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成書時間
被劉大傑先生推為"中國章回小說之祖"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又名《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全書共三卷，分17章。它是以唐代貞觀年間，三藏法師玄奘到印度取佛經的事跡為基礎，再進行高度的藝術加工而成的長篇俗文學，在中國古代的俗文學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作者是民間藝人，故不可考。此書在我國早已失傳，後來羅振玉在日本尋得藏本兩種：宋代刊刻小字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宋代刊刻的大字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所以國人今天又能欣賞到它了。隻是，有一點給我們的欣賞帶來了大不便，即不知道它是在那個具體時代寫定的。為了使大家消除這一難點，許多人對它進行了研究，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安徽師範大學等13院校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它是宋末元初時期說藝人的底本。但這是折衷王國維的兩說而來的。王國維在其《〈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中，據小字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末所記"中瓦子張家印"一款加以考證，認定"中瓦子"是南宋臨安府的一街名，而"張家"即《夢粱錄》卷十三中所講的"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因而認為它成書於南宋。可是，在後來的《兩浙古刊本考》中他又認為是元代的作品。
最普遍的說法則認為它是南宋時期的作品。其根據是它的大小字本都是在南宋刊刻的。如遊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古士瑩的《話本小說概論》、陳汝衡的《宋代說書史》以及劉大傑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均持這一觀點。但是，反對此說的人很多，他們認為書刊刻於南宋，決不等於它就是寫成於南宋。
於是，劉堅提出了"至遲也是在北宋"的說法。他在其《〈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寫作年代蠡測》一文中，通過《詩話》中的語音、語法以及詞彙三方麵與唐代變文作了精細的比較研究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詩話》和敦煌所出的《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以及《葉淨能話》等作品一樣，因此，它的成書年代應早於現今所見的南宋話本小說，至遲也應該在北宋。並且還認為有可能上推到晚唐和五代。因為三藏法師玄奘的去西天取經是於唐太宗貞觀元年即公元627年在長安成行，而於貞觀十九年也就是公元645年回到長安的。回長安的時候，百姓空城出迎，盛況空前，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所以，一些民間藝人不久就把他的事跡編成故事歌唱，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約就在這樣的前景下產生了。王力先生在他所著的《漢語史稿》中也曾說，此書的成書年代有可能是北宋。
劉堅隻說了它可能是在晚唐五代成書的，可李時人和蔡鏡浩卻說它的寫定年代最晚也不會晚於晚唐、五代。他們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成書時代考辨》一文中，認為《詩話》的體製和表現形式和《李陵變文》殘卷差不多，它的麵貌又與晚唐、五代時期的俗文學基本一致，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基本內容和思想傾向以及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畫《唐三藏取經圖》一樣。他們認為，如果說它是成書於宋元時期，那麼西廈壁畫中的猴行者的形象問題就難解決，因為他們認定壁畫中的猴行者的形象是根據《詩話》中的猴行者畫出來的。因此，他們斷定："雖然唐代寺院'俗講'什麼時候開始講唱三藏取經故事還不能確定，但是，傳世《取經詩話》的最後寫定時間不會晚於晚唐、五代。"然而，有人對此論也不以為然。認為壁畫中的猴行者不一定是根據《詩話》中的猴行者畫出來的。因為有《詩話》這樣一本民間小說出來，那麼就說明民間早已有了關於玄奘西天取經過程的傳說，或許是在中唐時期就出現了也未可知。傳說中一定有猴行者的形象，而繪此壁畫者就據之而畫出猴行者來了；而且還有這種可能，即此書作者借鑒了壁畫中猴行者形象藝術特點。因此，不能說它一定是成書於晚唐、五代或者更早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