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未曾夢想過回信。隻是需要有那麼一個博學多才的對象聽他訴說出心裏的困惑。許多天後，頹靡的他收到了一封特別的越洋信件。他幾乎不敢相信，這位縱觀古今的教授，竟然給了寫了回信！
末尾，這位教授說了這麼一段讓他熱血沸騰的話：“一個年輕人有你如此之衝勁，日後，一定能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名滿世界的教授，不但耗時給他寫了回信，還預言他一定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對於這位教授說出的話，他沒有半點懷疑。他相信，這位教授一定是依靠過人的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得出的這個結論。既然他有著那麼高的天賦異稟，為何不好好學習，將來成就一番事業呢？
從那天開始，他恍然脫胎換骨，如換了一人。他努力學習課堂上教授所傳達的知識，課後複習，鞏固。利用課餘時間尋找大量的資料，求證，思考。沒有人知道他為何有著如此巨大的轉變。隻有他知道，是心裏的一顆夢想的種子正在破土發芽。
大學四年，他每一個時刻都在暗自告訴自己，一定要憑借優異的成績在畢業之後出國留學，攻讀博士。
皇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憑借自己的汗水與努力，拿到了美國諾頓商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幾年之後，他因表現突出，被聘請留校任教。
興許是命運的捉弄，他竟然在那個時刻，遇到了當年給他回信的鮑伯爾教授，並與他成為同事。那時的他，已經在許多刊物上發表過論文，小有名氣。可這位鮑伯爾教授並不知道，這就是當年給他寫信訴苦的中國大學生。
他喜出望外，拿著當年鮑伯爾教授給他的回信，特意登門拜訪，打算一報當日恩情。殊不知，這位被他視有再造之恩的教授卻在得知此事後誠惶誠恐地說：“對不起啊，對不起，我當年都是胡說八道的！”
頓時，天旋地轉。可這一切，已經成為過去，再不可重返。即便這真的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他仍舊感激，因為，正是這個謊言，成就了今日了的他。
他便是今日的長江商學院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講座教授，被媒體尊稱為“郎監管”的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小股民正當權益的經濟學家——郎鹹平。
吃一份希望
我是在一個夏天接到這所大學的錄用通知的。拖著重重的行囊自身還未安定，就已經開始了忙碌的教學生活。
剛到那天，頂著驕陽一路從車站奔波而來，打算直接到教工宿舍安頓。可最終還是無法忍受炙烤的煎熬，不得不在有陰涼的食堂門口停下了。
安靜的中午，我大漢淋漓，狼狽不堪地站在那兒。背後是一位瘦小的中年婦女，坐在食堂門前的地板上打盹，旁邊擱著一根布滿汙漬的扁擔，還有滿滿兩籮筐水果。
我在猜想，這校區在郊外，她是怎麼過來的呢？就算是乘公交，那也得走上十幾二十分鍾的路程。並且這種坐著都讓人流汗的天氣，我真不敢想象她的旅途。
後來，與她逐漸熟悉了。因為，每天課後經過食堂門口，我都會買上兩塊錢的水果，不多不少。一個月，固定的六十塊錢，就跟長了腿一樣的跟在了她的籮筐後。
一年的時光，讓我對這個身材瘦小，麵容和藹的婦人逐漸的肅然起敬。因為從她偶爾的話語中，我能了解到她有兩個孩子，都在念大學，可大概是那種不太起眼的學校，所以她一說起這些的時候，總是有些躲閃。丈夫在深圳打工，一年回來一次。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這一年的時間裏，無論刮風下雨，她都一定會挑著這兩籮筐水果在食堂門口叫賣。而來去的交通工具大部分是步行，中途可以乘坐一塊錢的公交車，她不願意。她寧願走出去很遠一段路花五毛錢乘三輪車。
於是隆冬，酷暑，我都能幫那固定的兩塊錢找到出處。或許，這成了我每日心靈的一種依托。可更多的是，這兩個籮筐給了我希望。
逐漸地，在課後，我會在講台上多說那麼一句，動員我的學生去買她的水果。開始學生不以為然，說的多了，就有了一些閑言碎語。例如，有人說我和她是親戚，用上課時間做廣告，照顧她的生意，很有經濟頭腦，等等。
對於這樣的謠傳，我不動聲色。直到有一天，看到我班上的學生在食堂裏大罵飯菜難吃，當場把白花花的米飯倒了一桌時，我的心忽然涼了半截。
快下課時，我照例的說了一句：“有機會你們去買一點食堂門前那個阿姨的水果。”剛說完，台下就有一男生起哄了：“老師，她是不是你親戚啊？”
有他打了頭陣，頓時，整個課堂沸騰了起來。男生女生，各提疑問。當一個其中女生說出“我們憑什麼要買她的水果，她的水果又不好吃”的時候。我忽然停住了收拾課件的雙手。
的確，比起學校步行街上超市裏的水果，她那兩個籮筐裏的東西無論如何擺設都要遜色很多，看著又小，又不是那麼衛生。
麵對這群亂作一團的學生，我輕輕拉開了窗簾。瓢潑大雨的窗外，遠處的事物陷入一片模糊。可十米開外的食堂門口，卻站立著一個瘦小的身影。在天地一片空茫的視野裏，一個人的形象，原來可以如此刺眼。
當每一個同學爭先恐後地湊過頭來看我所看的東西時，我指著食堂門口的位置說了一句：“吃她的水果，吃的不是味道，是一種信念。一種任憑生活再苦我們都不覺苦，仍能保持心中向往，不斷拚搏的希望。”
話畢，本是喧嘩四起的教室裏，頓時鴉雀無聲。
我的史鐵生
床頭依舊擱著1991年1月的《上海文學》。因為其中一篇題為《我與地壇》的散文，我把這本雜誌留到了今天。
床頭的書，每年一換，不斷有舊的下來，新的上去。唯獨這本《上海文學》始終放在那裏。因為每隔半年，我就會翻出來看看，再讀讀，再去追尋一些模糊掉的情感。
因為這篇散文，我走上了文字這條路。每每遇到挫折和磨難，我總會想起該文的作者，史鐵生。一個即將出國的有誌青年，被飛來橫禍奪走了下半身，他不能跑，不能走路，甚至連動一動都不可能。我以為，他的不幸已經走到了極點，可誰能想到，1998年，他又因為嚴重腎病，不得不接受透析，並以此維持艱難的生命。
聽說，他每天大部分的日子都是在病床上接受各種檢查。我記得他曾對自己打趣：“我的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
因為他的堅強，我始終沒有放棄追尋文字。盡管我寫的不夠好，不夠動情，不夠成熟和理智，但是，我至少是快樂的，是滿足的。
幾年前，買了他的《病隙碎筆》，洋洋幾十萬字，幾次讀到熱淚奔騰，難以自抑。我第一次覺得心疼，為這個素未謀麵的文友，恩師。
我記得鐵生在《我與地壇》中說過：“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隻是，我從來都沒料到，這個日子會來得這般湊巧，來的這般匆匆。
2010年的最後一個清晨，鐵生走了。他終於還是向命運妥協了。如他所說，誰也逃不過這個必然要降臨的節日。而這一天，對於他來說，或許是一種解脫。舊的一年即將消逝，新的一年緩緩開始。
他來這個世界，注定是要遭受磨難的，注定是要成為千萬人的精神導師的，注定是要為那些不公不正不可承受的傷痛劃下堅強伏筆的。因此，冥冥中，他才會選擇在這一天離去，以此暗示我們，新的生活，新的一年，新的生命，終將開始。
我又想起了鐵生在《我與地壇》中的描寫：“有一回我搖車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麼事又返身回來，看見母親仍站在原地，還是送我走時的姿勢，望著我拐出小院去的那處牆角，對我的回來竟一時沒有反應。待她再次送我出門的時候，她說：“出去活動活動，去地壇看看書，我說這挺好。”許多年以後我才漸漸聽出，母親這話實際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禱告，是給我的提示，是懇求與囑咐。”
我的眼眶再度濕潤了。因為史鐵生不知道，在這個蒼茫的塵世中，還有很多很多像我一樣的人，在無形而又殘酷的時光中，默默注視著他，目送著他。
2011年元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我與地壇》。可是，這些樣書走得實在太慢，以至於趕不上鐵生匆匆的腳步，追不著鐵生匆匆合上的眼瞼。
我相信，在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這樣的史鐵生——他堅強，善感，懷柔且溫慈。而這個史鐵生，隻屬於我們，隻屬於永生的靈魂。
8個人的希望錄像
這八個人，第一次麵對鏡頭，顯得有些拘謹。
談及希望這兩個字時，他們會有點害羞，有點恍惚，甚至躲閃鏡頭。
她，河南人，住在北京清河，每天淩晨三點起床，五點趕到北影廠門口攤煎餅，一攤就是七年。風雨無阻。她希望有更多人來買點煎餅，這樣，她就可以多賺幾塊錢，讓念書的孩子吃好點。
他，58歲，沒有老伴，無兒無女，在公園做了五年的綠化工。他每天的飯菜就是饅頭蘿卜白菜粉絲……偶爾，他可以攢起一堆易拉罐，賺點小錢。他希望每個星期都能吃上兩次肉，不管豬頭還是牛肉。
他，18歲，成績一般，高中畢業之後，也許隻能上個大專。他乘暑假出來當了兩個月的保安，每天站在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指揮交通。他希望能在學校裏好好表現，將來當個公司的小職員。
他有點胖，三十來歲，是個出租車司機，每一次大班要連續不停地開18個小時的車，跟女朋友一周才能見上一次。情況好的時候，每個月交完租金，還能剩下3000塊錢。他不知道還能做點什麼。他希望一個月能好好休息兩天，希望自己的女朋友能夠理解他。
他，20歲，成天穿個紅色的T恤溜達在北京的天橋上和小區裏發廣告。不管大雪還是暴陽，他都得一直站著，一直跟來往的人說“您好，麻煩您看看”。每當遭遇白眼和嗬斥的時候，他心裏會很難受。他是個外鄉人，沒辦法，隻能這麼糊口。他希望能找一個穩定點的工作，不再讓家人擔心。
他是簋街上的一個賣唱歌手，吉他是每天晚上唯一的夥伴。他的收入要看當天的運氣和客人的心情。有時碰上小混混，唱了半天，一分錢拿不到不算，還得請他們喝紮啤酒。他希望，人們能給賣唱歌手多一點尊重和支持。
他是一個應屆大學畢業生，24歲，來北京投了200多份簡曆，仍然沒有找到工作。《北京人才市場報》是他每天必看的報紙。他仍然在投簡曆，仍然在各大招聘中心徘徊。他希望能盡快找到一份工作，不管幹什麼，最好明天就能找到。
他是個裸婚族，25歲，上月兒子剛出生。一家三口，住在15平米的房子裏。他是個送水工，他希望每天能多送點水。500桶，1000桶，甚至更多，他都沒有問題。送完一桶水，他可以提成兩毛錢。很多時候，是從沒有電梯房的一樓搬上六樓。問他累不累，他笑笑：“男人的肩膀硬得很。”
這是真實的八個人。他們在楊嘉鬆的《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隻是希望》裏，他們的每一張臉都鐫刻著未來，他們活在這個平凡的世界裏。
他們都沒有絕望，我們有什麼理由放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