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的從女孩到女人的過渡期過於漫長，所以一成為了女人便已曆盡滄桑。我真正被拋擲到一個孤立無援的荒島上是大學畢業、結婚、分配工作之後。那時，我童年的神與少年時幻想的人都已消逝。我的靈魂常常因為心裏空空蕩蕩而產生一種劇痛。我羨慕周圍許多沒有靈魂的空心人。我深知沒有靈魂便沒有痛苦，但是對於我來講，沒有了那種痛苦比痛苦本身還難以忍受。在這時，我發表了《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寫一個違反傳統思維模式、超越常軌的女孩如何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以至被社會視為瘋人、被社會與人群摒棄的故事，說到底，這是一部反社會的小說。當時在國內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我收到讀者來信七百來封。後來我把這篇小說改編成為電影《弧光》，同樣引起了很大反響與爭議。這部電影在第十六屆莫斯科電影節獲特別獎。
那時我對於西方的女性主義還沒有任何了解，但我的小說卻暗合了女性主義的某些觀點。我的女主人公雖然仍然向社會選擇了逃離的方式，卻是以逃離的形式在進行著反抗，盡管這是一種消極的反抗，卻是帶有著一種不屈的精神。你可以踐踏我摧殘我甚至從精神上戕害我從肉體上消滅我，但我的精神不死，我的精神始終俯視著你憐憫著你蔑視著你摧毀著你。我這篇小說依然沒有脫離理想主義的軌跡。盡管我的理想主義已經陷入了絕望的困境。
90年代的中國文學已經被商業主義神話籠罩和淹沒了。許多人紛紛下海。80年代初起一同寫小說的朋友做起了掮客收起了回扣炒起了股票玩起了期貨與房地產。而本來學財政金融專業的我卻徹底摒棄了自己的專業，成了大半個專業作家（之所以說是大半個，是因為我每年還要完成兩部電視劇）。我也需要一種謀生手段來養活自己，電視劇便是我的謀生手段。我很清楚，電視劇是商品社會的產物，是快餐文化和大眾傳播，它與純文學實際上格格不入。於是我小心翼翼地看顧著我的小說。無數次地拒絕高酬電視劇的誘惑。我很明白世間萬物都是有取必有舍，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我寧肯摒棄金錢而從純文學寫作中獲得精神快感與靈魂宣泄。我始終認為自己是在童年時便聽到神的呼喚而需要用一生來進行靈魂救贖的人。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始終不悔。
《敦煌遺夢》是我在1992年完成的一部長篇。因為愛畫畫的緣故，我做了很多年的敦煌夢。1991年，我隨中國作家參觀團去敦煌，敦煌壁畫的輝煌，敦煌地域的特殊，藏傳密宗的神秘，都令我震驚。回來後，我被一種不可遏製的激情推動著，創作了《敦煌遺夢》。但是小說出來後卻多災多難。因為小說結構的更新，很有一些人難以接受。最終，由《中國作家》發表，北京出版社出書，已經出了翻譯的英文版與法文版。聽說在發表時，由於意見的不統一，最後還是由馮牧先生拍的板。後來研討會時，馮先生還想親自主持，因當時已經住院，隻得罷了。不久後馮先生因白血病而故去，其人雖已作古，我因此事永遠對他心存感激。
令我欣慰的是，小說很受讀者歡迎。一家書店老板告訴我，她四次進書都搶購一空。有一些導演與我聯係，準備把《敦煌遺夢》搬上銀幕。我不知道小說改編成電影對小說到底是一種升華還是一種損害，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敦煌遺夢》有很強的畫麵感和很淒美的故事性，外加一點東方的神秘感，這種故事是沒有國界的。
《雙魚星座》與《迷幻花園》是在我陷入四麵楚歌的困境中寫的。當我真正深入到這個社會，我才深感伍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裏書寫女人境遇的透徹：“確實，女人如果僅僅生活在男人的小說裏，人們完全可以把她視為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一個複雜的多麵體。勇敢而又卑賤；豔麗而又汙穢；無限美好卻又極其可惡；同男人一樣偉大，甚至有人認為她比男人更偉大。但這隻是小說中的女人。而在現實中，她卻被關在屋裏毒打，摔來摔去。於是產生了一種十分奇怪的混合現象。想象中她無比重要；事實上卻一錢不值。她充斥一部部詩集的封麵，青史上卻了無聲名。在小說中她可以支配國王和征服者的生活；在現實中卻得給任何一個給她戴上戒指的男子當奴隸。在文學中她嘴裏能吐出最富靈感的詩句，最為深奧的思想；在生活中她卻目不識丁，隻能成為丈夫的所有品。”令人震驚的是，伍爾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這個菲勒斯中心的世界仍未有絲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