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選拔人才之權者，受到他人的幹擾是不可避免的，如來自上麵的壓力和下麵的利誘等等，屈服於此，則不能公正選擇人才，必然會使真正的人才遺漏，而使無能之輩、投機取巧者濫竽充數。如果能不怕壓力，不受利誘，大公無私地選拔人才，則不會使傑出的人才望洋嗟歎。
古代英明之主，因其舉大事不計恩仇，不管親疏，凡賢才皆用之，故能知人，用得其人成就大業；有的賢臣因其心公而量雅，故能知人，他"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其所舉皆賢才，大有利於國於民。可見，能知人、用人，有公心是關鍵。
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能稱霸，實賴於不記射鉤之仇而用管仲。其事跡見《史記·管仲列傳》、《國語·齊話》等史書。
齊桓公，薑姓，名小白，齊襄公弟，因襄公亂政，其群弟恐禍及己，逃奔國外。公子糾逃到魯國，管仲、召忽等事之；公子小白逃到莒國，鮑叔牙事之。襄公被殺，魯、莒兩國分別派兵護送公子糾、小白返國爭繼位。管仲率兵先埋伏於小白從莒回國的途中，小白到，張弓射之，小白倒地；管仲以為小白被射死，便派人急報公子糾，故護送公子糾的魯兵不再急於趕路，六日後才到齊境。這時，先到的小白已被立為齊君，是為齊桓公。原來管仲隻射中小白束腰皮帶上的金屬鉤，小白佯死倒地，及管仲兵撤走，便迅速兼程返齊，故能提前得立。
魯兵到，桓公立即起兵相拒，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桓公致書魯君說："子糾兄弟，弗忍殺，請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驚，就殺公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本意欲殺管仲，鮑叔牙說："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奚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信任叔牙，又有誌予稱霸，急需人才輔佐，便聽從叔牙。桓公恐魯殺管仲，使人告知魯要活的管仲親殺之以泄恨，魯囚送管仲到齊，叔牙在堂阜迎接管仲，釋其囚具。管仲到齊郊，桓公已在相侯。桓公任管仲為大夫。
管仲能為桓公所用，首先是叔牙能知其賢，而叔牙本人就是賢人，故能薦賢。他之所以推舉管仲，是他和管仲少時便相交，深知其賢。管仲曾談他與叔牙之交並說叔牙最體諒他，尤其感激叔牙的推薦而被重用，他說"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因此，他感動地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鮑叔牙的推薦固然重要，而齊桓公能舉大事不計私仇是管仲能得用的決定性因素。桓公起用管仲後，管仲向他獻治國、稱霸之策，桓公深佩管仲之才委之以國政。管仲為相後，就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進行改革，其改革是以人民的愛憎而定興廢，做到"倉廩實"，"衣食足"；將士、農、工、商分處，使其業精，各盡所能；寓兵於民，充分發揮人民的戰鬥力。及國富兵強，就開始圖霸：先與四鄰結好，然後討伐不順命之國，雖以武力為後盾，但主要是以信義服人，終被諸侯奉為霸主。所以，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東，管仲之力也。"
由上可見，鮑叔牙知賢而薦管仲，桓公能釋仇始能用管仲，而管仲不以兵車能助桓公稱霸，這足以證明叔牙確能知人，桓公確能用人。
"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這千古傳頌的薦賢佳語，是春秋時晉國大夫祁奚如此薦賢留下來的。其事跡見《左傳·襄公三年》。
晉國中軍尉祁奚因年老告退，晉悼公問他由誰來接替他的職務，祁奚推薦解狐，而解狐是他的仇人。可是，晉悼公正要任命解狐為中軍尉時，解狐病死了。悼公要祁奚再推舉，祁奚說他的兒子祁午可以勝任。恰在這裏，中軍尉佐(副)羊舌職死了，悼公問祁奚誰可接替其職，祁奚說羊舌職的兒子羊舌赤可以勝任。於是，悼公任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任中軍尉佐。
推舉仇人解狐，顯然不是為討好解狐，而是祁奚出於公心，認為解狐的才能可以勝任此職。但推舉自己兒子是否偏愛親人?推舉屬官的兒子是否偏愛下級?時人沒有這樣的看法，而是讚揚祁奚薦人才"無偏無黨"，他推薦兒子和屬官的兒子，都是因他倆的德才足以勝任其職。
一般人為了避嫌，即使是自己的兒子有才能，也不好意思推薦。這樣，不僅埋沒了人才，也是國家的損失。祁奚卻不囿於這種世俗的謙虛，他認為自己兒子的才能勝過自己能勝此職，就應該推薦。
《國語·晉語七》記載祁奚向晉悼公說明他推薦其子祁午的理由，他說："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誌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祁奚對兒子從小到成年都看在眼裏：祁午小好學，長大有事業心且能堅持，成年時為人正直有仁愛心，處理大事鎮定自若，這方麵勝過自己。他如實提供這些情況，以供晉悼公決定。事實確實如此，祁奚沒有知錯兒子，自從祁午任中軍尉後，從悼公到其兒子平公繼位期間，軍中治理得好，政令沒有失誤。祁午確是勝其職的。
在唐朝，李世民與魏征，從仇敵成為君臣，實由於李世民能釋怨選才和胸懷廣闊，因而明君與名臣際遇一時，促成"貞觀之治"，為千古所稱頌。
《貞觀政要·任賢》記載李世民於仇虜之中選拔魏征的故事：魏征原是巨鹿人，後才遷居到相州的內黃縣。唐朝高宗武德末年，他在太子府任太子洗馬，見李世民與其兄李建成太子互相傾軋爭奪，常為李建成設謀以除李世民。李世民殺李建成被立為太子後，召來魏征責備他說："你離間我兄弟，何也!"當時在座的眾人都為魏征感到恐懼，可是魏征慷慨自若，從容不迫地答道："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見他坦然不瞞，不禁肅然起敬，給予禮遇。李世民被父禪讓即位，是為唐太宗。任魏征為諫議大夫。李世民數次請他到自己的寢室，請教他治國的意見。魏征有治國才能，性情又剛直，能堅持己見毫不屈撓，李世民每次與他談話，都感到很高興。魏征喜逢知己之主，亦竭智盡力。魏征不僅敢諫，還善諫，對治國很有用，李世民慰勞他說："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非卿忠實奉國，何能若是?"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魏征升為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李世民為皇孫做生日，宴請公卿，非常高興，他對大臣說："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房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稱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沒有李世民這樣的明君，則不能用魏征；沒有魏征這樣敢諫的名臣，則不能促成李世民在貞觀之後的功業。但是，他倆人的君臣關係，並非毫無芥蒂，一帆風順，而是間有矛盾，且曾激化。由於李世民能納諫，故魏征敢諫，但因魏征性格剛直，每與李世民意見不同時，他堅持而不肯遷就，直斥其非，使李世民下不了台，作為皇帝之尊，一般是難於容許臣下放肆，有時氣得李世民發昏，立誓要殺死魏征這個"鄉下佬"，幸長孫皇後以"有明君才有忠臣"相勸，李世民才釋怒。當然，他倆君臣關係不至於破裂，主要還是因李世民以天下利益為重，並深知拒諫之害和納諫之利，即使在盛怒之下，也聽人勸解。而在魏征來說，他並非不知觸犯龍鱗將會遭殺身之禍，他可能每想到此不寒而栗，曾幾次托病要求辭職，但在李世民的挽留下，他還是拚老使為之賣力了，一見李世民有過失，又將生死置於度外，冒死力諫，一直到他病逝。魏征死後，李世民曾對侍臣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星；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征殂逝，遂亡一鏡矣!"他說了，不禁傷心地哭了。於是，他下詔說："昔惟魏征，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外求，披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直言無隱"。正是這位知納諫如此重要而從諫如流的名君李世民，才能重用這位敢於觸犯龍鱗的名臣魏征。
曆史無數事實說明，凡能知人用人者，都因其心至公。
唐朝的唐太宗以至公之心選才，他打天下時如此，治天下時也如此。
《貞觀政要·公平》記載：唐太宗初即帝位，中書令房玄齡上奏說："秦府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東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太宗說："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人君者，以天下為心，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況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施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麵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
又有人上書奏事，請求將秦王府原有的兵士，一律授與武官職務，補入宮禁值夜警衛，太宗對他說："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惟有才能是任，豈以新舊為差?"
李淵代隋創建唐王朝後，封李建成為太子，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各設王府可任官，擁有將兵，"玄武門之變"後，李建成、李元吉被殺，李世民被封為太子，同年受父李淵禪讓即帝位，是為唐太宗。這時，如何對待有功之臣和原來的敵對勢力，尤其是前東宮及齊王府的文臣武將，這是唐太宗麵臨的重要問題。當然，在李世民南征北戰以及"玄武門之變"，追隨他的原秦府官兵功勞最大，如私於黨，隻提拔任用原秦府的人員，排擠一切敵對勢力的人員，則必將樹敵而不能更好地鞏固新的政權，這當然不為英明之主唐太宗所采納，而是以"至公"，即"平恕無私"對待三府人員，如他所說"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唐太宗除了重用秦府舊人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宇文士及、程知節、秦叔寶、屈突通等人外，對於原東宮的魏征、王王圭等人也不究既往而用之。總之，對於原有人員，不論親疏、恩仇，凡有才能的都量才任用。而原秦府沒有升官或還未安排的人員，則紛紛有怨言，有的甚至主張原秦府的士兵也要一律升武官。"以天下為家"的唐太宗，對這種"用人唯親"而不視其才行的觀點當然反對，他說："惟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
唐太宗跟古代一般皇帝不同的是，因他有"至公"思想，即"以天下為家"，這個家不是說天下是他一家的，而是說這個"家"包括天下的百姓，他和百官的衣食出於百姓，靠百姓供養，剛即位還未施恩於百姓，所以他必須以至公之心去選賢才，治理好國家，使百姓安居樂業。這就是唐太宗的至公思想，也是他選拔人才的原則。
過去和以後的事實說明，李世民在打天下時功勳卓著，治天下時取得"貞觀之治"，跟他選拔人才不以新舊劃線，而是與他的"唯有才德是任"的用人思想大有關係。如因有來自敵營的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屈突通等驍將的拚死相助，他才能橫行天下，戰勝群雄。他重用原東宮謀臣魏征，采納其諍諫，對"貞觀之治"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這些歸降的文臣武將竭智盡力相助，以至成為唐太宗股肱之臣，是因他能以"至公"用人之故。
明朝的王翱主管吏部不徇私。據《明史·王翱傳》記載：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王翱任吏部尚書，掌握選拔官員的人事大權。他為人廉潔、忠厚，能堅持原則，辦事不徇私，謝絕私事會見。每次選拔官員，如因皇帝召見，便交副職代理，他回來雖晚，也抽空認真審閱，惟恐選擇不當。他選拔官員不使人知，說："吏部豈快恩怨地耶。"女婿賈傑在京附近任職，翱夫人數次派人去迎接女回家，傑對妻子發牢騷說："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來不憚煩也。"夫人聽了女兒的轉告，便向翱說情，翱氣得推翻台案，傷及夫人臉部。他始終沒有將女婿調到京城。
王翱掌握全國人事大權，他日夜操心的是如何選擇人才得宜，深恐用錯人。他選拔了官員也保密，這說明他選拔官員是出於公心，不希望得到被選擇者的感恩戴德。本來調回女婿，是舉手之勞的事，雖有夫人求情，他也堅持拒絕。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很值得人事工作者學習，隻有如此，才能杜絕在人事工作中的以權謀私的弊端。
(三)不拘一格，不受舊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