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四年(1854)，塔齊布以收複湘潭功，超升湖南提督，鮑起豹被革職。塔齊布位至大帥後，遍賞提標兵，收人心，並在左臂刺"忠心報國"四字，得士卒死力。每當深夜，呼親卒相語家事，說到悲痛事，相對泣淚以流。塔齊布以嚴於治軍，並能與士卒同甘苦著稱。一次，德化縣令給這位大帥送了一張莞席，塔齊布說："軍士皆臥草土，我睡莞席，豈能安枕?"立令退回。該年底，曾國藩正駐軍南昌，塔齊布駐紮九江，隔廬山相望，因太平軍往來攻襲，兩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國藩為此十分焦慮。除夕前一天，塔齊布攻九江，後因寡不敵眾，單騎敗走鄉間，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後被一位鄉農帶回家中。次日，各軍以塔齊布未回，洶洶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團。曾國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時，鄉農將塔齊布送回，曾國藩、羅澤南立即而起，光著腳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淚訴勞苦。但塔齊布卻談笑自若地說："餓極了，快拿飯給我吃。"各營官都驚喜異常，飯畢，已是元旦。
(二)德才兼備，待之以誠
要評估人，無非德才兩者。德的內涵包括個人品質、倫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幹、才華，等等。人才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學問型，一種是事業型。而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因此，德才兼備的人的成長需要不斷的學習和實踐。
要發現人才，主要是根據其德才的表現。但要認識人則需要時間的考驗。如人的政治品質，平時難看出什麼問題，在非常時期則好壞分明，古代的忠臣義士大都是在危難時刻湧現的，所以，有人將之總結成一句格言：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驗，有些人能說會道，在實幹時卻很窩囊；有些人平時默默無聞，但在實踐中卻才能畢露。
用人以德才兼備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時候，隻能以掌握現有的人才資料，按其德才而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駕馭人才，是待之以誠，糾之以法，賞功罰罪，使之向上，不敢為非，這是愛護、培養、發展人才的根本法，至今仍很值得借鑒。
識人須明德才兼備為標準，就是說，要知其人，必須考察其德才，而以德為其靈魂，重在其實踐。
強調德才兼備。周朝呂尚在《六韜·龍韜·論將》中講到：將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它解釋為："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
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說："君子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源也。"就是說，朝廷選拔人才，需要審慎地掌握三個條件：一是道德品質是否與他所處的地位相稱；二是功勞是否與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稱；三是才能是否與他所擔任的官職相稱。"德、功、才"是三個帶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國古代比較早、比較全麵的人才標準。
孫武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東漢王符在談到軍事將才時說："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響比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識才學體"五德皆備的思想。
三國時的劉劭著的《人物誌》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來最完備的人才專著。在這部著作中把人分為"兼德、兼材、偏材"三類，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備者與才高德下者三類。作者明確推崇德才兼備的人是最高尚的。
唐代杜佑也認為，若以德行為先，才藝為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豈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宀是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這就是說，如果以品質節操為首要，以才能技巧為其次，選用人才，必定會使人們加強修養，勤奮學習，以佇立於科舉最優之列，怎麼會使俊傑之才遲遲不能發揮作用、受到埋沒而不被錄用呢?通過排列比較這些人才，選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會使許許多多人才受到震動，而被吸引，從四麵八方來響應。這裏主要是強調以德行為科舉取人之本，認為取人才藝為次之。
對德才關係做了較為全麵、較為精辟論證的，是宋朝的司馬光。他明確指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就是說，德與才是不能分開的，德靠才來發揮，才靠德來統帥。從德和才兩個方麵出發，司馬光把人分為四種：德才兼備為聖人，德才兼亡為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在用人時，如果沒有聖人和君子，那麼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而愚者雖欲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勝。"這就是說，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險的人物，比無才無德還要壞。司馬光還說，人們往往隻看到人的才，而忽視了德。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都是才有餘而德不足。司馬光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關係本身的分析來看，論述比較深刻，有重要的曆史學術價值。
識人觀人以德為先，次之才學。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輕德的現象出現。有才而缺德，這樣的人隻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刁才。當然，隻有德而沒有才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人才。缺才之德的人，是忠厚、老實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氣沒有了。這樣的人是人，而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人才。
按照人才學的基本原理，在處理和看待德與才的關係時，任何機械的、僵化的觀點和行為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須運用科學的、辯證的觀點和方法，對德與才的關係，作出實事求是的新的闡釋。
識人觀人選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謂德者，剛健無私，忠貞自守，非碌碌庸庸，無毀無譽而已。所謂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賢才，非包藏隱忍、持祿保位而已，所謂才者，奮發有為，應變無窮，非小慧辯捷，圓熟案牘而已。備此三者，然後勝股肱之任。也就是說，在通常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德應重於才，但在這前提下，又要注重量與才的問題。堅持德量才三者的統一。堅持選拔人才的三標準有三條，一是德，二是量，三是才。德，即剛直無私，忠誠廉潔，而不能隻是庸庸碌碌，無人誹謗也無人讚揚。量，指能接受正確意見，容納賢才，而不能隻是城府深，能忍耐，保住俸祿和地位。才，指奮發有為，能隨機應變，而不能隻是耍小聰明，口齒伶俐，辦公文熟練。符合這三條標準才能擔當重任。
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不但本人是大德大才的曠古奇才，他選拔人才，也以德才兼備為準則，諸葛亮以其"隆中策"預見天下三分，顯示其大才；以其"鞠躬盡瘁"盡忠漢室，顯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擇官也以德才兼備為準則。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劉禪上疏，即《前出師表》，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劉備)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是東漢末年的皇帝，先後興起第一次、第二次"黨錮之禍"，殺戮敢於直言的李膺等賢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專政，朝政腐敗。桓帝封單超等五宦官為侯，任其專橫胡為。靈帝公開標價賣官，斂財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貪汙風盛，民不聊生，致社會動蕩不安，終於激起黃巾造反。之後群雄攻戰，從而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麵。諸葛亮上《前出師表》時，劉備已去世，由他執政輔佐劉禪，故在出征前總結了先漢與後漢興亡的經驗教訓，諄諄告誡劉禪，不要學桓、靈二帝"親小人，遠賢臣"，要學先漢"親賢臣，遠小人"，才能使蜀國興隆，以複興漢室。
諸葛亮還在《便宜十六策》裏指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諸葛亮在治理蜀國時特別重視選拔德才兼備之士。
諸葛亮推薦董允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重兵，負責宮中之事。劉祥常欲增加後宮嬪妃，董允認為古時天子後妃之數不超過十二人，今已足數，不應增加。劉祥寵愛宦官黃皓，皓為人奸佞，想幹預政事，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黃皓，允在時，黃皓不敢胡為。
蔣琬、費、薑維都是諸葛亮精心選拔為他理政、治軍的接班人。蔣琬入蜀初期任幹都縣長，劉備下去巡視，適見蔣琬飲醉，不理事，大怒，要殺他。諸葛亮深知其人，為之說情："蔣琬，社稷之器，非百裏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劉備敬重亮，聽其言，才不加罪。後亮提拔琬為丞相府長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常讚琬為人"忠雅"，可與他輔佐蜀漢王業。亮死前，密表劉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死，琬執政，其人大公無私，胸懷廣闊，能團結人，明知時勢，做到國治民安。蔣琬病，薦費代之，費為人明斷事，善理事，知軍事，他在任時邊境無虞，魏人不敢正窺西蜀。薑維繼諸葛亮複興漢室之誌，屢次北伐，雖無大勝，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馬昭派大軍伐蜀，劉禪昏庸不聽薑維派兵扼守陰平之議，鄧艾得以偷渡而直搗成都，劉禪出降，並令薑維降，薑維想假降待機殺鍾會以複興蜀漢，其宿願雖不實現，足見其人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