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猶太教決不是一種先驗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們在過著的生活，並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掌握的生活，此外就沒有別的。因此，我覺得，如果按照宗教這個詞的公認意義，那就很難說它是一種宗教，特別是要求於猶太人的，不是‘信仰’，而是超越個人意義上的生命的神聖化。
“但是猶太人的傳統也還包含著別的一些東西，這在《詩篇》中有許多很優美的描述，那就是對這個世界的美麗莊嚴感到一種興高采烈的喜悅和驚奇，而對這種美麗莊嚴，人還隻能形成模糊的觀念。這種喜悅是真正的科學研究從中汲取精神食糧的那種感情，但它似乎也表現在鳥類的歌聲中。把這種感情附加在上帝觀念上，就未免幼稚可笑。
“我所描述的是否就是猶太教的突出標誌呢？還是它以別的名稱在別處出現呢？就它的純粹形式來說，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甚至在猶太教中，也由於太拘泥於經文而把純粹的教義搞模糊了。但我認為猶太教還是它的最純粹和最有生命力的表現之一。這特別適合於生命神聖化這個基本原則。
“具有特征的是，在過神聖的安息日時，連動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範圍內，這種要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理想地團結起來的感情多麼強烈。至於堅持全人類的團結則表現得更加強烈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猶太人提出來，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猶太人當中，這種對生命的神聖感是發展得多麼強烈，伐耳特·臘特瑙一次同我談話時說的一句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他說：‘當一個猶太人說他要去打獵取樂時，那是說謊’。這再簡單不過地表明了猶太人對生命的神聖感。”1938年4月17日，在紐約市的康莫多旅館，由美國“全國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員會”舉辦的“第三次塞德節”上，愛因斯坦發表了題為《我們對猶太複國主義的責任》的演講。這篇演講詞充分體現出愛因斯坦與那些純粹從政治上考慮猶太人問題的人的不同。一方麵，在當時反猶風潮高漲的嚴峻情況下，愛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猶太複國主義的現實意義：
“由於我們關心巴勒斯坦的發展，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在這個時刻，有一件事必須首先予以重視：全體猶太人都該大大感謝猶太複國主義的恩義。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在猶太人中恢複了共同體意識。這種共同體意識所實現的生產事業超過任何人們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犧牲的猶太人都作出了貢獻的，在巴勒斯坦的這種生產事業，把我們很大一批兄弟從極其悲慘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但另一方麵，愛因斯坦對單一的政治複國活動提出了告誡。遺憾的是，這種告誡被人們忽視了，忽視的代價則是數十年的流血衝突。
愛因斯坦說：
“隻是在分治問題上我還要講一點個人的意見。我非常願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達成公平合理的協議，而不希望創立一個猶太國。除了實際的考慮以外，我所認識到的猶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猶太國的思想相抵觸的，而不管它的邊界、軍隊和世俗權力多麼有節製。我怕從內部損害猶太民族——特別是由我們自己的行列裏發展起來的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損害——會持續下去，甚至沒有猶太國的時候，我們就已經不得不同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回到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就等於離開我們共同體的精神，這種精神應歸功於我們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們背上這種‘國家’包袱，就隻好讓我們用機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罷。”
早在20年代初，當時“世界猶太複國主義組織非常委員會”的秘書長布盧門菲爾德和魏茨曼兩人都很清楚了解愛因斯坦不是那種純政治上的“猶太複國主義者”。所以兩人針對愛因斯坦的策略是盡力利用愛因斯坦的名望去宣傳猶太複國主義，但同時並不想“說服他加入我們的組織”。兩人私下認為愛因斯坦既支持猶太複國主義又反對單一政治立國的設想是“令人討厭的幼稚”。可當曆史翻過幾頁後，愛因斯坦的擔憂全變為血腥的事實。當年被猶太複國主義政治家們視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來是多麼的深刻。
愛因斯坦的這種信念在晚年始終沒變，在1949年11月27日為“猶太人團體呼籲”所作的廣播中，愛因斯坦更明確地提出：猶太複國主義的實質是“創建一種共同體，使它盡可能密切遵守我們猶太人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從現實的以色列國即將成立的局勢下，愛因斯坦又一次提出：
“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諒解和自我克製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如果我們懷著這種理想，我們的歡樂就會帶上幾分憂慮，因為我們現在同阿拉伯人的關係離這個理想還是相去甚遠。要是沒有別人幹擾，允許我們製定出同我們鄰人的關係，那麼很可能我們就已經實現了這個理想。因為我們需要和平，而且我們認識到我們將來的發展有賴於和平。”
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總統魏茨曼逝世後，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請愛因斯坦繼任總統，但愛因斯坦斷然拒絕。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於以色列國的立國方案並不符合愛因斯坦的信念，或許是對於以色列立國後艱難處境的體諒，愛因斯坦並沒有公開解釋拒絕就任總統的原因。1955年1月4日，就在愛因斯坦逝世前三個月，愛因斯坦給在以色列的“猶太代辦處”的重要成員池維·盧黎厄寫信說：
“對於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我們必須采取中立的政策。采取中立的立場，不僅對緩和整個世界的衝突會有適當的貢獻，而且同時也有助於我們同阿拉伯世界各國政府之間發展健康的睦鄰關係。
“我們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麵，應當是始終如一地表明我們這樣的願望：確認生活在我們中間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並且體諒他們目前處境的內在困難。如果我們實行了這種政策，我們就會贏得忠誠的公民，而且我們還會逐漸地但是肯定地改進我們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我們對待阿拉伯這個少數民族的態度，將為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道德標準提供真正的考驗。”
這番忠告，可惜說早了40年。它仿佛就是40年後巴以和談的基礎與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