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老馬並沒有太高興，樓道是明亮了，但隻是他們這一層明亮了，下麵還有兩層，上麵還有四層呢，它們到了晚上還是黑的。但老馬管不了，老馬隻能管自己這一層。如果自己去人家門前安路燈，不合適。老馬希望他們能主動安個路燈。他隻能是希望。從前的主人都不肯安個路燈，現在這裏住的都是農民工，讓他們安路燈，難。
那天晚上，大家回來的時候，都發現了老馬門前的路燈。因為這盞路燈，樓上的民工回家時走到這層樓都快了許多，都說有路燈真好啊。於是第二天，四樓的民工在門前安了路燈。第三天，五樓的民工在門前安了路燈。第四天，六樓和七樓的民工也在門前安了路燈。第五天，一樓和二樓的民工見上麵安了路燈，於是也安了路燈。
一時間，整個樓道都安上了路燈。這下好了，早晚進進出出，腳步聲一響，樓道裏的路燈就會依次亮起來，再也不用摸索，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老人們再也不怕晚上上下樓了。而且，因為樓道裏總是明亮的，再也沒有人隨意扔垃圾在樓道裏了，樓道裏變得幹淨起來。有人想扔垃圾，看到這麼幹淨的樓道，也就不忍心扔垃圾了。
後來，其他樓道先後都安了路燈。據說，他們發現老馬所在的樓道晚上亮著燈，聽說都是自己安的，於是就在自己門前安上了路燈。現在，小區所有的樓道都是明亮的、幹淨的。老馬發現所有樓道在晚上都亮著燈，笑了。他隻是在自己家門前安了一盞路燈，卻讓所有樓道都變得明亮起來。因為他的那盞路燈，傳遞了光明與溫暖。
原載於《中學生》
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事實上也是這樣，靠一個人自覺和奉獻，是遠遠不夠的，可是集體的力量，卻是無窮的。一盞燈，點亮一家人，一片燈，就能點亮整個世界。
一個好名字改變世界
文|清翔
創意給人生命和生趣。
——創意名言
有人說，命名是一門學問。有人甚至將一個人的命運和其名字聯係在一起。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名字往往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事情或許並沒有這麼玄乎，不過名字對人的心理確實能帶來影響，有時甚至是重大影響。
我的祖母曾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改革開放之初，市場開始鬆動，祖母想做點小生意賺點錢以補貼家用。剛好區鎮上建了一個塑料編織袋廠，祖母便想到了去販賣塑料編織袋。因為那種編織酷似蛇皮，鄉下人便稱它為“蛇皮袋”。
祖母讓父親從廠裏批發了幾捆塑料編織袋來，她分一些背到附近的小集鎮去賣。可是賣了幾天，根本就沒什麼人買。原來在我們家鄉，“蛇”與“蝕”同音，做生意最忌諱的就是這個“蝕本”的“蝕”字，祖母不敢叫賣，即便吆喝了，聽說是“‘蝕’皮袋”，怕沾黴氣，一些人也會躲得遠遠的。後來，有人對祖母說：為什麼不叫它“‘賺’皮袋”呢？“對呀！”奶奶如醍醐灌頂，“賣‘賺’皮袋喲，賣‘賺’皮袋喲！”奶奶一高興，便大聲吆喝起來……後來人們發現，“‘賺’皮袋”比傳統的粗布袋子價格要低廉得多，不怕被水打濕且經久耐用。奶奶的生意由此特別好。
不要說鄉下人沒見識，僅計較說一個“蝕”與“賺”字。其實，擁有億萬財產的“國際大亨”，也無不忌諱一些“負麵”的字眼。
在國際資本中，曾一度一方麵是發達富裕國家太多的錢找不到投資方向，一方麵是貧窮落後國家總“等米下鍋”。20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中有人想以富裕國家多餘的錢來促進貧困國家的生產建設。而這樣，首先得說服國際投資者。於是，他們在紐約舉辦了一次會議，說明此項活動的意義。
主辦者一番慷慨陳詞後，不料會場卻是一片闃寂。好久，有人站起來說：“你們的想法很有意思，隻是你們讓人把錢投到‘第三世界投資基金’，這似乎讓人感覺到這錢是有去無回。”
主辦方一想，也是這個理，隨即提出休會。他們回到住處就討論開了。有人說：“‘第三世界’不行，就用‘欠發達市場’吧！”這個提議立即遭到否決，理由是“欠發達”似乎給人的感覺是永遠要“欠”下去。那人想了想，隨之又說：“那麼就用‘發展中國家’吧。”人們還是不太滿意：“這個比前麵那個好，隻是還不夠正麵，還不夠振奮人心。”最後有人由“新型產業”“新型市場”想到了“新型經濟”。“好一個‘新型經濟’！”人們一致拍手叫好，新鮮事物是萌芽，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將錢投到“新型經濟投資基金”中，就這麼定了！
可謂一個名字改變了世界，國際資本從此開始向那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流動了：1987年，超過3000億美元，10年後，突破了兩萬億美元。資金合理流動，貧國富國一起雙贏。這是記載在《製高點》一書中的故事。
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整個地球。”一個好的、令人振奮的名字就是這樣一個支點，也就是物理學中所說運動開始必需的那一點動量。
一個好的名字也是生產力，奶奶的“‘賺’皮袋子”，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新型經濟”，所關照的無不是人們的心理。而對心理的正麵影響也就形成了生產力。人們也許隻要動動尊重人心理一點小小心思，它賺取的是生命個體的和諧，是社會的進步，全人類的協調發展。
原載於《博愛》
缺少的不是創意，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動點小心思，或許就成功了。
教師中的“狗頭金”
文|大可
要是一個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獻給一種道德追求，要是他擁有這樣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這方麵和這個人相比起來都顯得渺小的時候，那我們在這個人的身上就看到崇高
的善。
——車爾尼雪夫斯基
浙江大學連續多年都出現了“挖礦熱”，這個“礦”就是數學係教授、“微積分”課程負責人、56歲的蘇德礦。
他在浙江大學任教20餘載，被學生們親切地稱為“礦叔”，昔日的“礦叔”漸漸喊成了“礦爺”，他還自嘲說：“再過幾年就該叫‘礦渣’了”，“但礦渣也好，起碼還有點用處。”其實蘇德礦就是一塊金礦，而且是一塊“狗頭金”。
人們都知道“狗頭金”有兩大特點，一是含金量極高，可遇不可求；二是往往因露於地表而被人發現。“露於地表”即與人親近。蘇德礦在教學中總在與學生們拉近距離，與一些把學問“藏”起來，隻迷戀於科研的人比較，“礦爺”這一點也就顯得難能可貴。
為了拉近和學生們的心靈距離，蘇德礦讓自己成為一個很有文藝範兒的人。講課前，他會放上一段學生們愛聽的音樂。如2014年央視春晚上的《卷珠簾》火起來後，青年歌手霍尊的這首歌便成了蘇教授課前的保留節目。
不但播放學生們偶像的歌曲，“礦爺”也會自當“偶像”，在講課中他會引吭高歌。他說，讓自己變得具有“文藝範兒”，隻是要活躍課堂氣氛，吸引學生們的注意力。
他的課堂氣氛一直就非常活躍，“從前有棵樹，叫高數，上麵掛了很多人；旁邊有座墳，叫微積分，裏麵葬了很多人。”微積分中怎麼就葬了人呢？因為學起來都是淚啊！
這是蘇德礦的經驗之談，而這樣的話聽起來就像聽段子。如此富有感情的“橋段”，“礦爺”在講課中常常會信手拈來，“如果有一天，高數和線性代數相愛了，高數帶著線性代數遠走高飛，從此消失在校園裏，這將是我們聽過的最美好的愛情故事”。還有如，“開車為什麼會撞樹？因為朝著大樹的方向，再一個，就是車速太快”。蘇德礦這時會賣個關子，然後才把方向導數亮出來，“在P點沿L方向的函數值的變化率，跟撞樹一樣，一個是方向，一個是速度”。
就這樣，曾讓多少大學生抓耳撓腮、焦頭爛額的高等數學，一下子變成了牽腸掛肚要去上的課。學校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也就出現了——他的“微積分”課程按規定隻能讓150人選課，結果卻是3000人同時選，學院不得不找一間盡可能大的教室，可最大的教室也隻能容納300人。即使如同中彩票一般成了300人中的一名，也並不意味著就一定能聽到蘇教授的課，因為講授“微積分”時，連過道上和教室後排都擠滿了學生，有一大半人是沒選上課來旁聽的。所以要占到一個座位，必須提前半個小時到教室，否則連站的地方也沒有了。
“能聽到‘礦爺’的課太難了！”在抱怨聲中，2003年2月底，蘇教授不得不專門開設了一個微博，盡管他近視一千多度，平時醫生就囑咐他少接觸電子產品，可他還是把手機從4.7吋的屏幕，換到了6.3吋，依然堅持每天花三四個小時在微博上做“微積分”答疑。短短一年時間，他就發了11600多條微博，平均一天要解決15個左右的問題，考前複習高峰期每天要回複一百多條。
就這樣，“礦爺”微博名氣越來越大，除了浙大的學生，全國各地的學生都會發微博向他求助，他也總能做到有問必答。
“在浙大，蘇德礦的課你一定要去上。”浙大把這句話寫在自製的學生手冊裏，屆屆相傳。因此大一新生一入學，就知道了蘇德礦的大名。由於名聲大，教課充滿情感，在課堂外，有學生在情感問題上也會向他谘詢。
“當你喜歡一個人，他的一點變化你都看在眼裏，別人都變成了常數，TA才是唯一變量。”這是他在講解偏導函數時，一位女生發來的一則短信。課間，蘇教授回複道：“你如果用數學的思想，就不應當這麼直白，應當先和他認識，然後在一起學習，等到畢業，最後取極限——領結婚證，就成一家人了。這就像在數學上，取近似，越來越無限地接近，最後取極限就得到了精確值。所謂的逼近理論。”這種別具特色的回複，讓女生豁然而悟。
一心撲在教學上，使得“礦爺”成為一塊含金量極高的“狗頭金”，學校也樂於為他添金。2014年9月8日，浙大授予蘇德礦“心平獎”特等獎，獎金100萬元，“礦爺”成了學校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人。
原載於《當代青年》
其實我看到的是以為普通的大學教授無比耀眼的人格魅力。他充滿童趣可是不流俗，詼諧而不失風度。這樣的老師同學們怎麼會不愛呢？
感恩是讓心靈之美回到原地
文|梅若雪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情。
——佚名
不久前，家住休斯敦的艾德·登茨勒收到一張讓他頗感納悶的明信片。
因為這明信片上的背麵有著手寫的工整字句：“堅強的人能拯救自己，偉大的人能拯救他人。為1944年感謝你。中國人。”明信片的正麵是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一些美國和中國軍人聆聽著一位美國大兵用小提琴伴奏、兩個中國軍人演奏傳統弦樂器二胡。明信片來自中國，郵戳日期為2011年8月27日，背麵還寫有登茨勒不認識的漢字。
這位88歲的“二戰”老兵，曾於1944年隨美軍著名的誌願軍部隊麥利爾突擊隊參加過緬甸戰役，1945年又服役於中國戰區作戰部隊。但他並不明白為什麼會於六十多年後突然收到這麼一張明信片。“我想象不出它是何人寄來的。”困惑之餘，登茨勒決心找出寄明信片的人是誰。
登茨勒詢問了曆史學家兼麥利爾突擊隊聯誼會主席羅伯特·帕薩尼西，以及幾年前因為一個中國曆史研究項目曾采訪過登茨勒的美國研究員帕特·盧卡斯，可終無結果。
這時，一位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工作的會說中文的工程師同事告訴他，明信片上他所不認識的漢字意為“國家記憶”。其他的事情這位工程師就說不上來了。
盡管這樣，登茨勒卻高興異常，因為他想到：既然是“國家記憶”，代表著“國家記憶”的重要新聞媒體一定會有過報道。於是，登茨勒便致電《休斯敦紀事報》。果然，事情有了突破性進展。
《休斯敦紀事報》一名記者做了一些互聯網偵探和搜索後便對登茨勒說：中國深圳日報網上曾有一篇文章報道說，中國廣東省的深圳外國語學校的學生曾決定寫明信片感謝幫助中國抵禦日本侵略的美國“二戰”老兵。這些學生是在2011年夏天參觀“二戰”照片展時想出這個主意的。明信片上的照片都是展覽的照片，已彙集成冊，題名為《國家記憶》。
中國學生的感謝一下子讓登茨勒的思緒回到了七十多年前。他10歲那年，在一家工廠做工的父親突然得了重病，幾個月後不治身亡。安葬父親後，沒有工作的母親麵對三個嗷嗷待哺的子女，不禁哀愁萬分，她不知明天能否有什麼讓孩子們充饑。在這時，有一位中國移民盡管自己收入微薄，可硬是省吃儉用，傾心支持他們家。“二戰”時，當美國對日宣戰後，已是成年的登茨勒立即參軍來到中國。
“哈哈哈！這真是太棒了！”當弄清事情的原委後，登茨勒笑了，“我希望寄來明信片的中國學生知道我有多麼感激他們的這份心意。這對我真是一種莫大的幫助，我前些時剛患中風，回憶過去那些我以為自己已經記不起來的事情，將有助於我的康複。”
現年87歲的曆史學家兼麥利爾突擊隊聯誼會主席羅伯特·帕薩尼西對這件事有一定了解，他對登茨勒說，據他所知，至少有四個其他突擊隊老兵和他們的後代收到了相似的明信片，圖片和文字信息各異，但結尾感激的話語卻完全是一樣的：“為1944年感謝你。”
可不是，郵政確認：另一位家住紐約的86歲的老兵傑伊·坎貝爾，也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麵的文字同登茨勒的一樣，不過，照片畫麵是一個豎起大拇指的中國男孩。坎貝爾當年參加麥利爾突擊隊在緬甸作戰，並且獲得了三顆紫星獎章。
“那些老兵中很多人都不大願意談論往事。”傑伊·坎貝爾的女兒戴比·坎貝爾說，“父親就隻是對我說過，‘如果我告訴你我們當時的所見所聞，或說是噩夢般的經曆的話，你肯定會把我當瘋子看待。’所以我料想當年的情形一定是非常惡劣與殘酷的，父輩們的付出是非常巨大的。”
得知明信片是一名中國學生寄來的後，傑伊·坎貝爾很高興。“哇！”他說，“有意思，不是嗎？哇！哇！回到原地。”坎貝爾所說的“回到原地”，是說感恩讓人的精神之美回到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