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桃就這樣，在她和他們的目光裏一天天地大了，泛紅了。
學生們每天都來問她，什麼時候可以摘櫻桃呀？
她總是笑吟吟地說，再等等，紅透了才甜呢。
年輕的新校長有理由踏踏實實地等，她不用再擔心怎麼才能搶在毛賊的前麵──沒人能翻過那麼高的牆。
但是她忽略了一個常識性的問題：沒人能翻過來並不等於沒人敢來翻。
在一個月明風清的晚上，一群人，至少二三十吧，終於借著月光來偷櫻桃了。他們當然知道學校加高了圍牆，也當然知道圍牆上還有荊棘，家裏的學生娃都參與了嘛。但他們總覺得眼看著那櫻桃熟了不去摘是一種過錯，就好象走在路上看見一把柴不揀回家不是個好當家的。年年都摘，今年不摘總覺得心裏欠欠的。
於是他們相約著來了，相幫著上牆。你蹲下踮我，我上去拉你。都是些幹體力活的壯勞力，３米高的牆也攀上去了。但他們沒想到那荊棘卻不好對付，有個人不小心被紮了一下，一甩手就失去了重心，咚地一聲從牆頭摔了下來，當即痛得哇哇大叫。其他人見狀，胡亂地摘了幾把，就趕緊抬上受傷者倉皇撤離了。
年輕的新校長是第二天從學生們口中得知這一消息的。她連忙去看櫻桃樹，樹上的櫻桃安在，而且因為受了驚嚇，一下紅透了，一嘟嚕嘟嚕如紅珍珠般掛在枝頭。新校長高興地說，咱們總算沒白幹，這圍牆起到保護作用了。同學們，可以摘櫻桃了！
學生們當即歡呼雀躍起來。每個班選出幾個膽大心細的、學習成績好的，組成了一支采摘隊伍。采摘隊伍有一條重要紀律，就是采摘過程中不許吃櫻桃。這對學生娃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他們都十分樂意接受這樣的考驗，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
學校上下一時洋溢著喜慶的氣氛。這是他們有校史以來第一次收獲本應屬於他們的櫻桃，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新校長在全校大會上興奮地說，同學們，我們終於保衛住了櫻桃！她還說，這一成功再次證明，隻要我們下決心去做，就沒有做不到的事！她說的很像名言警句，許多學生都把它抄在了本子上。
但是──
有位作家說，他很不喜歡“但是”這個詞，因為它總讓人掃興，他建議改用“同時”或者別的轉折詞。我想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在這裏（抱歉，我好象很喜歡用這個詞），別的轉折詞都無法準確表達我的意思，非用“但是”不可。
但是，新校長高興得太早了，我這樣說絕沒有興災樂禍的意思。我隻是說一個客觀事實。正當全校師生沉浸在豐收喜悅中時，一大群村民包圍了學校，他們抬著受傷者，來找學校論理了。他們中的代表要求新校長出來和他們見麵。孩子們見狀驚恐萬狀地跑來叫他們的新校長。校長，校長，出事了！孩子們喊道。
新校長聽說是昨晚那些偷櫻桃的人，心裏冷笑道：他們怎麼還好意思來？她沉著鎮定地走了出去。她完全有理由沉著鎮定，因為正義在她胸。
村民們一見到新校長，有些驚訝，原來新校長是這麼個年輕的好看的女人，一瞬間有些動搖鬥誌。但他們還是很快記起了他們的使命。他們中的代表站出來向新校長發表意見。他們說，昨天晚上，一位村民在翻越貴校的圍牆時，摔傷了右腿，經醫院檢查診斷，已造成右腿多根骨頭粉碎性骨折。醫院說至少需要一萬元才能住院治療。這位受傷者家境貧寒，根本拿不出一萬元，故要求學校承擔他的醫療費。理由是，他是被學校的圍牆摔傷的。
新校長心裏又冷冷一笑，平靜地開口說，請問他為什麼要翻我們學校的圍牆？難道那是他回家的必經之路嗎？
村民們坦然承認道，當然不是，他來是為了摘櫻桃。
新校長以為他們上了自己的勾，立即尖銳地指出，我看應該叫做偷吧？難道你們不知道那是我們學校的櫻桃嗎？難道不知道私自采摘他人果實是違法的嗎？
村民們笑起來，說，違法？違什麼法！要是違法的話，公安怎麼沒抓我們？
新校長聽到這樣的新鮮理論，有些生氣。隻不過她就是生氣，聲音也是細細的。她細細的說，你們跑來偷我們學校的櫻桃，就是沒偷成那也叫盜竊未遂，屬於犯罪。我們不追究你們都罷了，你們怎麼好意思來找我們要醫療費？
聽見這話，那位受傷者忍痛坐了起來，大聲說：怎麼不好意思？我們就是要找你拿醫藥費。我們又不是頭一次來學校摘櫻桃了，我們年年都來。但往年我們從沒有人受過傷。今年你來了我們就受傷了。你明知我們要來摘櫻桃，還故意加高圍牆，還在牆上插那麼多刺，這不是純心讓我們摔下來嗎？這不是純心整我們嗎？你一個女人心腸怎麼這麼黑呀？
他一口一個“我們”，感覺所有的村民都受了傷似的。村民們果然表現出了集體主義精神，群起附和道：就是。可不是。這就是故意整人嘛。老校長就沒這樣幹過嘛。
新校長驚詫莫名，原來道理還可以這樣講。她因為驚詫，就失去了戰鬥力，好一會兒講不出話來。她一講不出話，村民們就鬧得更起勁了，一時間出現了敵強我弱的局麵。
正在這個時候，老校長趕來了。老校長對村民們的這種行為很是生氣，他大聲嗬斥說，都給我回去！你們這麼鬧，學生娃怎麼上課？
老校長畢竟還是有些威望的，這中間有許多村民當年就是他的學生。村民代表說，我們聽您老的，先回去。但是如果學校不出這個醫療費，我們還會再來。
村民們散去後，學校召開緊急會議。
盡管新校長氣得發抖，盡管她在會議上義正詞嚴地表示決不能向他們妥協，但多數老師，包括老校長在內，都認為不能和村民們硬來，要和言悅色地與他們協商解決。老校長說，醫藥費我們肯定是不出的，學校哪有這個錢？但我們總得讓他們消氣。所以我建議，把摘下來的櫻桃給他們送去，特別是給那個受傷的家夥送去。
新校長謔地一下站了起來，聲音發顫地說：天下哪有這種道理？偷賊沒偷著的，你還給他送上門去？這簡直就是縱容犯罪！
老校長並不生氣，他說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我們要麵對現實。
新校長說，現實是什麼？
老校長說，現實就是這是他們多年來養成的惡習，一下子不可能改變。要是容易改變我早就改變了。生活中有許多這樣的痼疾，你得忍受。
新校長用細細的嗓音喊道：不，我不忍受。如果我們總是妥協，就永遠也不能改變。任何改變總得有個開始，我看就從現在開始。
你得承認，新校長說的是對的，是在理上的。凡是懂點兒道理的人，都該支持新校長才對。但往往是這樣，生活中一些看上去非常正確的事，非常理所當然的事，做起來卻很困難。而另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事，卻公然地大搖大擺地存在著。
老校長歎息道，你說的對。但我還是想告訴你，現在如果是假期，我就支持你。可現在正是學習緊張的時候，六年級的學生娃馬上就要考中學了。你和他們幹，就會影響學生娃，就會影響學校的升學率，這可是大事。
新校長說，我認為這件事比升學率更重要。這是正義和非正義的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