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王朝在選拔人才上始終存在著種種偏見和陳規。選才不僅論資排輩，而且要看出身、門第、權勢、名聲。它嚴重影響了"任人唯賢"路線的貫徹執行。清朝改革家和思想家龔自珍曾針對這些舊習，強烈要求唯賢能是舉，破格錄用，大膽提拔有真才實學的人。他大聲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全集·己亥雜詩》)在龔自珍之前，中國古代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對用人中的種種弊端，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明確見解。不少有為的英才為了奪取天下，鞏固政權，不受舊俗的束縛，而廣羅人才。
不拘一格選人才，應著重做到以下三個方麵。
1.反對論資排輩
古人有不少論述反對論資排輩。南朝周朗針對當時森嚴的門閥製度，堅決反對論資排輩，指出那些年紀大、地位高的人往往看不起年紀輕的人，而實際上卻"不知其不及少矣"(《宋書·周朗傳》)。他提出"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同上)，強調等級、資曆和年齡不是衡量人才的標準。
金世宗完顏雍同宰臣們談話時曾指出，取人應不拘資格，及早用之。"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金史·世宗紀下》)
不少人還進一步論述了單純講求資格的危害性。北宋孫洙曾尖銳指出，"今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製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宋文鑒·論資格》)就是說，賢能的人才之所以居於下位，是資格造成了障礙；官府的職務之所以曠廢，是受到資格的牽製；士人之所以寡廉鮮恥，是要為自己爭得資格；百姓之所以苦於虐政暴吏，是由於憑資格進用的太多；萬事之所以苟且敗壞，百吏之所以玩忽職守，法製之所以衰朽潰亂而不能挽救，都是資格造成的弊端。認為資格之法有益的，是愚蠢而滯緩的人；認為資格之法便利的，是老邁昏庸的人。而它對於天下、國家則是大失、大害!
南宋葉適認為光憑資格取人是選拔人才的大害，"計日月，累資考"的辦法隻能應用於"衰時"。因為在社會動亂、國家處在非正常狀態中，"賢否混並而無可別"(《水心文集·資格》)，隻能以資格來作為選拔的標準。但以此作為一項長久措施卻為害非淺。光憑資格，不講才能和成績，"資深者敘進，格到者次遷"(同上)，無論有才無才，按部就班，晉升到重要職位上，必須使人不思上進，庸庸碌碌，無所作為。國家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國家的大小事情也因此而"日敗"。他還指出"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上孝宗皇帝紮子》)，這就是說，用人唯資，社會就會失去朝氣勃勃的生命力而凝固、僵死，停止前進的腳步。他主張，對於才能品質都好的人決不可由於其資格不夠就不加以選拔，必須做到"以賢取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完全以能力和品德為準，能擔任何種職務，就授予何種職務，絕不受資格所限。
主張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龔自珍對清朝論資排輩的社會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揭露，並透徹地分析了它的弊端。他指出，清王朝的官員，從做官之日算起，要想到到一品官，一般需三十五年，最少也要三十年，有才能的不能提前，無能之輩卻可以憑馴順、無所作為而達到。"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龔自珍全集·明良論三》)他認為，論資排輩的危害很多，首先，使官吏素質越來越差。因為"夫自三十進身，以至於為宰輔、為一品大臣，其齒發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憊矣。雖有耆壽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進，然而因閱曆而審顧，因審顧而退葸，因退葸而屍玩，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亻累然終日，不肯自請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盡之士，亦不得起而相代。此辦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源也"(同上)。就是說，如果從三十歲作官算起，等到升任一品大臣時，已年老體衰，盡管年高德劭，辦事穩健，但往往謹小慎微，畏縮不前，以致玩忽職守；同時，長期做官，容易留戀官位，年紀大了又要為兒孫打算，因而終日頹唐卻又不肯辭職，即使因故而離官去職，也不會起用聰明才智之士，仍然論資排輩。其次，使士大夫普遍喪失生氣。因為實行論資排輩"而欲勇往者知勸，玩戀者知懲，中才絕僥幸之心，智勇被束縛之怨，豈不難矣!至於建大猷，白大事，則宜乎更絕無人也。其資淺其曰：我積俸以俟時，安靜以守格，雖有遲疾，苟過中壽，亦冀終得尚書、侍郎。奈何資格未至，嘵嘵然以自喪其官為?其資深者曰：我既積俸以俟之，安靜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積累之苦，而嘵嘵然以自負其歲月為?......此士大夫所以盡奄然而無有生氣者也"(同上)。就是說，論資排輩，很難使勇於任事者得到鼓勵，玩忽職守者得到懲戒，才幹一般者沒有僥幸心理，才幹出眾者消除懷才不遇的怨恨。當然，更談不上有人能積極考慮國家的長遠大計，主動提出有關大政方針的建議。因為資格淺的人會說：我隻要熬年頭，安分守已，雖然有先有後，過了中年，總有希望作尚書、侍郎，何必在資格不足時，因和上級爭辯而斷送仕宦前程呢。資格深的人則認為：我已經熬夠了年頭，一向循規蹈矩，好不容易才當了大官，怎麼能去和上級爭辯，把過去的辛苦付之東流呢。總之，由於論資排輩，大家都混日子，熬歲月，無所作為。龔自珍的這種揭露真可謂入木三分。
凡是想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人，很少在人才選拔上論資排輩，不少有遠見的人十分注意提拔年輕人，從基層提拔有才之士。
秦王嬴政破格提拔年僅十二歲的甘羅出使趙國是一個突出的事例。公元前239年，秦王政蓄謀征服趙國，經呂不韋的推薦，給甘羅以良車十乘，仆從百人，出使趙國。甘羅對趙王說明利害得失後，趙願意割讓五個城池給秦國。以後趙國伐燕攻取燕國三十個城市後又劃十一個城市給秦。秦國不費一兵一卒，而擴大了國土。秦王政因此而封甘羅為上卿。這就是俗傳的甘羅十二為丞相。
三國時期，孫權十五歲便繼兄位成為江南霸主，因此特別重視起用年青人擔負重大責任。周瑜任大都督掌全國軍事時，年方二十四歲。老將程普多次羞辱這位年青的統帥，周瑜不為之動怒。魯肅投奔孫權受信任時也才二十歲出頭。名將呂蒙二十來歲為橫野中郎將，孫權勸其讀書，呂蒙長進神速，駐陸口獨當天下名將關雲長，並最終將其擊敗。統率吳軍拒七十萬蜀軍的陸遜是四十一歲的書生，劉備視他為"黃口孺子"，大意輕敵，最後卻被陸遜所追逐，敗亡白帝城。看來，破除論資排輩，重用年青能人，是孫吳人才輩出並長期保持實力不衰的一個要訣。
五代時，很有作為的周世宗柴榮在選人用人上，反對"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舊五代史·世宗紀)。就是說，不能隻看資曆和過去的功勞，或依仗特權"走後門"。他除了重視科舉，注意通過朝廷正規途徑搜羅人才外，還敢於不拘一格使用和提拔人才。顯德元年(公元954年)，周世宗繼位不久，就擬升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為樞密使、檢校太保。有人議論魏仁浦沒有經過科舉及第，世宗反駁說："顧才何如耳!"遂用之。又如，王樸在《平邊策》一文中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周世宗看後，十分賞識他的才能。不久，即提升王樸為"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如何看待資格問題，中國古代也有不同的觀點。如秦觀在選拔、使用人才上提出了"資望相結合"的原則，就是既要注重資曆也要重視實際本領。"臣聞王者用人之要求，惟資望而已。"(《淮海集·官製上》)所謂"望"，指的是由於本領高超，成就卓著，從而被人們推崇，故聲望大振。秦觀認為，如果用人隻看資曆，那麼，道德高尚、品行篤厚的"魁奇雋偉之人"則將被埋沒；如果隻看實際，不注重資曆，則"狂謬之流、矯亢之士"會弄虛作假，鑽營而入。因此，用人時既要注重資曆，也要看實際能力，善用人者，應"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才，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同上)。
丘氵睿也主張在用人製度上不可不講資格，不可隻講資格。"不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重要之職，厘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曆之淺者，厘職務之冗雜者。"(《大學衍義補·正百官·公銓選之法》)對於那些出類拔萃的奇才，就要破格提拔，"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大學衍義補·正朝庭·公賞罰之施》)但是丘氵睿強調，破格超擢一定要慎重，嚴格掌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大學衍義補·正百官·公銓選之法》)丘氵睿提出選拔人才的原則，是論資與破格的統一，常與變的統一。即："使之於常法之中，隨其資格之所當得者，寓夫抑揚進退之權；於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隱然不可必之機，則人法兼行，資望並且，而士無淹滯驟進之弊，而國家皆得人以為用矣。"(同上)
2.反對看出身、門第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講究出身、門第，這在封建社會裏可以說是一種正常現象。但這恰恰是選擇人才中的嚴重弊端，因此，有識之士多持反對態度。
蘇綽在參與治理國家的實踐中，堅決主張選用賢良必須徹底打破傳統的門戶之見。他透徹而形象地指出："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誌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才，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裏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誌行，則是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裏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周書·蘇綽傳》)因此，在選用官吏方麵，必須切實做到："將求才藝，必先擇誌行。其誌行善者，則舉之；其誌行不善者，則去之。"蘇綽選用人才的標準是很明確的，這就是有德有才，德才兼備，而全然不顧及其出身門第的高低貴賤。
《劉子》的作者認為，選拔人才應樹立"才苟適治，不問世胄"(《劉子·薦賢》)的原則。也就是不能以世胄貧富相士，因貧賤而失士。他列舉大量的事實："伊尹，夏之皰廚；傅說，殷之胥靡；百裏奚，虞之亡虜；段幹木，魏大之駔"，"樊噲屠販之豎，蕭曹鬥筲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才也。"(《劉子·妄瑕》)說明出身卑微者未必無才。所以他十分肯定那些"不問世胄"敢於"拔奇於困虜，擢能於屠販"(《劉子·薦賢》)的明君。
蘇洵也主張不拘一格選用人才。他說："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嘉集·衡論上·廣士》)，不論是布衣寒士、公卿子弟、武夫健卒、巫醫方技、胥吏賤吏，凡"賢則用之"。他特別強調要從"胥吏賤吏"中選拔人才。他認為吏胥之人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如能從中"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同上)，必定會出現"奇才絕智"之人。他說這種人"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