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漫咖啡3
冰美人
在新疆的時候，一個朋友給我講了冰美人的故事。
她說，是在1994年，在海拔2500米的阿爾泰深山草原，新西伯利亞考古與民族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娜塔麗亞和她的學生們，在距中俄邊境鐵絲網不到9米處，挖開了地下深達5米的凍土。裏麵是一口極其精美的棺材，棺材裏是一個巨大的冰塊。冰塊化了很久，裏麵埋藏的馬匹都臭了，最後，娜塔麗亞從融化掉的冰水中看到了一塊富有彈性的肌膚，上麵有著怪獸形狀的刺青，接著，是一大塊閃著鉑金光彩的頭飾在冰水裏閃光。
我說：簡直是不可思議！
她說：不可思議的事還在後麵呢！原來裏麵埋的是一個美麗的貴婦，上身穿黃色絲綢，下身穿羊毛裙，有著秀美的黑色頭發，身體不但沒有腐爛，還有著彈性！
當時，冰美人的出土震驚了西方學術與新聞界，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立即派資深記者趕到發掘現場采訪，比利時皇家曆史藝術博物館的攝影小組也趕到了。歐美學者們一度認為這位冰美人是2000年前生活在黑海之濱的西塞利人，但是也有另一些學者認為，從黑海到阿爾泰山要走4000多公裏的路，從她身上的絲綢判斷，冰美人更可能是一位中國女子，而且是在長城以南的！
……
所以，有人說，這位冰美人就是漢代的王昭君！
當時，朋友坐在六十瓦的燈光下打毛衣，用隨隨便便的口氣說@@
著這些驚天動地的話，我看著她，一口一口地咽著奶茶，全身發冷。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
我夢見我走入一個深深的峽穀，兩邊都是冰山。冰山之中的縫隙像是有著一種巨大的磁力，把我一路吸進去，周圍是一種令人恐懼的呼嘯聲。當我覺得我已經要撞上冰山，生命馬上就要完結的時候，突然，眼前出現一片開闊的平原。平原上落滿秋葉，就像鍍了一層金箔，平原上徐徐走來一隊人馬，為首的便是“嫋嫋腰疑折，褰褰袖欲飛”的王昭君！
但是我始終看不清昭君的麵孔，她美麗的臉似乎被一層玻璃籠罩著，好像是一種深深的看不清的濕霧。黃金和白銀鑄就的麵具遮擋著周圍武士的麵孔，隻能看見武士們的眼睛在濕霧中炯炯發光。王昭君穿金黃色絲綢長衫，下身穿暗褐條子的羊毛裙，完全是一副現代女性的打扮。我禁不住上去問：“你怎麼能證明你就是王昭君？”
王昭君嫣然一笑：“你怎麼能證明我不是王昭君？”
她說完這句話，背景的天空就一下子昏暗下來，閃起千道閃電，同時雷聲轟鳴。這時我好像打開了相機，想把王昭君拍下來，但是電閃雷鳴之後，我的相機裏出來的照片卻是一些閃電和一個飄忽不定的幽靈，那個幽靈驚破了我的夢境，使我一下子從夢中驚醒，坐了起來，把朋友也嚇了一大跳。
我講述了我的夢境，講到王昭君說“你怎麼能證明我不是王昭君？”時，朋友哈哈大笑，說：“你怎麼連做夢都像個哲學家？”
後來她把這事兒對另一個朋友說了，那個朋友說，是啊，太是了，什麼事情都是無法證明的，誰能證明確有冰美人？又有誰能證明確有王昭君？
所謂代溝
兒子的音樂天賦等於零，甚至負數。
還在懷孕四個月的時候，我就學著書上教的法子，用一個老式的小錄音機，放在離肚子十厘米的地方，放音樂。放得最多的是西貝柳斯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和聖桑的《天鵝》，可那動人的樂聲並沒有進入神秘的子宮，它們被抑製了。
我的第一筆影視改編的錢——《弧光》的錢，就給兒子買了一台鋼琴，用我們並不富裕的工資請了個鋼琴老師，可是三年下來，老師無論如何也教不下去了。又過了一年的聖誕節，我們請兒子彈一支《平安夜》，兒子卻磕磕巴巴地彈不出來，那麼優美的樂聲在兒子短而粗的小胖手下，變成了拉風箱的呼呼聲，好像那些樂符一下子成了計算機上的鍵盤，可以敲出來，但卻沒有情感沒有精神沒有形而上之美，我們聽了這首曲子之後，鼓勵性地鼓鼓掌，就再也不出聲了。
可是，當兒子四歲的某一天，從幼兒園回來，噘著小嘴唱出“媽媽，媽媽快坐下，請喝一杯茶，讓我親親您吧，我的好媽媽”的時候，我突然覺得那些樂章、樂句乃至音色、音域都成了外在的根本無所謂的東西，兒子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兒子小小的心透過那南轅北轍的調子，傳達到了我生命的深處，告訴我，這是我血肉相連的骨肉，隻有骨肉，隻有親人，才是重要的，而其他的一切，都不要緊。
盡管兒子在很多方麵都並不出眾，卻在一個方麵聰明絕倫，那就是：鑒賞。是的，對於美，兒子毫不含糊。最早的發現是在兒子@@
五歲的時候，我拿回來一本最新法國時裝雜誌，一頁一頁地翻給他看，兒子對美的鑒賞令我吃驚，那些真正高雅的、含糊不清的中間色，都絕逃不過兒子的眼睛，那也正是我所迷戀的：銀藍色、金棕色、橄欖綠色、夕陽紅色……那些發式與珠寶的造型，都充盈著別具一格的美。兒子長大了，果然就是天生的花花公子，對於服裝服飾的品牌和式樣，特別挑剔，所以我也就有了一個當然的鑒定師，每每需要參加什麼重要活動，兒子這關過不去，我是絕不出門兒的。
20世紀90年代初，電子遊戲剛剛進入大陸，用的還是十分初級的遊戲機，一頭用卡插在機器上，另一頭插在電視機上的那一種，我們最常玩的叫作《魂鬥羅》。母子倆變成了兩名戰士，不僅要戰天鬥地，還要翻山、潛海、滾火龍、跳懸崖，兩人在大戰中成了黃金搭檔，於是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戰鬥友誼，不僅是母子、夥伴，還是戰友。
有一個遊戲我始終不會玩，兒子卻玩得十分嫻熟。那就是《荒野大鏢客》。一個大鏢客一邊殺人一邊搶錢，卻也痛快淋漓。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感到驚心動魄。當我的角色化為一個大鏢客殺人搶錢的時候，就遠遠不如兒子那樣果斷，那樣反應機敏，隻要有一瞬間的猶豫，金錢就會倏忽而逝。而如果你不殺人，別人就會殺你。我突然害怕地想，也許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遊戲規則吧？而那些道德的規範、理想的說教，不過是罩在這種鐵律上的一種溫情脈脈的麵紗而已。當我被打得大敗而逃的時候，我驚奇地看見兒子過了一關又一關，在兒子的身上根本沒有任何負擔，隻有愛錢的天性，還有冷血。
這一切都讓我害怕。
我心裏迷迷糊糊地想，這是完全嶄新的一代人，等這一代人長@@
大了，我們就真正地老了。
如今，兒子長大了。一切並沒有像我想象的那麼糟糕。他們被稱作“新新人類”（真的不知道他們的後代會被稱作什麼了）。“新新人類”的最大特點在於他們的“快樂原則”。他們用陽光一般燦爛的生命力照亮生活中陰暗的苔蘚，永遠不會像我們這一代那樣沉重，永遠真實地直麵生活，愛護自己，大大方方、自自然然地享受生活與上帝賜予人類的一切，而不像我們這一代那樣，用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來與真實的生活對抗，從而成就一種掩耳盜鈴式的慘烈或者虛偽，一句話，他們比我們活得更像人了。無論遇到天大的禍事，他們比我們更善於“四兩撥千斤”，他們比我們更能夠承受生命之輕，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懂得愛自己，所以他們也就更能夠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不受或者少受傷害。
而我們，卻從小被教育要愛他人，我們永遠認為愛別人勝於愛自己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可以堂皇地為別人的事情奔走呼號，卻羞於為自己的事情向任何人開口。過去，我們一向以自己的犧牲精神與責任感自豪，可今天，在新世紀的今天，我們似乎要重新審視我們的生活了，重新追問我們的準則了。
長大了的兒子背著一隻沉重的大書包，一點兒也不比當年我們扛的麥包更輕。但是沉重的大書包並沒有把兒子壓垮，偶爾地，兒子路過玄關的穿衣鏡，會駐足，撩撩頭發，發出一聲感歎：“嗬——我是多麼英俊——這是我的煩惱！”
彼時他彎腰撐額做羅丹雕塑《思想者》狀。我哈哈大笑，仿佛一身甲胄盡皆卸去，生命的活力再度歸來——也許在這時，關於代溝的答案已然有了。
世紀末的色彩
最早有世紀末這個概念，是在上大學的時候，讀丹納的《藝術哲學》。丹納說，世紀末的色彩是玫瑰色的。可是曾幾何時，又讀剛剛複刊的《世界美術》，在談到畫家弗魯貝爾時，作者認為弗氏慣用的紫藍色是世紀末的色彩。我不知道世紀末的色彩究竟是什麼，但無論是玫瑰色還是紫藍色都很吸引我，我是那種對色彩很敏感的人，正是色彩使我記住了世紀末這個概念。
世紀末真的到了。在1997年，香港要回歸了。柯受良先生飛越黃河壺口的壯舉，也染上了一點世紀末的色彩。大家努力要興奮，卻興奮不起來。所有能夠想出來的遊戲都已經玩過了。人們並不知道自己患了世紀病，並且已經病入膏肓。
我唯一的本事是逃避。但逃避其實也是一種自欺。按順時針方向，很清醒地看一看過去，忽然發現我的生命片斷，都染著不同的色彩，我靠色彩來區別它們，每一個片斷所象征的色彩，像是偶然，又像是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神秘與宿命，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