被楚國人抓住做奴隸，穆公知百裏奚是個賢人，想用重金去贖，又怕楚國知其身價不給，便降低其身價按照奴隸價格去贖，派人到楚國說："吾媵臣(陪嫁臣)百裏奚在焉，請以五羚羊(公羊)皮贖之。"楚人便將他囚而送回。這時，百裏奚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穆公使人打開枷鎖，歡迎他來，並向他請教。二人談了三天，穆公很高興，敬佩其才，任之國政，號稱"五羚大夫"。百裏奚謙讓說："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不知。臣賞遊困於齊而乞食钅至人，蹇叔收臣。臣困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秀貴好牛，臣以養牛幹之。及秀貴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以知其賢。"於是，穆公派使以重金聘請蹇叔，任為上大夫。
秦穆公能用奴隸百裏奚，並得百裏奚推薦而用蹇叔，說明了兩點：一是知人始能用人。百裏奚是虞國大夫，而虞君用而不聽他言，致虞國滅亡，這是因虞君不知百裏奚，故不相信他，不用其策。晉國俘虜百裏奚，卻用他為陪嫁臣，說明也不知百裏奚，而楚人用百裏奚為奴隸，是把百裏奚視為最賤之人了。隻有秦穆公慧眼識人，能知百裏奚，一到則委之國政。二是堅人才知賢，才能推薦賢人。百裏奚窮到無飯食而乞食於齊地時，是蹇叔收留了他。世人不知蹇叔賢，百裏奚在蹇叔對他的多次規勸中知蹇叔的才能勝過自己。百裏奚因窮困先後想事齊君無知，因蹇叔認為非所事之人力加製止，百裏奚聽他的話才得免於難。事虞君也被蹇叔勸止，百裏奚因窮貪其祿爵而留任，但虞君不聽其謀，及虞滅及己被俘，才知蹇叔見識高明。而百裏奚雖知蹇叔才能超己，不妨忌而力薦，足見百裏奚是賢者。任用一賢者，必將有更多的賢者來，這就是"物以類聚"。
事實說明：秦穆公並沒有知錯人，用錯人，百裏奚、蹇叔為穆公竭智盡力，對秦國政治、軍事、外交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促使穆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金朝金世宗強調選才不能止限資級。金世宗即位後，注意選拔人才以治國，《金史·本紀第八》多次記載他談論人才之重要及要求臣下薦才的事。他主張取才不能限於資曆級別：
尚書省向金世宗上奏疏，準備根據資曆以提升官職，金世宗說："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皆須得人，汝等不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因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守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進用，將奪己之祿位?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
金世宗想求才以治國，但在位的諸大臣"偷安苟祿"，常說無才可薦，而提升則論資排輩，庸常的人混久了也得到高位，所以金世宗說"日月資考以待庸常之人"，對於"才行過人"的人才，就主張打破資曆級別的限製。他雖強調選"才行過人"的人才，也主張"隨才委使"，即不拘一格選人才。他嚴厲批評尚書省隻知"循次守格"而不想進用人才，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因恐進用"才行過人"的人才後將奪去自己的祿位的卑鄙思想在作怪。
要知人，心要至公。至公，則內不受感情的影響，外不受他人所幹擾，如此則心平而正，量人則準。
人而不受感情的影響，並非易事。人之所以成為萬物之靈，有豐富的感情是其特征之一。感情之於人，對私事是好事，因在家庭裏、朋友間需要感情，有感情就有人情味；但感情如影響到公事，就會起反作用，如因感情用事而用人唯親，古代不少英雄的事業遭到失敗，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鑒於此，英明之主以天下為己任，以事業為第一，隻要有利於天下和事業，雖仇也用；反之，雖親不用，故能知人得人而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