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另一個戰場
在餘震中寫作/手忙腳亂/捐款軼事/我看見/另一個戰場/我們的生活充滿不安/體檢和住院/短信發不停
在餘震中寫作
震後第11日，是5月23日。
“5·23“這個日子對我們這些搞創作的人來說是非常熟悉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的日子，幾乎每年這一天，文藝界都會有一些活動。去年的今日，我就去延安參加了座談會。我跑去很大的原因是從來沒去過延安，很想看看陝北。那次陝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沿途的植被比我想象的好多了。並非滿目黃土坡，大多是綠綠的。據說是這些年退牧還耕的結果。讓人看著高興。
今年的這一天，抗震救災的大主題衝淡了其他所有主題，溫家寶總理依然在災區，奔波在北川、綿陽、彭州等地；四川省政府則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全國媒體介紹抗震救災有關情況。副省長李雲成在形容汶川地震之殤時，用了三個極其：災情發生極其突然，人員傷亡極其慘重，災害破壞極其嚴重。發布會結束，李副省長站起來，麵對鏡頭深深地鞠了一躬，代表四川人民向全國人民表達深深的感激之情。應該鞠這個躬。四川人民應該永遠銘記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
這個時候，全國各地很多作家都到災區去了，有中國作協組織的，有總政組織的，也有各地自發的。我不時接到電話，這個那個的作家，告訴我他（她）在北川，或者什邡，或者綿竹，或者都江堰。我沒時間去看他們，他們也沒時間見我，都打個電話了事。
我是22日下午5點從災區回到成都的。途中接到部裏通知，即日起回辦公大樓上班。地震後，我們辦公大樓裂痕很多，我們在十層，更為嚴重。所以部裏一直在臨時的辦公室辦公。編輯部的日常工作已經停止，也就無所謂辦公了。
回到家稍事休息，我就開始了寫作。采訪寫作發表，本來這三者之間都有很長的距離，現在幾乎是連在一起的，我從來沒有以那麼快的速度發表過作品。我想我們都臨時轉換角色，成為記者了。
從事寫作20多年了，我一直習慣白天寫作，常跟人宣稱一到晚上我智商降低。其實是懶，一到晚上就想玩兒，看書看電視，有時去運動或者看電影。但地震改變了我的痼習，取消了一切休閑娛樂甚至是正常的休息，我終於也在晚上寫作了。
我一直寫到夜裏11點多，腰都直不起來了才去睡。當我躺倒到床上時，連胡思亂想的精力都沒有了，馬上睡著。
在我寫作的時候，餘震不斷襲來，我總是習慣性地看一下窗外，我種在陽台上的那些花，餘震來時她們花枝亂顫，我一直等她們平靜下來再接著寫，仿佛在判斷是否該跑。其實是很愚蠢的，真要是來了厲害的，想跑也晚了。
先生每次出門前都說，你要小心點兒啊。我總是答應好的。但也就是答應而已。怎麼個小心法呢？
先生看我滿不在乎的樣子，就用涼水瓶接了半瓶水放在我的電腦旁，說，你經常看著點兒。他的意思是，水晃厲害了我就跑。我忍不住樂。他說你笑什麼，不要大意！專家都說了，肯定還有一次大的餘震。我說好好好，我跑。
其實真的大震，跑也沒用。
23日早上6點多就醒了，在家裏的床上醒來。醒來後意識到昨晚沒有餘震，或者，我沒有感覺到餘震（實際上22日有四級以上餘震4次）。感覺到的隻是累，醒來就累。好像一直在幹活兒沒睡過似的。但想到昨天尚未完成的稿子，還是硬撐著爬起來，吃早飯，然後在電腦前坐下。
先給母親報平安。前幾天在災區采訪，不敢打電話，所以都是給她發的短信，每天一條，千篇一律：我很好，一切正常，不要擔心。盡管她完全不知道我在災區經曆了什麼，仍是擔驚受怕不已，每次通電話都反複念叨說，要注意安全啊。要小心啊。
今天既然在家，我就給母親打個電話吧。雖然和母親約好每天發短信報平安，但她還是常常忍不住打電話過來，我父親不讓她打，她就等父親睡了再悄悄打。想當初她自己遇到地震那麼鎮靜，如今我遇到了，還在邊緣，她就擔驚受怕成這樣。我強烈感受到一個母親對孩子的那種無法安放的牽掛。我的母親尚且如此，那些災區的母親，那些失去了孩子的母親，該是怎樣的痛徹心扉啊！
母親接到我電話非常高興，讓我充滿愧疚。她說她很後悔那個時候沒跟我學會發短信，收到我的信隻能看不能與我交流。在家裏時我曾教過她，但畢竟年紀大了，眼睛也花，當時學會事後又忘了。誰會想到今天？
我安慰她說，我什麼事兒也沒有，隻是給你報個平安。母親不是很相信，問你們不去災區采訪嗎？我都看到你在報上發表的東西了。我說要采訪也就是在附近的部隊，或者打電話采訪。她相信了，又說要我注意休息，不要累倒了。我說好的。
也許是太擔心太焦慮的緣故，母親無緣無故地檢討起自己來，說都怪她當初隨軍，把我帶到了四川，讓我遭遇這麼大的折磨。還說因為她的緣故，讓我這輩子經曆了兩次地震。
我最不願意聽母親自責，心裏不好受，我笑著跟她說，哪裏能怪她啊，是我自己找了個四川人談戀愛嫁給四川了啊。我反複跟她說成都沒事，成都一座房子都沒垮，不要擔心。我們大院更沒事，一百個放心吧。
但我知道，她不可能放心。此次地震，我深深感受到了親情的重要和可貴。我的父親母親自不必說了，每天必須得到我的消息才能安心，就是我的表哥表姐表弟們，也是天天發短信來問我是否平安，問我在哪裏睡覺，問我房子的裂縫檢查沒有。我比任何時候都感覺到親人在關注我關心我。
我在災區采訪，也耳聞目睹了很多感人的親情故事。患難見真情這句話，被災區的無數戀人、親人、朋友演繹著，詮釋著，給災難中的人帶來最大的安慰，給我們以最大的激勵。人性的光輝，星星點點地從廢墟裏散發出來。
手忙腳亂
擱下給母親的電話，打開電腦寫作，又收到編輯部張甲利副主編的短信，他說今天他們再去都江堰采訪。領導催我，我催他們，所以一個個的壓力都很大。想起昨天見到的王甜那張慘白的小臉，很擔心她撐不住，可是也沒有辦法照顧她了。
我趕緊寫我的報告文學：《老虎師長的四天四夜》。
這個時候，我前期寫的一些短文已經陸續發表出來了，如寫紅軍師的《追蹤龍寶坪大營救》發表在軍報上，寫采訪途中感受的散文《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寫炮團突擊隊的《雨夜急行軍》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等等。那個期間，各個報紙刊物都在找這種稿子，我的有些篇什寫得很粗糙也都拿去發了。
可以這樣說，寫作三十年了，我從沒那麼抓緊過，也從沒那麼粗糙過，有時候一天之內寫七八千字。是平時數量的一兩倍，並且沒時間改。因為是非常態，我也就原諒了自己。寫這些東西，早已不是為了文學。
在寫及時性的短通訊和報告文學的同時，我還在給《當代》寫我的親曆記，《當代》的編輯，常在關心我之後問我稿子何時能交。我答應月底交稿。我當然更願意寫親曆，多一些個人感受，也多一些思考。
寫作期間依然有餘震，晃就晃吧，我每次都看一眼陽台上的花草，確定是餘震而不是我的幻覺，就接著寫。
因為素材多，寫起來也還是快的，快到中午時，《老虎師長的四天四夜》一稿就完成了，我立即上網發給《文彙報》的潘向黎。前些日子她去韓國了，19日一回國就給我發短信約稿，我們是好朋友，我從來都把稿子先給她的，所以立即發到她的郵箱。
要命的是，忙中出亂，我竟然把一個沒完成的半截稿子發給了她，錯誤地把完成的稿子給刪了，當時急得我，恨不能放聲大哭。把潘向黎也給嚇壞了，連連發信過來問我情況。後來我冷靜下來，突然想到稿子應該還在垃圾桶裏，當然不是我們家垃圾桶，而是電腦上的垃圾桶。還好，果然在垃圾桶裏找到了，趕緊恢複，重新發給她，折騰得我頭暈。
網絡真是迅速，她馬上回複我，說立刻排版。
後來這篇《老虎師長的四天四夜》在《文彙報》發出後，被《作家文摘》轉載，再後來我又將其補充完善，發表在《十月》雜誌上。
我跟潘向黎說，勞駕你盡快安排，須知我是在餘震不斷的情況下寫這些稿子的。她說，放心，無論於公於私，我都會盡快排版的。重要的是你自己一定要好好休息。要不把手機關了好好睡一覺。我回複說，沒事，老姐的身體還抗得住。
中午去食堂吃飯，人感覺有些暈眩。還是太疲勞了，機關從地震後全體著迷彩服，所以飯堂裏的氣氛也顯得特別。我簡單吃了幾口就返回了，因為約好了采訪。
12點半的樣子，上海電視台文藝頻道的電話就打過來了，作連線采訪，這是早就說好了的。前些日子因為在災區，信號不好，一直沒有采訪。現在在家了，沒什麼可說的。和我聯係的王先生，是位著名詩人，我從未見過，也是在陳村的小眾菜園認識的，他說我可以任意談談感受。
采訪前我想過，簡單談一談就行了，卻不知為何，說著說著我就激動起來，還批評了一些不好的現象。後來播出的節目我也沒看到聽到，不知怎樣。我隻記得我說了這麼一個意思：我原本是個比較平和的人，可是在災區采訪的日子，情緒總是大起大落，有時很悲傷，有時很感動，有時很難過，有時很生氣，甚至憤怒。他馬上問，怎麼還有生氣和憤怒呢？（很會抓問題啊。）我說，怎麼會沒有？當你看到……的時候……於是，指責了一通我看不慣的人和事。
也不知他們最後剪掉沒有？
下午稍微休息了一下，又爬起來寫第二篇：《碩士團長絕境突圍》。
我的想法是，先寫獨立成篇的，發出去，以後再串起來放到書裏，反正都是抗震救災的事跡。
電話又響了。來電話的是一位我不認識但知道的網友，姓汪，也是在陳村的小眾菜園知道的。前些天他在菜園裏發了個帖子，說要和同事到災區來，我當時就回複他，最好不來。我說告訴他，現在災區交通常常處於管製狀態，且加油也有一定困難，不是特別必要的采訪就不要來了。但這位汪先生還是來了。他大概通過陳村得到我的電話，上來就告訴我，他被困在汶川了（不聽老人言啊），帶他們進去的車提前走掉了。他希望我幫忙找車把他弄出來。
我哪兒有那麼大本事？
想起幾天前因為李西閩的事，我也是頻繁收到各路朋友的求救短信，要我趕緊去救他。看來同誌們都把我當成救災指揮部了。但是看他那麼著急，我還是答應想辦法，我連續打了幾個電話找朋友，問有沒有可能找個車，把他和他的朋友送出汶川。最後還是劉渠說他來想辦法，他們紅軍師有個團在汶川方向救災，看能否有方便車讓他們搭一下。我就這麼來回打電話，發短信，折騰了很長時間。到下午四點半，劉渠告訴我：“我們的人已經和汪先生聯係上了。”我這才鬆口氣。
第二天上午汪先生發來短信，說他們已經搭上了紅軍師的一輛軍用卡車，但是顛簸得不行，而且由於都（都江堰）汶（汶川）公路仍是中斷的，他們需要繞到茂縣阿壩那邊才能到成都。這一繞，千萬裏。他經不住顛簸了，所以想在馬爾康下車，另外找車回成都。
我隻好又打電話找人，這回實在找不到熟悉的朋友了，找到了素不相識的阿壩軍分區值班員，問他有沒有順路車到成都，可是那個時候，車子全派到災區去了，哪裏還有空車等著送人啊。我實在辦法了，回複汪先生，我找不到軍車，讓他自己在馬爾康搭長途車，因為馬爾康到成都路是通的。到第二天日下午，汪先生告訴我，他自己找到一輛越野車，已經上路了。
那就好。我總算了了一件事。25日淩晨，我收到他到達成都的短信。跟著就是大餘震，他要是在汶川，肯定很緊張。這段特殊的經曆對他來說，一定是彌足珍貴的。
捐款軼事
5月23日這一天，巴基斯坦捐出了他們國家所有的戰略儲備帳篷，總計22260頂！光是帳篷一項，巴基斯坦的捐贈價值就達400多萬美元，這對巴基斯坦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開始中方希望以購買的方式送給災區。但巴基斯坦國家減災局的官員說，中國兄弟以前幫助我們的時候，跟我們要過錢嗎？我們是中國全天候的朋友。不僅如此，他們還派出一支28人的醫療隊到甘肅災區，並派出他們國家僅有的四架運輸機中的兩架，為中國運送救災物資。
這樣的兄弟情誼，真讓人熱淚盈眶。
也就在這天，我接到某雜誌一位編輯發來的短信，說他們已自作主張，將我在他們刊物上的稿費捐給了災區，“望同意”。我也沒有時間多想，就回了一個“好”。過了一會兒忽然覺得不舒服，我在災區，你們在非災區，怎麼反而把我的稿費捐了呢？而且還先斬後奏，捐了才告訴我，你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做啊？雖然稿費很少，恐怕也就是一兩百，但這種做法讓人不舒服。我又去了個短信，問稿費捐到哪裏了？他回複說，捐到××省民政局了。我說，希望把捐款收據複印一份給我。
我相信他們肯定捐了，但想知道他們以誰的名義捐的。十多天後我收到了捐款收據，果不其然，他們是以他們的名義捐的。當然，被代捐的不是我一個，是一大堆作家，這一大堆作家，合起來變成了某某單位，共捐出五千元。
但我想，我也別計較了，這種時候，怎麼都是捐。想想災民，想想那些流離失所的人。但願他們能把這些錢，實實在在交到災民手裏。
恐怕那些日子很多人都收到過一條有關捐款的短信，內容是“在中國獲大利而不捐款的國際鐵公雞”，下麵列了一串名單。我看了下，如果是真的，當然令人生氣。但是，既然是捐款，就應當是自願，它不同於繳稅。不管源於什麼因素，捐還是不捐，捐多還是捐少，旁人都無權幹涉，不必指責。
關於捐款最早的消息是5月14日，據新華社報道：中直機關各部門各單位立即行動起來，踴躍捐款捐物，支援抗震救災。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等帶頭捐獻。我們機關的第一次捐款也在那一天，當時我正在去災區的路上，先由部裏墊付的。
然後就不斷看到這方麵的消息。其中比較有意思的，一個是神舟電腦董事長吳海軍，因為公司有些員工未向汶川大地震災區捐款而專門作了一個批示，該“批示條”的手跡後來被掛到了網上廣泛傳播。
批示條上吳海軍寫道：“要求張榜公布，忠信仁義是我公司的企業文化。在這次抗震救災的行動中，99%的員工體現了愛心，符合公司文化，但還有1%的冷血者混在我公司，對他們我不去遣(應為‘譴’，引者注)責，但希望他們離職，我們公司不需要這樣的員工。”隨後吳海軍另起一段，寫道“另外，希望雖然捐了點小款，但又心有不甘背後議論廢話一堆的人渣也一並滾蛋。”批條最後是吳海軍的簽名。對於此批條網上議論紛紛，大多數人欣賞，少數人覺得不妥。我看到了那個手跡，驚異於一個在商場上混的人還能如此率真血性，不管是非對錯，秉性難能可貴。
很多著名人物不負眾望，捐出了數目客觀的款項，其中讓我深受感動的是陳光標（江蘇黃埔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他不僅僅給災區捐款785萬元，還有收音機23000台，帳篷2300頂，電視機1000台，書報8000個，還認捐北川中學重建費2000多萬元，更重要的是，他還是第一個進入災區救災的企業家，率領大型機械突擊隊，營救出被埋在廢墟下的群眾一百多位。（2009年春節，陳光標再次攜巨款到災區，為災區人民發紅包。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的家鄉浙江也讓我感到自豪，在短短幾天時間裏捐贈款物超過3億元。報載：“浙江省知名企業家圓桌會議慷慨解囊。截至18日晚，共向災區捐贈善款和物資超過3億元人民幣。據了解，捐款企業包括康恩貝集團、新湖控股、正泰集團、吉利集團、複興高科集團、阿裏巴巴集團等。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表示，願意集體領養500名地震孤兒，負責其從小學到大學的所有生活學習費用。20日，圓桌會議秘書長賈辛寧則表示，今後還將組織企業家代表團前往災區，支持重建工作。”
其實最讓人感動的，是那些生活並不富裕的底層百姓，他們捐出的每一分錢都讓人動容。有的老人捐出了自己的退休金，有的殘疾人捐出了自己的生活費，甚至有乞丐將自己討來的小額紙幣和分幣一把一把的放入賑災箱裏。他們讓我們這些衣食無憂的人心裏不安。
仿佛大地震在一瞬間，將每個人靈魂上蒙著的塵土抖落，露出了閃閃發光的品質。
我一開始忙於下去采訪，根本沒想到捐款的事，還是先生在第二天跑到紅十字會，代表我們全家捐了一筆錢。我第一次接到捐款通知，是在我去北川的路上，部裏秘書說，還是按以往慣例，師以上幹部一千，不在家的同誌暫時由部裏代交。我說好的。年初因為冰雪災害時，我們捐過一次，也是一千。這些年每次為災區捐款我們都是這樣。但這一次我感覺一千少了，這一次是史無前例的災難啊。不過我想我自己可以在別處捐。在機關裏捐多了不合適。不過幾天後就有了繳納“特殊黨費”這個項目，我又拿出一個月的工資。後來得知，我的80多歲的父母，也捐了不少。他們說他們曾經在四川生活過，加上我在四川，想多盡一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