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不阿貴，繩不撓曲。
賞罰分明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它包含兩層意思：一為，刑不避權貴，罰不避親屬，也就是"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在紀律麵前一視同仁"。二為，法律既定，就堅決執行，不以權貴的意誌為轉移，不為領導者個人的情感所左右。這樣做至少有三大益處。一是有利於體現法紀的嚴肅。法紀作用的範圍應是指治內一切人、任何人不可例外，或者說，不應存在任何超越法紀之上的特殊人物，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趙節犯了死罪，太宗知後，下詔將趙節處以死刑。並將曾為趙節開脫的宰相楊師道(唐太宗的姐夫)降為吏部尚書。唐太宗認為，隻有"賞賜不避仇敵，刑罰不避親戚"，才能嚴肅法紀。清朝雍正皇帝不僅注意"王公士民同罪"，而且注意"王公士民同賞"，力求做到"賞罰上下同一"，他曾詔示"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稅、養父母、育妻子，其敦厚淳樸之行，雖榮寵非其所慕，而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予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二是，有利於整頓吏治。各級官吏身負重任，對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安定，影響極大。吏治不正，則必國亂民殃；吏治整肅，則必國強民安。所以，曆史上智能之士多有主張刑罰應以對上為重、賞罰應以對下為明。西周時呂尚對此論述最為精辟，"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三是，有利於法紀條款的穩定。而法紀穩定正是人心穩定、政治穩定、事業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所以，曆代賢明的君臣對此十分重視。隋文帝時，刑部侍郎辛愛穿大紅內衣，這使文帝楊堅極不高興，一氣之下，硬要把辛處以死刑，執法官大理少卿趙綽對此拒不執行，他認為辛"法不當死"，蠻不講理的楊堅卻怒不可遏地說："你想保護辛，就不怕自己砍頭嗎?"趙綽說："陛下可以殺我，卻不可以殺辛"。楊堅真的叫人剝掉他的衣服，將他押赴刑場，然後又派人問他是否還固執己見，趙綽寧死不屈，說道："我不惜以死來維護法律。"楊堅明知理屈，隻得依了他。趙綽堅持依法辦事，不為文帝個人感情所左右的"法不阿貴"的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教育意義。也正是由於趙綽的這種精神，才維護了隋文帝時的法律穩定、朝政的穩定。
當然，"法不阿貴，繩不撓曲"也並非易事，其阻力之大，甚至常使刑律無法執行。阻力之一，是數千年來的"上尊下卑"的習慣勢力。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家中一奴仆依仗主人權勢，公然白天殺人，藏匿於公主家中，洛陽令董宣無法將其逮捕歸案。一天，公主出行，罪犯有恃無恐地為公主趕馬車。董宣得知，立即帶人攔住車馬，將罪犯抓捕，立即處以死刑。公主向劉秀哭訴董宣殺其奴仆，光武帝聽後大怒，立即派人捉拿董宣，打算在公主麵前用亂棍將董宣活活打死，但當劉秀了解真情後，為了照顧公主的臉麵，仍令董宣到公主麵前叩頭賠禮，在遭到董宣斷然拒絕後，甚至令人強摁著董的腦袋，硬逼其下跪。此事足見責罰權貴之不易。阻力之二，是難以割舍的親情、友誼。人情莫過於親情，親情莫過於父(母)子(女)。賞罰分明的主觀願望常常敗於親情、友誼之下，即使是賞罰成事，也需克服重重人情阻力。《呂氏春秋·去私篇》記載："墨家巨子腹黃享，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黃享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黃享不可不得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巨子可謂公矣。"腹黃享賞罰分明，不私親情固然可敬，然而堂堂一國之君--秦惠王也為腹黃享之子說情，可見人情阻力之大，執法者稍有私心，恐怕賞罰也就難以"分明"了。阻力之三，是領導者的以言代法、感情代法的劣根影響。唐初大開選舉，有的人為能獲舉偽造階資。唐太宗命令這類人必須自首，否則嚴刑處死。不久就有偽詐者事跡敗露。大理少卿戴胄依據法律將他判了流放之後向太宗稟奏。太宗曰："我當初下令，不自首者處死，現你按律判刑，這就失信於天下了。"戴胄回答說："如果當時陛下就把罪犯殺了，我也無法，既交大理處置，我就隻能按律行事。"太宗說："你隻自顧守法，卻要我失信嗎?"戴胄申辯曰："法律是國家對天下宣布的大信，個人的口頭命令是出於一時的喜怒情緒。陛下憑一時怒氣，命令處死，現若覺悟，再置之於法律，這乃是忍小憤而維護大信。我倒正是維護您的威信!"唐太宗對戴胄的堅決守法，非常讚賞。若太宗不悟，堅持以言代法，則唐律必不久存，也絕無千古讚譽的"貞觀之治"。
法不阿貴，雖然阻力很大，但有史以來，也確為曆代王朝宣傳法製的定製，尤其是一些開明的君臣更是堅持不移。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因其弟弟廣陵王元羽"近小人，遠君子。""功勤之績，不聞於朝"。而將其貶黜降職。因其叔父吏部尚書元澄"神誌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而將其解職。明太祖女婿、駙馬都尉歐陽倫，平時驕橫，在出差辦公事時又私販茶葉，太祖堅決將其依法處死。武則天的長女太平公主威震天下，一次，太平公主仗勢將僧寺裏的碾掠為己有，被僧人告官。中書侍郎李元通過調查核實，將碾斷還給僧寺。他的上司雍州長史竇懷貞懼怕太平公主的權勢，促令李元改斷，李元經過複審，便在簽名畫押後說："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竇懷貞雖幾次說明利害，但他執法不撓，毫無懼色。雖然這些封建君王臣子堅持"法不阿貴"是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但其堅持原則的毅力和大義滅親的正氣確為後人欽佩。
2.獎賞務速
古代的"天下感應"說認為，春夏是天有意長育萬物的季節，秋冬是天有意懲罰萬物的季節，人類的賞罰也必須順應天時，因此規定"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柳宗元則認為，不能按照天時來行事，賞罰必須及時才能取得勸勉與警戒的良好效果。因此，在其《斷刑論》中寫下了"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的警言。
柳宗元的"賞罰務速"的觀點是極其合理的。因為，第一，及時賞罰，可以及時慰勉。"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但是，如果賞罰不速，久拖不決，則眾必生疑，雖"懸爵於朝"而無人奮進；雖"懸刑於市"而無人懼畏。即使有奮進者也因不能及時得到獎賞而氣餒，即使有犯罪者也因不能及時得到刑罰而僥幸，如此賞罰已失去慰勉激勵、"殺一儆百"的意義了。第二，及時賞罰，可以及時倡、禁。賞罰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向，即通過賞罰向人們展示倡導什麼、禁止什麼。賞罰如能及時，必能收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必能通過賞一而倡眾，罰一而禁百。但是，如果賞罰不及時，也必然使眾人疑其所倡，疑其所罪，即懷疑某種行為是否正確，是否有功?是否錯誤，是否有罪?結果必使人們無所適從，手足無措。第三，及時處罰，可以避免錯誤向嚴重程度發展。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的過程。錯誤和犯罪也是一樣，小錯(罪)有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大錯(罪)有一個從小到大的過程。在其發展過程中，必有其暴露的跡象，至少有蛛絲馬跡可尋。如能教育於初始，必無錯誤發生：如果處罰於小錯(罪)，也必無大錯(罪)造成。但是，若要教育於初始，處罰於小錯(罪)，必得及時才成。如果發現其錯(罪)而拖延日久，在拖延期間，必使其錯(罪)發展致大。這既不利於對其教育，也是對其不負責任的表現。第四，及時獎賞，可以避其異化。真理向前多邁出一步，常常就能變成謬誤。追擊殘敵是好的，但是如果追進了敵人的"口袋"(埋伏)就適得其反了。同理，對事業的進取有功，但是就一具體事物來說，進取也有界，如果超越了客觀可能的界限，超越了有關事業全局的要求，就很有可能前功盡棄，使事物向反麵發展，使功勳異化，而要防止異化，就必須獎賞及時，因為獎賞不僅是一種激勵的形式，也是一種組織指揮的形式，在對其成績肯定的同時，在一般情況下，也必然伴有對其行為方向的指令和調整。如果獎賞不及時，不事者因得不到及時激勵，該進者不進；或者當事者得不到及時指令，該止者不止，都必然使順利發展的事物向其反麵轉化，使成績變為敗績，使發展變為倒退。可見，及時之於獎罰是何等地重要。
3.賞罰據實
古人言："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既然，"賞罰不可輕行"，必當慎重從事，而其慎重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賞罰據實"，亦即"賞當其勞""罰當其罪"。隻有據實，才能決定是否賞罰，才能決定賞罰之輕重，才能服人、服眾。而要"據實"，必須注意：
(1)賞罰根據的唯一性。
行賞的唯一根據是功，行罰的唯一根據是罪。除此以外，沒有任何理由和條件可以充作賞罰的根據，這就是賞罰根據的唯一性。韓非說："計功而行賞"、"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賞既不可以"恩進"，也不可"巧賜"；罰既不可"由怒"，也不可"禍連"。明代張居正也曾建議皇帝："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目頻笑之微，敝衤誇之賤，亦勿輕予"。進一步強調了賞罰根據的唯一性，這就是是否"有功於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