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規模分布
(一)中國城市位序—規模律的驗證
貝利1961年的研究已經把中國列入對數正態分布類型。嚴重敏、寧越敏(1980年)和許學強(1982年)先後用全國城鎮的詳細人口資料,進行了位序—規模律的檢驗。他們的不同視角在於前者以第一大城市上海的規模為基準,以斜率指數等於1的理想模式考察了中國1952和1978年10萬人以上的城市規模分布的變化。後者則不以第一大城市的實際規模作為截距,分別計算了1953、1963、1973、1978年中國前100位城市的位序—規模分布狀況,並預測了2000年的狀況。許學強得到的結果是:
1953年Pi=781.18Ri-0.906r=-0.990
1963年Pi=910.87Ri-0.888r=-0.992
1973年Pi=554.84Ri-0.811r=-0.991
1978年Pi=773.56Ri-0.762r=-0.987
1949~1987年曆年的位序—規模模式參數(表59)。有趣的是,他用a、b兩個參數的變化來說明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城市化的曲折過程。他發現第一大城市理論規模(a值)的變化過程,1949~1961年穩定上升,是中國城市化穩定發展時期;1961~1978年a值時有波動,還略有下降,是城市人口返鄉和10年文革留下的印記;1978年以後,a值上升標誌了城市發展又恢複正常。他的分析結果還表示中國曆年的回歸係數b(斜率)波動較大,從總趨勢上也分為3個階段,反映了中國城市發展重點在實踐上和指導方針上的變化。
從這些成果,可以得到幾點共識:中國城市規模分布按照一般的分類,屬於相對均衡的位序—規模分布類型。這是和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悠久的城市發展曆史發育了數量龐大的城鎮,國家城市體係由明顯的大區級、省區級和地方級的地域子係統共同組成分不開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不可能形成很高的首位度,即使沒有對大城市人口的控製也大概如此。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城市位序—規模分布的斜率變化各時期波動很大,主要反映了中國政策的不連續性,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上下起伏較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中國高位次城市,特別是最大城市的實際規模比它們
表59全國曆年位序-規模模式參數表
的理論規模小得多。從國家城市體係的背景上看,它們還有著可觀的發展前景。對城市規模分布的預測比對已有資料的分析難度大得多,對這一點的研究還任重
(二)中國城市規模等級結構的變化
如果位序—規模分布的分析更適合於趨勢性的概括,那麼規模等級結構的分析可以更具體而深入。許學強(1982年)、孫盤壽(1984年)還有筆者(1986年)都對80年代以前中國的城市規模等級結構作過比較詳細的分析。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在60年代以前,中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無論在城市數量和城市人口中的比重都是上升的趨勢,在城市體係中的地位得到加強,中小城市的比重在下降。六七十年代,情況相反,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城市體係中的地位是下降趨勢,中等城市的增長最明顯。在80年代,情況又有變化,在小城市數量大量增加的同時,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又恢複了迅速增長的勢頭。表60關於城市結構的變動資料,比較能夠反映不同規模級城市在整個體係中地位的變動,但並不能準確反映不同規模級城市人口增長的速度。因為表中結構比重的變化,除了受到各規模級人口增長速度的影響外,還受城市
表60中國城市規模等級結構的變動
規模晉級和新設城市數的影響。正由於在這一點上看問題的方法不同,曾經對我國大城市人口增長速度產生截然相反的兩種結論。
有人在製訂和論證中國要控製大城市規模的政策時,認為中國大城市發展過快,大城市人口長期處於失控狀態。根據資料統計後認為1949年~1982年33年間中國100萬人口以上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為4.48%,是全國城鎮人口年均增長速度2.78%的1.6倍。
上述的基本估計並不正確。他們的依據是1949年中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隻有5個,共計人口1003.9萬人,1982年增加到20個,人口共計4205.1萬人。按此計算,年均增長率為4.48%。這裏的“增長速度”包括了新晉級的15個城市的人口基數,根本不是百萬人口以上城市的實際增長速度。
胡開華對14個特大城市1949~1979年的人口增長的分析(表61)最具說服力。他的結論是:30年中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長主要是自然增長,上海、天津、廣州、南京等機械增長還為負值,北京增長最快,但自然增長仍大於機械增長。西安、太原從中等城市變為特大城市,自然增長還是大於機械增長。30年中特大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主要是在50年代,占51.3%,60年代占
表61若幹特大城市人口增長分析(1949~1979)
36.4%,70年代占12.3%。特大城市人口增長最快和機械增長最多的是在經濟恢複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49~1957年14個城市機械淨增500多萬人,超過30年最終的機械淨增280多萬人。14個特大城市30年機械淨增280多萬人,假設這部分人全部從農村遷入,僅占同期全國城鎮機械淨遷入人口的10%左右。可見絕大部分機械增長是分散在廣大中小城鎮,並非湧向大城市。
如果剔除掉城市規模晉級的因素,考察各規模級城市人口增長的實際速度,則從前麵表19可以發現,六七十年代中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是相當低的,不僅低於整個城市人口的平均增長率,而且低於全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說明人口遷出大於遷入。而且規模級越高,增長速度越低。進入80年代,隨著政治上的穩定和經濟的全麵複興,各規模級城市的人口增長都
表621964~1980年和1980~1990年特大城市人口增長的對比
明顯加快了,平均的實際速度大約快了一倍。盡管200萬人以上、100~200萬人、50~100萬人3個規模級的城市人口實際增長率仍然低於全國城市的平均水平,但和六七十年代相比,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的增長率指數卻是最高的,而且規模級越高,人口增長率回升的幅度越大。
以10O萬人口以上的15個特大城市為例,80年代前後的人口增長狀況對比可見表62中。
1964年以後大城市人口異乎尋常地緩慢增長,和開始執行控製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政策和分散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指導思想有關,歸根結底,這是中國政治上一度動蕩、經濟發展遲緩的異常時期。1980年以後,大城市人口增長的正常回升,也正是中國政治、經濟正常運轉下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