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能用別人之長，隋煬帝則不能，其原因也如此。唐太宗是個有文武全才的英明之主，但他不滿足於己之所長，不認為自己無所不知，故能虛心聽諫納諫，用人之所長以補己之不足。故其身邊，有所長的人材濟濟，能成就大業。而隋煬帝自恃其才高過人，他說的話都是對的，不容許別人反駁；他做的事都是對的，不允許別人違背。而順之者則可升，違之者則殺頭，故不能用人之所長，隻能用人之短，即不能用有才能的忠直之臣，隻能用一些阿諛奉承的佞臣，結果，眾叛親離，最後被他認為身邊的"心腹"之臣所縊死。
《元史·不忽木傳》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不忽木被召入中書省任職。當時，依附奸臣桑哥的榷茶轉運使盧世榮向元世祖說，如能任用他，則國賦可增加十倍。世祖征求不忽木意見，不忽木說："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惡稔顯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世祖不聽，任世榮為右丞相。不忽木憤而辭去參議中書省的職務。世榮隻任一年，便因罪被殺，世祖對不忽木說："朕殊愧卿。"升不忽木任吏部尚書。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朝的建立者，他為加強中央集權，重視財經改革，以增加收入，但被一些聚斂之臣的花言巧語所惑，提拔重用他們，盧世榮就是其中一人。不忽木因盧世榮依附奸臣桑哥，其人可知，而他所說如用他可增加國賦十倍，而國賦從何增加，無非重斂於民；又鑒於曆史上一些聚斂之臣往往操利術以惑君而被重用，結果使國與民俱困的教訓，不忽木一眼就看穿盧世榮的本質，故堅決反對任用盧世榮。元世祖被其利術所迷竟升其任右丞相，不忽木憤而辭職以示抗議，確是大義凜然。盧世榮僅任職一年便暴露其真麵目：他主持財政，為增加國賦，重斂於民被其他大臣彈劾其言行不符，苛刻誅求，使民間凋耗、天下空虛。元世祖雖被惑於一時，乃發覺其罪行，將之殺了，並向不忽木承認自己的錯誤，因認為不忽木知人，將其升任為吏部尚書，掌管全國人事工作。元世祖知錯認錯，因服不忽木有知人之明，而賦予人事大權，不愧是一有為之主。
以上的例子可以說明，要達到"知人善任、注重實效"的目的，一要"輕言重行"，二戒以貌取人。
要知人，要重在其實踐，即要衡量其人如何，主要要看他在實踐中的表現。可以用花言巧語去騙人，但要用其實踐去掩蓋自己的虛詐麵目是難的，雖然假動作也可騙人於一時，但不可能長久，其真麵目終將暴露。實踐將說明，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從其實踐中去知人，可以說是知人之本。
拓跋燾在實戰中識人就是其中一例。
《魏書·伊香友傳》記載：北魏世祖拓跋燾將征伐涼州，議者都認為涼州無水草，難於行軍，故都進諫，不同意征伐，隻有司徒崔浩極力主張征伐。群臣出，伊香友對拓跋燾說："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為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拓跋燾認為他說的對。攻克涼州後，拓跋燾於姑臧舉行慶祝大會，對群臣說："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複奇之。吾正奇香友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他看著浩說："香友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勳名，致位公輔。"拓跋燾說："誠如公言。"
拓跋燾對伊香友的賞識，是因他能在實踐中發現人才。在討論征伐涼州時，群臣大都反對，他們都認為涼州無水草，不能行軍，隻有司徒崔浩支持征伐，崔浩有智計，拓跋燾不感到其奇，而感到奇的是伊香友這位弓馬之士，其所見竟與崔浩一樣。凡人所居之處，必有水草，沒有水草，人何以活，也就無人居了。既然涼州能建國，必然有水草，這是一般常理。諸臣想不及此，伊香友卻能開動腦筋想到，提出了"若涼州無水草，何以建國"的高見。諸臣認為無水草，是隻聽傳聞，人言亦言，因而盲目反對，可見他們的智力遠不及伊香友。伊香友既有武勇，又有智計，說明他不是一勇之夫，而是有文武全才的將領，故拓跋燾認為他前途遠大，可位到"公相"。果如拓跋燾所料：伊香友為人忠謹，屢建戰功，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後出任東雍刺史，政績頗佳，百姓愛戴。後進爵河南公，位列三公，拜司空。
項梁於平時考察人才的事，見《史記·項羽本紀》：
項梁因殺人，與其侄兒項羽避仇於吳中。吳地紳士、豪強都與他有交往，凡吳中有大徭役和喪事，常由他主辦，他都按兵法進行部署和指揮，並從中考察其所屬各人的才幹。及陳勝、吳廣起義，項梁舉兵響應。他招得吳中精兵八千，根據他平日所了解的人的才幹，分別任為校尉、侯、司馬等職務，有一人不被任用，他問項梁為何不用他，項梁說："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
項梁是楚名將項燕之子，項羽是項梁的侄兒。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秦滅楚後，項梁因殺人與侄兒逃亡於吳地。國仇家恨，項梁無時不在準備複國雪恨，故在吳負責大徭役和喪事時，都按兵法部署和指揮，以訓練軍事人才，並從中了解各人的才幹，以儲才為爾後舉事作準備。因此，他在起義時，誰可當什麼職務，他心中已有數，故一舉事不至於手忙腳亂，亂拉人應差事，而是據其所知而用之，因有適當的人才為八千江東子弟的骨幹，項梁死後，項羽繼之，其部隊以八千江東子弟為核心，橫行天下，推翻暴秦。
所說重在行，即重在實踐，曆史上無數知人善任的事實說明，實踐是知人的標準。春秋時的楚文王正是通過自己的實踐而知人善任的。艸貝禧和申伯侯都事楚文王，艸貝禧這人剛直，一見文王有錯就犯顏直諫，文王認為艸貝禧在眾臣麵前揭其短，感到有點惱火；申伯侯就事事順從，且善於同文王動靜，文王想說想做的，他已先說先做了，文王覺得有申伯侯在身邊很順心。可是，楚文王經過實踐證實：艸貝禧所諫的都是正確的，有不少事因納其諫而不犯錯誤，於己於國有利；而申伯侯順己意做的事都錯了，於己於國不利。於是，楚文王才知艸貝禧是賢臣，應予重用，便加封其爵為五大夫；楚文王因知申伯侯是阿諛奉承的佞臣，認為這種人不能再用了，便將他驅逐出國。
聽輿論對人的評價，對辨別賢佞雖有參考的作用，但難以確定，因為輿論如出於別有用心而顛倒是非的人之口，好人可以說成壞人，壞人也可以說成好人。所以知人要務實，即要實事求是地弄清其人的行為，在事實麵前，賢佞自可辨明。因此，看人要重在其實踐，從其人實踐中就可知其人如何。可以見，實踐是知人的標準。
劉備以知人見稱。劉備之所以知人，主要看其人在實踐中如何。他選將用人也據此而定。劉備破格提拔魏延鎮守漢中，是根據魏延在戰爭實戰中的表現決定的。魏延出身於行伍，他是從實戰中打出來的，他學到打仗的本領是來自實踐，他是以其卓越的戰功獲劉備的賞識的。
實踐證明，以實戰如何來衡量人有否真本事，這是知人的根本方法。劉備賞識魏延是經得起考驗的。魏延在劉備去世後，仍有卓越貢獻。劉禪繼位，封都亭侯。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駐軍漢中準備北伐，任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建興八年(公元230年)，諸葛亮派延領兵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溪，延大破淮等，被升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
劉備破格提拔魏延，劉備可稱知人，惜諸葛亮用兵謹慎，不敢冒險，也就不能用奇計。魏延每隨亮北伐，常要求給他兵萬人，與亮異道會師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製而不許。延常說亮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記載延向亮所獻之策較詳細："夏侯木矛木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侯木矛木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木矛木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禦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田，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當然，用兵要立足於萬全之計，以穩操勝券為上，但如果過於謹慎，有可冒之險而不冒，則不能用奇計建奇功。夏侯木矛木喜讀兵書而缺實戰經驗。"怯而無謀"，聽魏延之策，取長安大有希望，雖然孤軍深入有危險。鄧艾正因冒險偷渡陰平滅蜀而建蓋世功，聽延之策也許能有鄧艾之功。諸葛亮正因過於謹慎有可冒之險而不敢冒，致六出祁山，雖"安從坦道"而無功。劉備在時，從無立錐之地到取荊益兩州，稱帝西蜀；及諸葛亮執政隻能"以攻為守"而已，這與諸葛亮知人善任不如劉備有關。
清朝皇帝雍正針對"不肖官吏濫列薦章，而樸素無華，敦尚實治者反抑而不伸。"的狀況，曾提出並堅持"綜核名實"的政策，即"以實心行實效，實至而名亦歸之。""為治之道在於務實，不尚虛名"，"事之大小，周思詳慮，求其見諸施行，實有可濟天下者，"強烈反對"內外衙門於奉到事件若不過行一文書、出一告示，徒托空文，意不見諸實事"的作風。雍正的這一主張不僅見諸於言，而且付諸於行。他對於當時的田文鏡一類地方官"察吏安民，懲貪除暴"，因而"治行稱首，民歌輿誦"者，多加重用。而對於那些"邇來九卿坐班，多有不齊，及至會議，彼此推諉，不發一言，假寐閑談，遲延累日"者，嚴加切責。
時至今日，尚虛名，不務實，空談取寵者仍大有人在，雍正之風大有發揚之必要。尤其是在識人上，"綜核名實"是必須之原則。
(1)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為何以"綜核名實"為識人必要之原則，一因"趨言避實"沽名釣譽者大有人在。中國有句古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而人總有駕輕就熟的習慣，既然說話容易辦實事難，就當然"趨言而避實"，單聽其言者，必受沽名釣譽者騙。二因"口蜜腹劍者"大有人在。如果隻聽其言，而不觀其行，那麼李林甫必受青睞，因為他雖心似劍，但口卻似蜜；秦檜也不錯，雖無經世之大才，但論揣摸主子心理也還是有兩下子的。即使是在現代，"哈巴"型的溜須拍馬者也必受重用，因其雖無大能，但其"狗眼"還是"識人"的，見"富"則舔，見"貧"則吠，萬無一失。可是，若真受其騙，則"禍莫大"矣。三因"盛名之下，其實難符"者大有人在。有些人，常因一事，一言，一文而小有名氣，繼而一經人們渲染，小才便成了大才，小技便成了大技，小識便成了大識。其實，他們雖精於一事，而非精於百事，精於一理，而非精於百理。一旦把他們當作"大才"，委之以重任，則非敗不可。四因"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實質上是"引人上路"。如果"重言輕實"，則必然導致"空談家"受寵，實幹家遭貶，事業何以成功。所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際，在於責實。"
那麼，何以據實鑒人?明末思想家呂新吾就此問題提出"鑒人用秘"的觀點，即"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
"大事難事看擔當"，看其在大事、難事的壓力之下，能否勝任、能否排除困難、爭取成功。藺相如赴秦，身處虎狼之國，而對秦王淫威，而能完璧歸趙，是為真才。反之，如果保璧不成，有辱使命，那也隻能是無能之人。趙子龍長阪坡隻身救主，呈現一派英雄氣概，而如果救主不成，甚至被打得焦頭爛額，恐怕雖然"忠心"可嘉，也隻能算作平庸之輩了。而如果一個"民族英雄"，每每談及抗敵禦侮，慷慨陳詞，視敵如仇，一旦真與敵遇，則抱頭鼠竄，一逃千裏，恐怕至少不能算作有"骨氣"，更不能算作"英雄"了。
"逆境順境看襟度"。逆境看襟度，實為看意誌。蒲鬆齡一生仕途不得誌，到了暮年才混了一個歲貢生，可謂"悲"乎。但他南山不倒，壯誌不移，終於以浩然之氣，寫下不朽名作《聊齋誌異》，這不能不說他很有毅力，很有才華。順境看襟度，則更有必要。人們最容易失去"襟度"的地方，常常不在逆境而恰在順境。有的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燒完，便永無光亮。有的人稍遇得意，便沾沾自喜，大有"天下舍我而其誰"的氣概。還有的人一朝為官，雞犬升天，妻妾如"誥命"，子弟如"太子"，不可一世，這種人十有九失，必敗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