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混入革命隊伍的前提條件是一部叫做《海火》的長篇小說。此書寫於1987年，出版於1989年。出版周期已經長得嚇人，而出書後又恰逢一個特殊時期，所以很是時乖運蹇。好在裏麵塑造了一個據說可以超越時空，永垂不朽的女孩。於是該書在1991年青創會上被中國中心的一位編輯看中，計劃改編為八集電視連續劇。誰知一稿出來之後便引起一場爭議；就連爬格子友邦也驚詫：此書在文學界亦屬前衛者流，改成電視劇恐怕有兩種結果：一是費力不討好，二是引起一場電視劇革命。前一種結果令人灰心，後一種結果又讓人害怕，真真不知如何是好。
港台電視劇的走紅著實令人不解。《流氓大亨》、《人在邊緣》、《義不容情》三部內容情節等等相似處甚多，都是老大好得像菩薩，老二頭頂生瘡，腳底流膿地壞。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從頭看到尾，一集不落。真是奇怪。過去我堅決排斥武俠小說與港台電視，後來終於發現這其實是個誤區。譬如《戲說乾隆》，誰都知道是胡編亂扯，可大家就是喜歡看。說深了，這恐怕和人類的自欺意識有關。勞累一天，誰都想脫離眼前的環境，鑽到另一個與現實甚遠的世界裏，踏踏實實地被騙。
《愛你沒商量》和《黃城根兒》使老百姓對電視劇的狂熱降溫了。時代似乎呼喚著真正的精品——百姓們的口味越來越難伺候。於是我滿懷激情地開始圓“莊園之夢”，首先就此問題與一資深電視人進行探討，他的回答出我意料：中國不可能搞出自己的《鷹冠莊園》。問何以見得，答曰：很簡單，因為中國沒有莊園。
嗚呼！於是我幡然省悟，棄舊圖新。終於明白了“圓夢”一說本身便帶有幼稚園心理，是曆來行不通的。
但時時常有疑問：如果沒有幼兒，哪來的成人？沒有夢想，人類又如何會有今天？關鍵是，要有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勇士，可惜我沒有這種魄力，所以也隻好把自己包裝起來，等著別人給螃蟹摘去鉗子再說罷。
往事瑣憶
好久不去電影院了。主要是因為不斷地上當受騙。90年代以來在我記憶中似乎沒有什麼好片子。當然，《秋菊打官司》是個例外。
我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影迷，也許現在還是。頭一回看電影是在五歲。因為矮，隻好坐在椅子扶手上。演的是《畫中人》，好像是根據民間故事《巧媳婦》改編的。海報一直貼到家屬區。女演員塗著血紅嘴唇，很是醒目。那時我恰巧覺得血紅嘴唇的女人美麗。何況她還有一件同樣紅顏色的衣裳。那片子主要是說一對戀人怎樣戰勝艱難險阻，最後終成眷屬的故事。我流了好多眼淚，姐姐們也哭了。電影院的燈一亮，大家的眼睛都是紅的。緊接著又看了一個《華沙美人魚》，波蘭電影。也是說愛情如何戰勝邪惡。但這回不覺得感動了。女演員的嘴唇也是血紅的，卻並不美麗。隻莫名的有點怕。好長時間看外國片子都怕，不知為什麼。
60年代初、中期有一大批好片子。像《五朵金花》、《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什麼的。女主角美，情節曲折，插曲好聽，這就很夠了。美也是在變化著的。那時大家公認楊麗昆、黃婉秋是天姿國色。
所以二十年之後這些片子重演的時候，人們在某種懷舊意識得到滿足的同時，不免有些淡淡的失望。生活越來越好，姑娘也越來越漂亮，天姿國色的標準越來越高。何況經過幾十年的理想化再塑造，理想形象與實際形象差得太遠，因此也就容易失落。不過有一點倒是毋庸置疑的：那時的片子真！服裝真道具真，演員的情感更真。沒有這點真情，富麗堂皇的畫麵，離奇曲折的情節，天姿國色的女主角……似乎隻能起點副作用。
“文革”那些年的“文化生活”中有一項重要內容便是看“批判”電影。有些片子如《武訓傳》、《清宮秘史》什麼的，如不是批判我們便無緣觀賞了。那時有句話叫“毒草可以肥田”。為了這可以“肥田”的“毒草”幾乎出了人命，蜂擁而入的人群有一次把一收票的大學生踩在了腳下——為的是看《清宮秘史》。我們這些當時的小學生從來以“混票”為榮。“混”不進去便讓人瞧不起。我在這方麵得天獨厚，次次都打頭陣且從未有過失敗的紀錄。一旦進得門去，便撿些廢票從門縫裏塞將出來以營救水深火熱中的朋友們，透著勇敢和仗義。不過戰勝艱難險阻的結果有時並不怎麼樣。譬如《清宮秘史》，普通的黑白片子。對白仍像30年代的片子似的咿咿呀呀的尖聲，周璿看不出有多麼漂亮，四個王妃上身不動地走過來，使人想起《聊齋》裏的什麼情節。將就著看完了，隻記得光緒皇帝的一句話：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那時正麵的片子好像隻有三四部。演得最多的是《南征北戰》。幾乎每句台詞都背得出來。男孩子們開口就是：“老高又進步了！”“以往的失敗全在於輕敵呀！”“積黨國四十年之經驗”，等等。總之演反派角色更形象一些。認真想想，似乎北京“侃派”源出於此。
後來終於盼到新片出台。首先看到浩然小說改編的電影《豔陽天》，張連文主演。小說中愛情描寫似乎占很大比例。但電影中蕭長春和焦淑紅連手也沒敢握一下，令人大失所望。那些時電影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守身如玉的清教徒，要麼就幹脆是孤男寡女，男的沒老婆，女的沒丈夫，或者是中性人，令人決不敢想入非非。若是戰爭片，則硝煙炮火之中，“好人”決不能衣冠不整，麵容不潔，即使流血，也要紅是紅，白是白，鮮明奪目的潔淨。不幸的是，這種“潔淨”較之過去的戰爭片來，透著一種不可忍受的虛偽。假醜惡一旦貼上真善美的標簽，則比赤裸裸的醜更令人作嘔。
真正的電影革命似乎是從《黃土地》開始的。應該給陳凱歌、張藝謀記一功。記得有一回去“美院”，一個朋友異常興奮地談起《黃土地》，特別提到演憨憨的小演員和那粗礦的狹北民歌，引得我很想一飽眼福。但直到很久之後才從電視屏幕上看到片子，那時知道有第五代導演之說，並且很偶然地與他們中的一個合作了一把。
身懷六甲的時候連續看了四十部法國電影——是法國電影回顧展，幹勁可謂大矣。此前總是對西方電影懷有某種迷信。全部看下來之後，也許是因為同聲翻譯的緣故，有一種頭昏眼花之感，印象較深的隻有羅密·施奈德主演的《直觀下的死亡》，還有《資產階級審慎的魅力》、《放大》等。《直觀下的死亡》講一個女人被告知患有不治之症，醫生不斷地給她一種藥物讓她服用。電視台則不斷追蹤拍攝，試圖將她垂死前的征象記錄下來。後來拍攝者愛上了那女人，於是又另有一番動人心魄的愛與死的角逐，謎底揭開，方知那女人本來根本沒病，而是電視台為了拍死亡前的鏡頭買通醫生給那女人服了慢性毒藥。故事本身就吸引人，加上施奈德高超的演技，確實有一種震撼力。我是在那部片子中真正認識羅密·施奈德的，比較起來，《茜茜》不過是她早期的小品而已。
前蘇聯的片子有許多令人歎服之處。如《岸》、《德黑蘭43年》、《懷戀的冬夜》、《你的名字》等等，不但拍攝講究，還有一種非常厚重的東西，那大概就是偉大的俄羅斯文化了。就連喜劇也決不是輕飄飄的。像《辦公室的故事》、《兩個人的車站》等，都有一種格調，中國的喜劇缺的就是這種格調。這種格調究竟來自什麼？是文化還是民族素質？或許因為俄羅斯是個會唱歌的民族，而會唱歌的民族肯定是富於智慧和幽默的。不僅如此，還有一種蒼涼和悲壯，像遼闊的田野和奔騰的伏爾加河一樣。所以現在我每見到“獨聯體”這個新名詞，心裏便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美國在歐洲眼裏就像古老貴族眼中的暴發戶。但是暴發戶絕不可輕視。何況好萊塢還有那麼多超一流的大明星們，達斯汀·霍夫曼、梅麗兒·斯特裏普、朱迪·福斯特……更早些的夢露、嘉寶、費雯麗、赫本、馬龍·白蘭度……真是星漢燦爛、若出其裏。最絕的是當代最燦爛的明星並不一定是俊男靚女。斯特裏普和霍夫曼便很能說明問題。《雨人》中霍夫曼的表演真到了爐火純青的化境。還要特別提到的是朱迪·福斯特，這位兩屆奧斯卡影後簡直是個精靈。第一次看她主演的《被告》，心裏像是發生了十二級大地震。她演得那麼逼真，真到了令人不敢正視的地步。說她的表演把做明星的難度推向一個新高峰一點兒不過分，能感覺她是極聰明、極有潛力的。我想她還會有令人驚歎的表現。
我想肯定有許多人會被《去年在馬裏安巴》這樣的片子所傾倒。羅伯-格裏耶把作為藝術的電影推向了極致。在這裏，人們走入了智慧的迷宮，這迷宮具有完美的想象力和不可摹仿性。被傳統思維方式捆綁慣了的人們驚呼遇到了智力的挑戰。
但是最讓人感到內心撕裂的還是瑞典大師伯格曼導的《呼喊與細語》。大師把人與人之間那種隱秘的、令人悲哀的關係推向了極致。死去的大姐因為生前未能得到姐妹親情的溫曖，死後還在渴望與妹妹體膚的接觸；二姐因為厭惡丈夫、不願與之過性生活而竟然用利器刺破陰道，將鮮血塗得滿臉……近年來中國電影在國外聲譽雀起，頻頻獲獎，可恰恰缺少這種揭示人性本身的片子，並且隨著電影市場化的發展，這種可能性也將越來越小了。
曾經嚐試著寫過一次這類的片子，叫做《弧光》。是根據自己的小說《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改編的，寫一個被世俗社會認為瘋了的女孩子。後被一位第五代導演看中，推上了銀幕。自小便覺得拍電影神秘，總想看看拍攝過程。開機那天在密雲水庫。三九天，水麵結了很厚的冰。拍的是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人聲鼎沸的冰場。男主人公的目光追逐著女主人公，而尋覓到的卻是一個外形酷似女主人公的女孩。為了增加聲勢，用卡車拉來了許多群眾演員，每人勞務費隻有兩塊錢，但大家興高采烈，可能都和我一樣想滿足一下好奇心吧。那天是航拍。當直升機降到不能再低時，卷起一陣大風，呼啦啦倒了一片彩色遮陽棚，大家一片驚呼。所以後來鏡頭中的那些遮陽棚實際都是趴著的，隻不過因為俯視角度看不出來而已。旁邊一位老頭哼唧著說：第五代真能折騰，連航拍都敢玩！待到毛片出來之後，和導演一起看片子，直到結束，心中還在不斷地懷疑：這是不是我寫的那個《弧光》？然後想起陳凱歌讓原作者、編劇阿城看《孩子王》時阿城的問答，他說：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兩年之後在報紙上看到《弧光》獲第十六屆莫斯科電影節特別獎的消息，終於明白了電影是導演的藝術。要想觸電就得練到把親生兒子送人也不心疼的份上才行，更確切點說，是賣。既然舍得賣，那麼無論兒子將來披紅掛彩還是蓬頭垢麵都與你無關，你也就不必庸人自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