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20天的艱苦奮戰，到6月初，這支紅軍傳人災突擊隊，搶救出幸存者162人，背運重傷員156人，搶修道路35公裏；搶救糧食3萬多公斤；上交從廢墟中挖掘出的現金12.57萬元、黃金約14公斤、首飾243件；卸載分發救災物資800餘噸；為災民搭建帳篷500餘頂……這些數字，每一項都飽含著汗水和犧牲。
我們坐在帳篷外采訪，很快就圍過來七八個孩子，笑嘻嘻的，很好奇的樣子。還有一兩個孩子趴到了鄭副司令的背上，跟鄭爺爺鬧著玩兒，一看就知道他們彼此之間已經很熟悉了。
這時，又來了裝卸物資任務，民兵出發了。
管政委說，前兩天他們在卸載救災物資時，還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天的物資是來自歐洲某國的援助。當汽車開到竹園鎮堆放物資的地點時，有一棵樹擋住了路，使卡車無法靠近堆放點。帶車的老外提出把那棵樹砍了，以便車子靠近好卸貨。大概在他眼裏，中國人從來都不注重環保的，一棵樹算什麼。
沒想到在場的管政委堅決反對。管政委說，不能砍樹，寧可我們多走些路把物資背過去，也不能砍樹。大地震已經毀壞了我們的河山，我們現在更需要好好保護環境了。
那位老外非常意外。當他看到民兵們為了保留那棵樹，硬是從遠處將東西靠人力一點點的背到抬到堆放地點時，不由得露出了讚美的笑容，對中國軍人刮目相看了。走的時候使勁兒和管政委握手。
管政委說，他是不是把我們中國軍人當成沒有文化沒教養的綠林莽漢了？
我很讚他的行為。現在我們的部隊在注重環保上，的確有了非常大的進步。我在映秀，也親眼看到紅軍師的戰士，將宿營後的垃圾一一揀拾起來，統一處理。
我們在青川的帳篷裏吃了一次戰地午餐，值得一說的是，我們洗手用的是白酒。這是管政委的發明。頭幾天在青川，特別是在木魚鎮執行任務時，他們每天都在迷漫著濃烈氣味的環境中生活，每天除了吃飯，連睡覺都戴著口罩。於是管政委就發明了用便宜白酒洗手消毒的辦法。他說，現在已經沒有味道了，前半個月，每天一覺醒來，最先讓我們意識到在災區的，就是空氣中的氣味。時間長了頭發暈。
我無法想象。
我也用白酒洗了手，不是為了消毒，而是為了體驗揣摩管政委他們在災區的艱苦生活，那是一種誰都無法有意去體驗的生活。也是我祈求永不再來的生活。
偶遇心理學教授
我們吃過午飯正準備去縣城，忽然駛來一輛越野車車停，走下一位女大校。管政委熱情地介紹說，這位女大校是他們專門請來給民兵上心理輔導課的，叫王利群，是來自北京的心理學教授。
世上的事就那麼湊巧，我們竟然在這裏遇見了心理學教授。而我一直想采訪一下有關心理救援的情況。於是我們改變計劃，不去縣城了，就在竹園采訪王利群。
我們就在帳篷外的小凳子上熱烈地聊起來。
口述親曆之二十二：
王利群，女，解放軍裝甲兵學院心理學教授
我是5月21日從北京到四川災區的，已經快2個月了。
我到災區去的第一個點，是彭州小魚洞，到你們軍區的坦克旅官兵做心理輔導，後來又去了都江堰，平武，再後來到北川中學的臨時學校，又到安縣永安鎮安置點，再到青川，反正哪裏需要我就去哪兒，已經把重災區跑得差不多了。
在小魚洞，我遇見一個小戰士，才19歲，因為在挖掘遇難學生時，為了保護好遺體，很多時候他們是用手在一點點的挖，這樣的殘酷的作業，讓他的心理受到創傷，他因此嘔吐、厭食，很長時間無法緩解。我去了後，他悄悄告訴我：阿姨，我難受。我什麼也沒說，上前緊接擁抱住他，輕輕拍著他的背說，你是好樣的，一切都會過去的。小戰士眼圈兒紅了。
離開那個部隊後，我還是和這個小戰士保持聯係，常常發短信給他，安撫他，疏導他。現在這個小戰士的情緒已經好多了。
光靠一個個麵談，是不能的，我也利用其他方式來進行疏導和撫慰，比如短信，郵件，博客等。你們看，現在我手機裏已經存了4千多條短信了，都是我和輔導對象的交談。
早在1994年，我就寫過一篇論文，《喪親者的心理關懷》。對這個問題有一定的研究，這次到災區救援，對這個課題便有了一次深切的實踐。在為北川中學幸存學生做心理救援時，無論是對失去妻兒的校長劉亞春，還是對學校的廚師職工，無論是對勇敢救人的學生，還是對失去父母的孤兒，我都以我的笑容、我的愛和悲憫，去耐心地和他們相處，把學生當成孩子，把老師當成兄弟姐妹，走近他們，傾聽他們，撫慰他們。有的學生不願開口說話，我就上前輕輕地擁抱他們，拍拍他們，用身體的接觸讓他們感受到我對他們的關愛，慢慢打開他們的心扉，恢複他們的生活信心。
我今天就是從綿陽過來的，因為跟管政委約好的，給巴中民兵上一堂課，這裏講完再去平武。
最近我在長虹廠的北川中學臨時上課點上了三堂輔導課，一次給學生，一次給遇難者家屬，一次給長虹廠的民兵，效果都很好。我還和部隊的同誌、長虹廠的同誌一起，簽訂了一個心理救援的協議。三家聯合為孩子們舉辦“愛在校園“的活動。設計了一些活動來調節師生們的心態，比如做航模展示，搞文藝演出，做遊戲，隻要師生們能露出笑臉，我就感到很寬慰。師生們對我很認可、很信任。前不久，他們聘我為名譽校長。
對幸存者的心理輔導和對救援人員的心理輔導是不一樣的。救援人員，如解放軍官兵，民兵和誌願者，由於長期參加救災，身體疲勞，睡眠被剝奪，造成多種付出和多種傷害，也需要心理輔導。官兵的心理問題，主要表現為恐懼、焦慮、緊張和內疚。因為最早進入災區時，很多官兵眼見著埋在廢墟下的遇難者，由於缺乏工具而無力救援，便產生了內疚情緒。往往越是責任感強的官兵，越是好強的官兵，這樣的內疚情緒越重。
這些情緒不僅僅是情緒，它們導致官兵出現了很多身體狀況，比如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還比如拉肚子，出濕疹，胃疼，甚至發青春痘、牛皮癬等。這叫精神因素軀體化。超常的心理壓力和精神疲憊造成的身體不適。
我想僅靠上課是不夠的，還需要用多種方式和官兵們進行溝通，既要做一些集體活動，也要進行個別談心疏導。我經常做的一件事，是讓官兵互相擁抱。（講到這兒王利群站起來，要和我做個擁抱示範，我們就樂嗬嗬地擁抱在一起。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地震後我們編輯部第一次開會時，劉燕與我的擁抱，我當時忍不住鼻子發酸。不過此刻傷感的情緒已經沒有了。我們已漸漸平靜下來。）
人與人在挫折麵前互相擁抱，是緩解壓力的良好方式。
我在組織官兵互相擁抱時，有的官兵開始不太願意，一旦擁抱在了一起，很多官兵忍不住熱淚盈眶，身體的接觸讓他們彼此安慰，彼此獲得信任和力量。肯定起到了很好的撫慰作用。
這些共患難同生死的官兵，當他們擁抱在一起時，場麵非常感人。我相信，這些將在他們的生命中留下永遠的記憶。
不過，雖然到災區來的心理醫療隊很多，但對於如此麵廣的受災人群和如此眾多的需要輔導的救援官兵來說，我們的力量還是很不夠的。所以我在救災部隊做心理輔導時，有意識選擇那種有愛心和能力的官兵，進行短期的培訓輔導，讓他們再去幫助其他人。以便部隊的心理輔導活動能持續的廣泛的開展。
大災後的心理救援非常重要，唐山大地震後的第二年春節，自殺率就很高，一般來說，震後一個月、三個月和節假日是爆發點，需要特別的關注。
大災後災民表現出來的主要情緒是焦慮、傷心、失望，嚴重一些的是絕望、悲傷、虛妄，還有喪失感和無助感。很多人在喪失了親人和家園後，內心產生了巨大的壓力，這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壓力，可以導致人失去生活的勇氣。
前不久我在北川遇見這樣一位中年男子，地震中全家五口人全部罹難，隻剩下他和嶽母。他原本就非常痛苦，又天天被嶽母抱怨沒有回去救人。這使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想以死解脫……我發現後就主動去接近他，我看他坐在岩石邊上發呆，就走過去試圖和他交談，但他一言不發。我還是一點一點去靠近他，叫他大哥，很誠懇地陪著他在岩石邊坐著，漸漸的，他終於開口了，回憶往事，痛哭流涕……我就耐心地聽他說，聽他哭喊，然後進行疏導和安撫，逐漸地幫他找回生活的勇氣。我從他的講述裏知道他家生活困難，還幫他想辦法找工作，我甚至想把他和他的嶽母都帶到北京去，暫時離開這個讓他們太傷心、太刺激的地方，這樣對於心理重建有好處。
你問我每天都要聽那麼多的傾訴，回答那麼多的問題，回複那麼多的短信，會不會受不了？其實我常常從災區人民身上汲取力量。災區人的堅強、忍耐、純樸、感恩，經常感動我、支撐我，我不僅僅在幫助他們，也從他們身上獲取了力量。
心理救援也是一場戰役
王利群雖然已經到災區兩個月了，但依然神采奕奕，臉上洋溢著熱情的笑容。我當時就想，真不愧是心理學專家，在這樣的環境裏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態。
我們交談了兩個多小時。我跟她說，今天來竹園鎮最大的收獲就是遇見了你。當然，她也客氣地這樣對我說。也許因為都是女軍人吧，我們一見如故。
王利群是裝甲兵工程學院的教授，心理學博士。畢業於華西醫大和北師大，以後又出國深造。一直在心理學領域搞研究。汶川地震後，她馬上就想到了心理救援問題，一聽說上級要組織心理救援隊，她馬上就報名參加。
她是四川瀘州人，可回到四川50多天了，一次都沒有回去看父母。實在是太忙了，抽不出一點空閑。而這個期間，她的丈夫和兒子也都在災區做誌願者，他們彼此常常聯係不上。真是讓人感動的一家子啊。
我注意到她的軍褲膝蓋破了個洞，問她，她說是因為經常蹲著跪著和災區的孩子談心，磨的。從膝蓋上的這個破洞，我可以想見她在災區的工作有多麼認真多麼投入多麼辛苦。我一下對她充滿敬意。讓我佩服的是，王利群還是女子攀登珠峰隊的副隊長兼保健醫生！難怪兩個月過去了，她依然精神煥發，笑意盈盈，絲毫沒有疲憊或者愁眉不展的樣子。可見她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都夠好的。
這次大地震後，我們國家的心理救援工作跟進得很快。數家抗震救災心理救援專家隊迅速成立，解放軍也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立了八支心理救援隊，先後抵達災區。同時總後還組織後方的專業心理救援人員，通過遠程心理輔導的方式，進行心理救援。
如果說營救幸存者是用生命挽救生命，那麼，心理救援則是用心靈照亮心靈。必須有足夠的愛和毅力，才能作好這項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災後一周，全國至少有５０支以上的心理救援隊趕赴了災區。另外，有關部門還開通了心理援助電話熱線，一些電台也開通了心理援助專門節目，為災區群眾提供心理援助服務。救援人員還在災區發放心理健康相關材料，指導群眾開展心理自救。一本介紹災後心理自我調節的書籍也已出版，並發往災區。同時，很多醫療隊也兼顧著做了這方麵的工作。
不過，有意思的是，我在救災部隊采訪時，三次問到抗震救災後部隊官兵心理問題時，得到的回答都讓我頗為意外。他們說，我們的戰士沒有心理問題。雖然場麵殘酷、慘烈，但因為是群體作戰，並沒有感到膽怯和恐懼，執行完任務，心態很快就調節過來了。某紅軍師裝甲團政委時天聃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說法，他說，我認為，對於部隊來說，應該研究的是群體心理問題，而不是個體。如果是個體麵對那一切，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們是群體麵對，即使開始有些恐懼也很快調整過來了。何況軍人的責任和義務在我們心裏占據了更強烈的位置，我們顧不上害怕。
我想他說的有道理。對於災後心理重建，應側重在災區群眾上、災區的師生幹部以及普通群眾身上。對他們來說，災難是實實在在的，一輩子的。
當我寫到這部分時，在報紙上看到了北川縣一位官員自殺的消息，很震驚。他是北川縣農辦主任董玉飛，是在國慶期間自殺的。在此次地震災難中，他痛失愛子，一直悲傷無比，但堅持工作著。9月24日，北川再次遭到暴雨襲擊，泥石流成災，活動板房衝垮，又有不少群眾失去了住房……也許麵對這屢屢不絕的災難，他的心理承受能力過了極限。
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在那場暴雨之後，我都感到心情非常壓抑，為什麼總是過不去？這地球到底怎麼了？因為這樣的壓抑，我有幾天一個字沒寫。我尚且在成都，他身在災區，一定感到了一種無奈和無助，導致了絕望。
由此可見，心理救援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有一份成都社區的調查數據顯示，本地居民中有超過九成的人存在地震後遺症。表現為失眠、午夜驚醒和突然來臨的地震幻覺等。
我想我自己也存在這樣的心理問題，比如，現在隻要一看到某處在拆舊建築，心理馬上就會很不舒服，情緒低落。
我注意到，直到今天，廣大的心理救援工作者仍在辛勤地工作著，有好幾個心理救援網站在為災區人民服務。
在我們走後，王利群教授按計劃給巴中民兵上課，然後趕往平武。她在災區一直忙碌到7月中旬，因生病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後，她以博客和短信的方式，繼續與災區的輔導對象聯絡，仍舊在做著她的心理救援工作。
我在這裏向她，以及所有的心理救援工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