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寫作年代
司馬遷作《史記》世人皆知。但是，司馬遷著《報任安書》（下簡稱《報書》）人們知之較少。其實，《報書》是司馬遷在《史記》之外的一篇力作。在研究《史記》以及司馬遷晚期思想方麵，它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可2000餘年來，還一直未能就其寫作年代作出確論！
早年，《漢書》的作者班固和《昭明文選》的編者蕭統等，都主張司馬遷作《報書》是在任安從益州刺史任上因罪下獄之後，隋、唐、宋、元各代學者均未對此說提出異議。
到了清代，學者趙翼一反前人之論，他在《廿二史劄記》中說："安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為安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他把《報書》的寫作年代定於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當代一些學者又以趙翼之說為根據，認為《報書》作於征和二年十一月。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鄭鶴聲等人在班固、蕭統觀點的基礎上明確指出：《報書》作於漢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王國維："案公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在是歲（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漢書·武帝紀》是歲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書所雲'會東從上來'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疇。書所雲'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從上上雍'者也。是報任安書作於是冬十一月無疑。"自王國維說法提出之後，幾乎各種司馬遷的《年譜》都信從這種說法。近年來編寫的許多高校文科教材，如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曆代文學作品文選》、劉盼遂等主編的《中國曆代散文選》、山西大學等21所院校合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等，也都采用王國維的《報書》作於太始四年說法。
此外，還有一位張惟驤先生，他自立一說，斷言《報書》作於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二月。他在《太史公疑年考》中稱："帝去年（征和二年）七月，太子據兵與函相劉屈戰，敗走自殺。史公《報書》雲：'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拓季冬。'涉旬月者，閱十月也，此書作在征和三年二月可知，任安非當年死者亦可知。"
最近，隨著司馬遷研究的深入，關於《報書》作於何年的問題又舊案重提，但觀點集中在太始四年說與征和二年說。比較對立而又考證較為詳盡的文章是黃振民的《〈報書〉》寫作年代辨》和何世華的《〈報書〉並非作於太始四年上考》。一辨一考都從解釋"會東從上來"，"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從上上雍"這一段話著手研究，且得出《報書》寫作年代相差二年截然不同的結論。為解疑竇，使讀者能全麵了解詳情，現摘錄他倆各自引究的史料，供對比，分析。
黃文對征和二年說提出質疑。他認為，《報書》作於太始四年理由是：一、《報書》最早見於《漢書·司馬遷傳》。《漢書》說："遷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這裏說得很清楚，任安給司馬遷致書時尚在益州刺史任後。二、《史記·田叔列傳》、《資治通鑒》、《史記》有關材料相互印證，任安在征和二年七月已為武帝以"有不忠之心"罪名與好友田仁一同被"腰斬"。而司馬遷當時作吉書令，親隨皇帝左右，任安在七月被殺，他肯定知道，決不會在任安死後4個月才"略陳固陋"--寫回信。三、《報書》中說："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仆不相師用，而用流俗人之言。"看來任安致書主旨純屬友人規勸之意，絕非死囚乞援之辭。文中一個"望"字極能說明問題，任安決不至於在求援時先對司馬遷"怨望"一通吧？縱觀司馬遷一生，再反複琢磨《報書》本意，看得出，司馬遷決不是那種怕事慎禍棄友、見死不救的人。四、關於戾太子一案，《報書》中未吐一字。戾太子一案是武帝時獨一無二的大事變。戾太子自征和二年秋七月假節殺江充，從壬午日至庚寅日，假節驅四市人與丞相在長安城中大戰。曆時9天，死者數萬人。事後武帝又逼迫皇後、太子自殺，誅殺大批附和太子的大臣，流放了幾十萬市民到敦煌等郡。晚年的司馬遷更倔強，他敢於在《史記》中頌揚欽犯朱家、郭解的俠義行為；敢於直刺漢高祖、呂後及武帝的短處；敢於在《報書》中頌揚李陵的國士之風，用激烈的言辭抨擊武帝，為已投降匈奴好幾年的李陵進行辯護。同時他又在《報書》中說："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被萬戮，豈有悔哉？"看來是無所畏懼的了。那麼他在《報書》中對戾太子事為什麼未吐一字呢？答案就在於當時他寫《報書》之時，戾太子事尚未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