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廈門。雨後的一個黃昏，我來到廈門大學的海灘，看見一個小女孩正聚精會神地用沙子壘起一座小房子。
這是一片寧靜的海灘。沒有礁石，隻有一條單純的海岸線。海，像是一架蔚藍色的風琴，有節奏地轟鳴著，在落日餘輝裏，小姑娘的裙子發出橙紅色的反光。
“你叫什麼？”我笑嘻嘻地“抓住”她。
“瑤瑤。”小姑娘雖然多少帶著閔南口音，可是在此地已經算是發音標準的了。她長得不好看，但挺可愛：大腦門兒，凹眼睛，小小的翅鼻子，和脖子連在一起的胖下巴。使人想起無錫大阿福。
海灘上沒有貝殼。但是被海水衝刷成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小石子並不比貝殼差。我驚奇地發現，小姑娘是個很有經驗的建築師，不，簡直是個魔術師！她有條不紊地工作著，小心翼翼地把各色石子嵌進沙子裏，作為房子上的裝飾。瞧，那兩塊帶尖角的淡綠色的石子成了房子上的飛簷，一排乳白色的長石子多像房子的立柱，那塊扁圓形的、漂亮的灰藍色石頭成了房頂。連台階也有了，那是一塊斜斜的、半透明的石頭，小姑娘全神貫注，連眼睫毛都沾上了沙子。
“好漂亮的小房子！”我讚歎著，“是誰教你的？瑤瑤。”
“嗯……”小姑娘翻著白眼兒，不好意思了。“誰也沒教我。我想的。媽媽給我講過安徒生爺爺的童話……”
哦，怪不得！原來是童話裏的小房子！或許，我們$個人生下來都是天才。兒童眼裏的爸爸，是把他們高高舉起來的爸爸，他們隻看到爸爸的手臂和腿，還有一個大腦袋。於是他們便照這樣子畫爸爸。可是立刻遭到了成人世界的攻擊。大人們告訴他，要畫四肢，還要畫軀幹，還要畫得成比例。於是，兒童的創造性便一點一滴地納入了成人世界那條既定的軌跡。他們畫的，不再是他們眼裏看到的東西，而是更符合生活常軌，符合規範的東西。
我默然了。
落日，溶進橙紅色的海水裏。海的那邊，升起了一道虹，淡淡的，在海和天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我望著小姑娘那黑發油油的圓腦袋。是的，每個兒童都是一個藝術家，應該為孩子們搭一座橋。
“你知道嗎？瑤瑤，”我一邊幫她拾石子一邊說，“我小的時候，有一次把姥姥畫成了一隻貓，一隻黃顏色的老貓！……”
“真的嗎？阿姨？真的嗎？……老貓？……咯咯咯……多好玩呀！老貓！……”她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她那天真爛熳、無拘無束的笑。
廈門之行，最令人難忘的便是廈大那片寧靜的海灘，和海灘上那座用沙子和石頭壘起來的、美麗的小房子。
六 沉思的老樹及其倒影
我所認識的宗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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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是個傻呼呼的女孩子的時候便被她的《紅豆》所吸引。之後，又被她的《三生石》賺走了許多眼淚。情節並不複雜，卻有如此強的魅力，不能不歸結於作品的“真心真情”。這位作家一定是個感情豐富的人，我想。
誰知，以後就恰恰認識了，熟悉了。在1981年《十月》首屆文學獎發獎會上，我看到鏡片後麵的一雙睿智的善解人意的眼睛，於是我知道我們一定能成為朋友。
我真的成為作家宗璞的一位“小朋友”。我們也聊文學，但更多的是聊一些瑣事、新鮮事、或煩惱事。往往是我絮絮叨叨沒完沒了地講著，她靜靜地、認真地聽著，時而，溫婉或開心地笑；時而，為我及時地出一些十分聰明的“高招兒”。那些招兒，沒有一顆童心便想不出來。我偶爾也愧悔無端耗了她的時間，她笑笑：“我對這些很感興趣，我倒是覺得，你很有真性情的。”——大概她把這“真性情”看得十分要緊。於是我愈發常向她傾訴內心秘密。她玩笑：“你放心講吧，我是‘撲滿’。”許多人愛把宗描述成一個書卷氣很濃的大家閨秀，我倒覺得她是個童心濃厚的人，不然，她便寫不出那麼美麗的小說、散文和童話。
誰都知道，宗璞是大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女兒。家學淵源，宗璞自小便博聞強記。她曾對女作家施叔青說：“很奇怪，南陽馮家大部分人都有藝術氣質，女性尤甚，可以說是有出女作家的傳統。”馮先生的姑姑便是位才華橫溢的女詩人，著有“梅花窗詩稿”，可惜18歲便早逝；宗璞的姑姑馮沅君是曾受到魯迅稱讚的五四時期的女作秦；而宗璞的侄女——哈佛大學的高材生則可以用英文寫作。難怪馮先生曾賦詩雲吾家代代生才女，又出梅花四世新。”
忘了是哪位名人講過：“作家是由他的童年決定的。”而宗璞的童年，可以說是在書香中薰大的。她背的第一首詩是白居易的《百煉鏡》。上小學時，每天早上要先到母親床前背了詩詞，才能離家。八、九歲時，她便讀了《紅樓夢》，十一二歲之後瀏覽群書，連《幽夢影》這類冷僻的書也看了。那自然是一個喜歡偷嚐禁果的年齡。之後，便開始和哥哥、弟弟們輪流編故事。在昆明鄉下時，進城要走上二十幾裏路，兄妹三人便邊走邊講。那時，三人各自“壟斷”一個“國家”。弟弟的國家在海中間，而宗璞的則奄火星上。童年是多麼美麗！盡管在戰亂年代，仍然有一小方淨土可以讓孩子們的想象力縱橫馳騁，那編出的故事大概就是宗璞文學生涯中最早的小說了。
人們往往會猜測宗璞的寫作是受了姑姑馮沅君的影響。其實不然。因她從小和姑姑並不在一起。“倒是父親，雖然是哲學家，他在文學方麵很有天賦，能寫舊詩，並且常談一些文藝見解，對我起了啟蒙作用。”她這樣說。
的確，馮先生常有些獨特見解。譬如，他在給女兒的書寫序時這樣寫道：世界上有兩種書，一種是“無字天書”，一種是“有字人書”。“無字天書”，自然是指作家的生命體驗。當然，還不僅僅指作家。馮先生的一生，便是把“無字天書”和“有字人書”都寫得盡善盡美的楷模了。這一點，宗璞深知其中三味。正是這“無字天書”使宗璞在曆盡磨礪之後，仍能保持曠達的愛心，孜孜不倦寫出那許多“有字人書”來。
凡與宗璞有過深入接觸的人，大抵都能體味到她的這顆愛心。
記得88年秋，我參加科技日報“陽光杯”征文比賽，恰逢宗璞是評委，她很喜歡我的那篇參賽散文《禁錮在膽瓶裏的魔鬼》，評選結果：我的作品獲二等獎。宗璞竟比她自己獲獎還要高興，回家便連連喚她的先生：“仲德，小斌得獎了！”又急忙為我取一杯冰淇淋，倒上些葡萄酒，“小斌得獎，我來給她發獎，多有意思啊！”她微笑著，目光純淨得像個少女。在我和她的交往過程中，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作為我的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介紹人，她始終關注著我的創作。《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改編為電影《孤光》之後，她十分高興。在最初讀小說的時候，她便懇切地說：“小說寫得很好，有一點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味道。隻是，你應當再多讀些古文。”——一語切中我的要害。我的古文根基的確不行，且有愛偷懶的惡習。而宗璞，則是主張文章是要“不厭其煩地改”的！這不斷的修改其實便是對於盡善盡美的追求。去年我舉辦個人刻紙藝術展，宗璞命她侄女前往致賀，我便猜到她是百事纏身不得解脫了。果然，馮先生自那時起便一直不好，挨到年底，終於溘然長逝。在那漫長的一段時間裏，宗璞柔弱的肩膀曾扛起何等的重負啊！終於，在老父仙逝，幼女去國之後，宗璞躺倒了。
1991年的春節她是經醫生們“恩準”回家過的。馮先生一去，燕南園舊宅似乎也荒蕪了許多。女兒亦遠在他國，隻有她的先生蔡仲德伴著她，還有那一小盆漳州水仙——那是我去醫院看她時帶去的，此刻開得正旺。“你看，這水仙一直伴著我——”她沒有說下去，或許，我們同時都想她的那篇散文《水仙辭》——那一種冰清玉潔、恬靜淡雅，不畏嚴寒，獨具一格又豈不是作家本人的寫照？！“我現在有時間了，想看點書，你的那部長篇《海火》手上還有沒有？拿給我看看。”——她那端莊文雅的麵容已消瘦了許多，手臂發麻，頭暈目眩，——可她仍然惦記著我的創作！我的淚水慢慢湧上來，水仙花簇變成淡白淡綠的一團，有如一片凝結的冰雪。
宗璞最惦念的，自然是她那未竟的長篇巨著《野葫蘆引》。這是一部寫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曆史畫卷。其第一卷《南渡記》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把這長篇的書名擬作《雙城鴻雪記》，”宗璞寫道，“後來覺得‘雙城’、‘鴻雪’都用得俗了，便改為《野葫蘆引》。……關於《野葫蘆引》有幾句話出書時要寫在扉頁上：葫蘆裏裝的什麼藥？誰也不知道。——更何況是野葫蘆！”
書名典雅而富於個性，可見是陽春白雪了，但宗璞意下卻希望能雅俗共賞：“長篇可以包容得多，像一個大城市，可以滿足各種不同的人的需要，而它本身又有自己的特殊風格，這是短篇做不到的。因為想到雅俗共賞（當然我不一定做到，可能是雅俗都不賞），這長篇用的是白描手法，希望它容易讀。寫了六段曲文作為引子，看一卷結尾也用一段曲文。傳統形式中也融合了現在習慣用的心理活動等寫法，現實主義也要發展，不可能完全和過去一樣。《野葫蘆引》手法上倒重於傳統，內容寫的是抗戰，但統領一切的思想都是20世紀80年代的了。”宗璞的這種寓傳統與現代為一爐的手法可謂別具匠心。《南渡記》出來之後，許多人等著她的第二卷作品問世，誰知這文運竟如此坎坷多艱，連她自己，竟也惶惶然了：“誰知《野葫蘆引》能不能完成？”
“能，一定能！不但能完成，就連您的身體，也一定能徹底好起來。”我十分肯定地說，並不是安慰她，我心裏真的這麼相信。
她笑了。我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聚在客廳裏那幅馮老先生的肖像上。宗璞生辰那天，老先生曾寫下這樣一對壽聯百歲繼風流，一脈文心傳三世；四卷寫滄桑，八年鴻雪記雙城。”特別寫上“璞女勉之”幾個字。按照宗璞的解釋：上聯仍歸到家庭傳統，下聯說的是這部長篇，其實也不隻這部長篇。
仍然是那“無字天書”和“有字人書”的老題目。無論前景如何，“勉之”二字，宗璞卻已是牢牢記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