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漫咖啡1
80年代瑣憶
2005年4月的一個夜晚，我從家裏返回人民醫院（其時我正在人民醫院住院），走到馬路中央的那一刹那，我分明看見一輛車疾馳而來，然後是鋸齒劃破玻璃一般難聽的緊急刹車聲，同時看見投射在馬路中央的一團慘白的月光，月光中間一小團黑黑的東西，正是我紮頭發用的絨繩——然而等我再過去撿絨繩的時候，車、月光和絨繩都不見了，好像從來就不曾有過，摸摸頭發，絨繩真的沒了——這是怎麼了？是幻覺，還是我瘋了？！就那麼披頭散發地走進病房，護士們嚇壞了，我知道她們在我眼裏讀到的是——恐懼。
那幾年，我覺得自己被一種巨大的恐懼壓倒了。有一天我對一個關心我的朋友說：我總是莫名其妙地害怕。她立即追問：你怕什麼？是啊，怕什麼？假如能說出怕什麼，那麼便是不應怕的了，沒有怕的對象，沒有恐懼的對象——也許，我是在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不知從何時起已經失去了靈魂——到處是謊言，到處是陷阱。有好久了，我害怕外麵的世界，閉門不出。
自由的靈魂都是縱橫捭闔、飛揚遊弋的。按照藏傳佛教的說法，靈魂被稱為“銀帶”，當人們入睡的時候，“銀帶”是遊離於人體之外的，它的遭際便形成了夢。所以，夢和現實隔得並不遠，也許隻隔著一扇窗，可對於有些人來說，這扇窗是一輩子也打不開的，而且他們還要誣蔑那些可以看見窗外風景的人是在說謊。
我始終認為世上的人大抵分為兩種：有靈魂的和沒有靈魂的。有靈魂的人就有痛苦，而沒有靈魂的人，既無前生又無來世，是一@@
群注定在今生一次性消費的人，這樣的人群其實十分可怕。他們混跡於茫茫人海之中，無信仰，無道德底線，更無自省精神，他們有的隻是永不滿足的欲望，和能夠實現這些欲望的手段。他們混淆了視聽，對於人類的精神世界極端蔑視任意踐踏，對於世間的物質巧取豪奪貪婪索取，如果這樣的人再攫取了作家的頭銜，那便是大不幸了。但更不幸的是，這個時代恰恰提供了滋生和繁殖這種人的肥沃土壤。
最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來信問，《羽蛇》的卷首語“世界失去了它的靈魂，我失去了我的性”，究竟應當如何解釋。我說，我的意思是這個世界早已墮落成一個物質世界，而失去了它的精神世界，也就是靈魂。而這個“我”，其實是一個大我，也可以說是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更確切地說是中國優秀的知識女性，實際上長期受著難以忍受的戕害（也許已經麻木了）——這戕害或許來自整個男權世界——作為中國女性的最本質的“性”，早已迷失了。
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我開始發表小說。當年得了首屆《十月》文學獎。現在反省，實在應當感謝那個時代，換了今天，別說是獲獎，像我這等強頭倔腦一意孤行笨嘴拙舌完全不懂得討人喜歡之人，恐怕就是發表也很難吧——文學不知從何時變了味兒——我不想隨便用“低俗”這個詞，我隻想說，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人性弱點，把文學變得不那麼純粹了，或者幹脆變成了通向仕途的敲門磚。文學再不是80年代那個剛剛開啟的神聖殿堂了，在這座華麗的殿堂的後廚裏，有人做了手腳，在美酒佳肴裏下了蒙汗藥。在貌似狂歡的饗宴中，大家都來趕著分一杯羹，以致本來清醒的人也醉倒了。
80年代我的經曆充滿了戲劇性，其中之一便是與《收獲》的相@@
遇。1983年我寫了生平第一個中篇《河兩岸是生命之樹》，在宗璞的鼓勵下，作為自然來稿寄去，竟然在一周之內就得到了請我去上海改稿的電報。最有趣的是當時漂亮率直的郭卓老師手持《收獲》為接頭暗號在車站接我，上了編輯部的木樓梯她就邊走邊喊：“接來了，是女的！”——後來她告訴我因為我的名字使編輯部產生了歧義。後來就是小林老師把我約到武康路她家裏談小說。當時小林老師如同我幻想中的呂碧城一般清高卓絕，卻又誠懇謙和——她對小說人物關係的分析深深打動了我——一個無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認真的對待，固執如我，也不能不徹底折服。那一天的大事是見到了巴老。當時巴老從一個房間慢慢走向另一個房間，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和藹的笑容，盡管內心充滿崇仰，卻說不出一句話來，甚至連一句平常的問候也說不出來——不知為什麼那時我覺得凡心裏的話表達出來就會變味兒——盡管那一年我已年屆三十，但心理年齡上卻缺乏一個成長期，人情世故方麵基本為零，甚至負數。
曾經說過“80年代是個文學狂歡的年代”，現在看來並不準確。中國文學其實就根本沒有過所謂“狂歡”。確切地說，80年代應當是個“以文會友”的年代。有許多人相識於80年代，也包括一些作家，譬如艾青、宗璞、林斤瀾、張承誌、史鐵生、劉恒、王安憶、王朔、蘇童、紮西達娃、李陀、多多、路東之……至今，仍對他們保持內心的尊敬與喜歡。有一件趣事不可不說：當年看到《十月》所發一篇《晚霞消失的時候》，非常喜歡，想認識作者，當時的好友崔之元（據說如今已經是所謂新左派的領軍人物了）立即說，此事包在他身上。
崔之元是我和鄰居“發小”錢玲共同的朋友。還在上海複旦大@@
學念書的時候，他就曾經受朋友之托，給錢鈴帶了一本書到北京來，那本書是台灣學者孫隆基寫的，題目叫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我看過之後深受震撼。小崔直言不諱地對我的小說提意見：“小斌姐的小說缺一種東西。”第二天他就拿來一篇小說，說是朋友寫的，錢玲搶著先看，沒看幾行就紅了臉。我仔細通讀了一遍，寫的是一個女人，如何為了養家去跳脫衣舞，通篇全是性描寫——於是我們就懷疑其實是他所為，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把他給批了一通。他紅著臉申辯：“是朋友寫的，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不過，我倒覺得他寫得很真實，像小斌姐寫的那種東西太素了，簡直就是全素齋，不真實。”
後來，小崔假期的時候幾乎天天來玩，每次都侃得昏天黑地。所以我一說想認識那位署名“禮平”的作者，小崔立即就有了行動。他連夜趕寫了一篇評論給《十月》編輯部寄過去，請他們轉給作者。沒想到，等到第七天的時候禮平”真的回了一封信，邀請我們去他家裏玩。他的真名叫劉輝宣，是當年北京男四中一派紅衛兵的領袖。
那是個部隊大院，顯然劉輝宣的父親是這裏的首長。當時他站在門口接我們，就著月光看去，我發現他與我的想象完全不同，而且，和我認識的一些當年中學運動的領袖人物也完全不同，連說話的方式也不同——這讓我多少有點失望。他家的院子很大，院中央有桌凳，月光下，一個女子坐在凳上梳頭。顯然，她的頭發是剛剛洗過的，肩上披著大圍巾，月光下她的笑容非常婉約，劉輝宣向我們介紹說這是他愛人。我半開玩笑說，那一定就是小說裏的南姍了——他笑嘻嘻的，不置可否。那天聊了許多，卻唯獨沒有聊文學。
崔之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5年獲@@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係，並於德國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哈佛大學法學院從事研究。2007、2008年春季學期任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學院傑出訪問講座教授。
“走向未來”叢書、“尤利西斯與海妖”、“控製論與社會”、“希臘城邦製度”……瑪爾庫塞、顧準、吉布斯、維納、馬克斯?韋伯、海德格爾……這些名字，都是第一次從他嘴裏聽說的。
還有一個人也說過我那時的小說是“全素齋”——她就是現在大名鼎鼎的白靈。
1987年第一次觸電，導演是導《一個和八個》的張軍釗。張和想象中的差不多，也像當時風行的導演那樣留著滿嘴的絡腮胡子，一雙很有表現力的大眼睛。談得似乎很投機，他說看了《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覺得很好，當然也有一點意見，需要好好磨合雲雲。
過了幾天，他請我吃飯。剛剛上好了菜，像是掐準了點似的，一個年輕女孩風一般地飄了進來。那時候我還真沒見過幾個演員，所以看見那個女孩就覺得挺不錯，我記得當時她穿一身豆沙紫的裙子，驀然看去似乎清純，細細端詳卻頗有幾分妖冶。見了我，她堆下一臉的笑，拉了我的手搖了又搖，像是老熟人似的。然後她開始大誇我的小說，最後她說，如果說有一點意見，就是小說“太素了”（連用詞都和小崔一樣），一部好的小說，應當有性描寫。我記得我當時的回答好像是之所以沒有那方麵的描寫，是因為覺得這部小說裏麵似乎不需要。她的聲音有些粗啞，和那張臉配著不大協調。
最初的時候我很是接受了她。她能說會道討人喜歡，能說會@@
道討人喜歡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吃香。何況她還不僅僅是能說會道，她待人處事恰到好處，她會反著誇人，就如那個笑話裏講的那樣，某老太壽誕會上某人寫道：老太太不是人，這一句話把大家嚇得魂飛魄散，可那人立即筆鋒一轉寫道：老太太是神，如何如何。這樣高精尖、難度極大的誇人方法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學得會的。
但是白靈絕對具備這種才能。而且我後來才知道，她還有一招撒手鐧。現在想起來，白靈絕對是開放的急先鋒，在80年代後期，她已經完全能把性和情這兩種質地不同的東西分開了，這對於一個女人來說，真的挺了不起。
時隔不久張導就打來電話，請我幫著推薦女主角：“你記憶當中有誰演你的女一號比較合適，想想，或者，見過的，氣質上比較接近的，你都可以推薦……”最後張導急了：“哪怕最近見過的也行！”張導遇上我也算他倒黴。他繞來繞去的，偏我根本沒聽懂他的話，我心思是直的，特別是那時候，根本不理解別人的話外音、潛台詞。於是我就挖空心思地想，誰呢？誰演合適呢？
一道光亮突然升起，之前，根據王蒙小說改編的《青春萬歲》的電影，裏麵有個貧窮的信教的女孩，長著一雙霧蒙蒙的眼睛，那個女孩……好像很合適！我這樣說了，張導卻在電話那邊不吭氣。可笑的是我完全不懂對方沉默背後的含意，一個人開始喋喋不休：“那個女孩的眼睛很特別，你注意了嗎？雖然她穿得破破爛爛，可那氣質，就像個落難公主似的，你不覺得嗎？”我說了又說，直到無話可說，這才察覺到，電話那邊，竟然一直沉默。
《弧光》正式建組了，女一號是白靈。至此，我才算明白張導的苦心。但是我再次露出傻氣，我說白靈和我想象中的景煥絕對不是一回事啊，我就這麼跟副導演說了，末了兒還說了一句：“要麼請她演女三號吧。”於是劇組主創人員再次相聚的時候，白靈一反過@@
去那種無比親熱的勁兒，冷著臉不理我了。
張導倒是一如既往，對我很客氣。且給我開了當時最高的編劇稿費：四千人民幣。扣掉三百的稅，剩下三千七百塊錢，給兒子買了一架星海鋼琴。之後不久遇見劉恒，當時他正在給張藝謀改編《菊豆》，問及我的稿費之後他說，嗯，不錯，我也得跟老謀子要這個價。
《弧光》當時是作為實驗電影公映的，有國內與海外的兩套版本，海外版有當時創紀錄的一分三十秒做愛鏡頭，還得了莫斯科電影節的一個獎。然而我在看粗剪片之後卻發呆失語——這是我寫的那個《弧光》嗎？N年後我才明白，明智如阿城者，才是正確對待原作與成片的典範——陳凱歌請阿城看《孩子王》，阿城說：“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倒是白靈，因《弧光》而獲得了一個出國學習的機會，這一出去就沒回來，連1961年的生日也變成1968年了。先是風聞她與理查德?基爾合拍了一部“反共”電影，後來又在網上看到她如今妖冶“性感”的照片，直到前不久網上瘋炒她偷東西的新聞——她辯解說，是由於失戀走了神兒——這點我相信，我相信她真的是愛那個男人——在有了無數閱曆後還能有真愛，僅這一點就很了不起了，比起現在戴著各種光怪陸離的麵具玩一夜情的正人君子們，白靈起碼是個“真人”。
值得記憶的還有80年代的北大——自從陰差陽錯地上了中央財經學院，我就成了個不安分的學生，幾乎是入學伊始，就與班上兩名男生往北大跑，一周至少兩三次——聽各種講座——那時，改革開放的大門剛剛向我們打開一道門縫，所以門外的景色也就格外鮮豔奪目。印象最深的是金開誠的文藝心理學和袁行霈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