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妻子和同事的多次勸說下，他才去醫院檢查。醫生說他的病情嚴重，堅決要求他住院。
1994年9月15日，陶維革在《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上，看到了《敬禮，國旗衛士》的文章，看到了報道自己的事跡，心潮起伏，熱淚橫流，那些已經過去了4年的人和事又浮現在他的眼前。
他對妻子說：“我離開國旗班4年了，可戰友們還記得我，北京還記得我！可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報答他們。現在我多麼想去一趟北京，多麼想看一看戰友，看一看那麵國旗！”
從此，他對北京、對國旗的思念與日俱增。在日夜的思念中，他的病情也急劇惡化，12月份，他每天需要輸血200毫升。據協和醫院醫生介紹，治療這個病有兩個方案：
第一方案是骨髓移植，這是目前治療SAA成功率最高、時間最短、治愈最徹底的方法。但費用很高，需20萬元左右。
第二方案是藥物治療，治療期大約6個月，但完全治愈需3至5年。費用較第一方案低，但也需好幾萬元。
陶維革得知後，產生了放棄治療的念頭，他擔心巨大的治療費會拖垮家庭和不最氣的單位。有人對他說：“你在部隊獻過血，現在你有資格得到輸血。”
陶維革卻說；“我在部隊隻獻過200毫升血，可現在，我體內已經輸了幾倍於我獻過的血了，怎麼能再用別人的血呢？”
1995年元月18日，陶維革高燒不退，內髒出血，生命處於垂危之際。此時，他覺得再也不能猶豫了，在他離開人間的時候，隻希望能和念念不忘的國旗說一聲再見，和國旗護衛隊的戰友們說一聲再見。於是他想到了能夠與國旗和國旗護衛隊的戰友取得聯係的記者傅昌波，他斷斷續續地對他的哥哥口述了前麵提到的那封信。
飽含著他思念和希望的信件，送到了傅昌波的手中。
D 為了國旗衛士的囑托
我們可以想象出傅昌波同誌讀完信後的一副淚流滿麵的樣子。這位很有責任感的記者，立即意識到自己手裏的這封信的重量。他把信轉交給了報社領導，報社的領導十分重視，指示群工部要對此事充分報道。
與此同時，報社將這封信的情況轉告了武警北京市總隊。總隊首長被陶維革重病之中仍心係國旗的精神所感動，同時也為有這樣的戰士而自豪，立即派人前去陶維革的家鄉看望他，帶去總隊和天安門警衛支隊兩級黨委以及北京市總隊幾萬名官兵的親切問候。
3月9日，江城武漢隱於一片灰蒙蒙的霧霾之中。
臥床多日的陶維革，在寂靜中看著窗外的景象，正陷入沉思之中。上午11時許，4名略帶北京口音的人突然站到陶維革麵前，他們是天安門警衛支隊副政委郭占斌、人民日報社團委辦公室主任唐寧及北京總隊政治部幹事唐建國。
郭副政委走到病床前，握著小陶的手說：“我是誰你還能聽出來嗎？”
稍停，陶維革終於驚喜地喊道：“是你……老教導員！”曾是陶維革的老教導員的郭占斌副政委，用力點點頭，動情地說：“是我，咱們總隊、支隊兩級黨委非常關注你的病情，派我們專程來看望你，希望你配合醫生積極治療，爭取早日康複。”然後，郭占斌拿出了兩樣東西遞給陶維革，說：“你還沒有見過新的升國旗儀式，這次部隊專門為你拍攝了兩套新的升旗儀式的照片。”
對於已經複員了的一名普通的戰士，在生命垂危之際見到部隊的戰友和首長，那種心情就像是見到了多年不見的親人，可謂悲喜交加，淚如雨下。
與此同時，記者傅昌波帶著陶維革的囑托，3月17日淩晨又一次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在零下8℃的寒風裏，等待那莊嚴而激動的時刻。
旗杆四周，站滿了現看升旗的群眾。一位從天津來的小學生李丹告訴傅昌波，這是學校專門為畢業學生安排的最後一課他問傅昌波從哪裏來，為什麼一大早來看升旗？傅昌波說：“我是受一位身患重病素不相識的朋友之托而來的。這位朋友以前就在這裏為國旗站崗。”
接著，他向小學生介紹了陶維革的事跡，感人的故事同樣打動了這些純情的學生。帶隊來京的校長肖慧雲激動地說：“請記者同誌一定代表我們學校的全體師生，問候陶維革同誌，就說遠在千裏之外，有一群天真的孩子，還有孩子的老師，祝他早日康複！”
我們有理由相信，多少年之後，這些成長起來的小學生，一定不會忘記今天的故事。雖然時間會改變許多東西，但是一代代國旗護衛隊員用厚愛護衛的這方聖地，必將永遠被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所朝拜。
6點10分，隨著升旗手一聲威嚴的“敬禮”，五星紅旗在莊嚴的國歎聲中冉冉升起。
傅昌波本想代陶維革向國旗敬個禮，但考慮到自己不是軍人，就讓國旗護衛隊員劉靜代替了。
站在國旗下，傅昌波被那種莊嚴而神聖的氣氛所感染，終於明白陶維革為什麼能在胃穿孔的情況下堅持站得筆直，正是這每天舉行的聖典給他注入了勇氣和力量！
E 回到魂牽夢縈的國旗身邊
隨著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陶維革的事跡感動著越來越多的人，因為中華兒女對國旗都有一種眷戀和特殊的情感，於是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著他們對陶維革的敬意。安徽銅陵市委宣傳部，將他們精心設計製作的兩枚“國旗徽章”寄給陶維革，並在信中寫道：“願國旗每天在你胸前飄揚，願國旗永遠陏伴你。”
北京大學附中韓冬冬費了好幾天的工夫，親手繡了一麵國旗，托人帶到陶維革的病房。她在一張卡片上寫道：“願你每天早展醒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國旗！你隻要見到了國旗，就表示你生命的存在。”
福建省國際廣告工程有限公司，特製了一座“敬意旗”送給了陶維革。
武漢大學附屬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專門用紙做了小紅旗和天安門城樓，送到陶維革的病房，說：“這是你心中想念的國旗嗎？願她陪伴你度過病榻上的日日夜夜。”附言中還夾著拚音。
北京德外四小的師生將一麵簽滿師生姓名的國旗送到陶維革的病房，他們說：“這不是一麵普通的國旗，因為她上麵的每一個名字都有一顆與您同樣熱愛國旗的火熱的心。希望您早日來我校和我們一起把五星紅旗升上天安門上空，並且我們每一次升旗都會替您向國旗行禮！”
五星紅旗的設計者，80高齡的曾聯鬆老人，得知陶維革的情況後，給他寄了一麵自己親筆簽字的國旗，並題詩一首。
當時，正在外地考察工作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同誌得知陶維革的病情後，立即指示身邊的工作人員將自購的營養品和藥品送到了他的手中。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同誌得知陶維革的病情後，當即捐款500元，並說：“護衛國旗的事業很崇高，國旗衛士的生活很辛苦，如今他們得病了，我們要關心。”
1995年4月20日，經請示有關部門同意，國旗護衛隊的指導員謝輝將當年陶維革升過1200多次的國旗，送到了他的病房。已經在病榻上躺了近一年的陶維革，雖然骨瘦如柴，但一見到國旗，兩眼立即露出驚喜的目光，他激動地說：“我又在心愛的國旗旁照相……我仿佛又回到了6年前……守衛的國旗前……”
淚水順著他蒼白的臉流下來，他像見到了久別的親人一樣，把國旗緊緊地擁抱在懷裏、貼在臉上，長達17分鍾，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流下了熱淚。
在陶維革病危時，隻要他一閉上眼睛，五星紅旗就在他的眼前飄揚。
他夢見自己扛著五星紅旗，正步走向天安門廣場；夢見自己又回到了國旗下站崗。
為了圓這個夢，1995年7月1日、8月1日，陶維革曾兩次向醫院提出了出院的請求，都因身體狀況太差沒有得到批準。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國慶46周年前夕，陶維革收到了國旗護衛隊的邀請，此時正好他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因此醫生答應了他赴京的請求。
出發前，他做了充分的準備。
他叫妻子把他當年在國旗班穿的幾件舊軍裝，從箱子裏翻出來，吩咐她多熨幾遍。還有一頂黃軍帽，也一定要戴上。
他特意叮囑妻子：“我留給兒子的那個包裏，有一雙舊手套，拿出來再洗洗，我在國旗班的時候，就是帶著它升旗的，這次去北京我還要戴上它。”
他又叮囑與他同行的哥哥：“安徽銅陵市委宣傳部寄來國旗徽章時，曾經要求過我，說如果我能到天安門廣場向國旗敬禮，一定把它戴在胸前，臨走之前，你不要忘了給我戴上。”
為了保證陶維革平安地到北京參如升旗儀式，武漢協和醫院專門給他輸血1600毫升、血小板20個單位，並選派了兩名醫生和護士監護，帶上了必備的藥品。
武漢鐵路分局武昌鐵路分段37/38次列車，免費為陶維革提供了乘車服務，還特聘請他為名譽列車長。
9月28日，武昌火車站的月台上，歡聚著許多為陶維革送行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武昌水果湖二小的孩子們，他們打扮得漂漂亮亮，每人手持一束鮮花，當陶維革出現在月台上時，孩子們蜂擁而上，又是敬禮又是獻花。
宋永佳代表全校少先隊員，把一條寫有“我們愛你們”的紅領巾係在陶維革的脖子上，拉著他的手說：“叔叔，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北京向國旗敬禮，就請你代表我們吧！”
1995年9月29日下午1時40分，陶維革乘坐的38次列車到達北京車站，他一眼就看到站台上有許多人等待他，歡迎他。此時，他想起北京的李揚、曲慧、韓冬冬等許多人寫給他的信中所說的話：“無論如何，我們會等著你，等著你康複，等著你和我們一起去天安門向國旗敬禮！”他心裏默默地說：我回來了，我終於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國旗的身邊！
武警總部、北京市總隊的首長都走上前，握住陶維革的手說：“維革，歡迎你回到部隊來。”
北京的中學生在站台上打出了“維革，首都人民歡迎你”、“維革，我們歡迎你”的醒目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