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鄭中人加盟宏其石，成立法律顧問室，而宏其石也從此開始進入知識產權製度化發展的階段。在此之前，台灣已有企業設置法律顧問的編製，但專門處理知識產權，而且投入眾多人力從事研究的企業，宏其石也堪稱是台灣第一家。
事後來看，如果當年推出"小教授2號"時，國際間已經發展出"潔淨室"(clean rooM)的方法，宏其石就不會白白地損失一批電腦。
"潔淨室"是為了確保開發相容電腦軟件時，避免侵犯著作權的一種作法。在知識產權的四個類別當中，專利是要保護發明的觀念；而著作權則是要保護表達的方法。設計兼容電腦的軟件，就好比有人寫一個類似"魯賓遜漂流記"概念的冒險故事，如果作者在創作時並沒有看這本書，而是自己發展出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就沒有侵犯到別人的著作權。"潔淨室"就是這樣的概念。
例如，電腦公司設計IBM兼容電腦的軟件，要有兩個工作團隊，第一組人的任務是研究IBM電腦，並寫成規格；另一組成員必須向法院宣示從未看過IMB軟件基本輸出入係統(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原始著作，再按照第一個團隊所寫出的規格設計軟件，如此設計出來的產品，既能與IBM電腦兼容，又不至侵犯他人的著作權。
這個作法於80年代中期在美國逐步推展，次年，宏其石就從芝加哥的律師事務所引進並采用。
"小教授2號"事件使宏其石認識到，過去人類的經濟活動，主要是創造有形的財產，例如農產品、房舍等等；未來，人類將會創造愈來愈多的無形財產。然而，盡管有形財產交易已有幾千年曆史，仍不時發生糾紛，不管土地買賣、遺產繼承或是證券交易，甚至人們對於相關法令，仍然一知半解，更何況才新生不久的無形財產權，更難避免問題層出不窮。
當時，為了喚起同仁與同業對知識產權的重視，施振榮經常表達這樣的概念：有史以來人類發生戰爭，大多都是為了爭奪有形財產，例如占領土地與油田。而未來最激烈的戰爭，將是無形的知識產權的戰爭，因為，未來無形財產的價值將會遠超過有形財產，而這個時代的來臨，絕不會太久。
因為智慧產權觀念才剛萌芽，推展的進度難免緩慢。但是這十年來，特別是在"三○一法案"的壓力之下，台灣從以往將盜印大學用書、盜版唱片視為理所當然，到今天這個地步，也算有相當大的進步了。
施振榮在擔任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期間，曾致力於推動電腦軟件著作權的立法工作，對信息產業智慧產權的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1985年，在美國貿易製裁的壓力下，台灣提出"著作權法"，並迅速一讀通過。當宏其石發現，電腦軟件將被視同音樂與文字創作相似，以簡單的條文一筆帶過時，他們決定采取補救行動，因為日益繁複的軟件著作糾紛，已然遠非這些文字所能規範。
當時，宏其石請人在公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齊聚台灣IBM、神通等企業代表，以及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台大教授等專業人員，針對日本、美國、德國等國家剛通過不久的知識產權法案，進行研究，提出一個軟件著作權法的版本，雖然條文不多，但是每一條都將法令的來龍去脈詳細附注說明，還附了一大本研究報告。由於這個法案對台灣有全麵性的影響，而宏其石也並非"利益團體"意圖爭奪私利，而是希望有明確而公平的遊戲規則。經過他們多方不懈的努力，最後終於照公會的牌本一字不改地立法通過。
法案通過之後，公會就開始展開一連串的配合活動，如"反仿冒"、將知識產權推廣到小學等活動，希望透過廣泛的宣傳與教育，將這些觀念深植在台灣。
但宏其石在知識產權方麵的波折，並未結束。在宏其石正式開發兼容電腦之後，更是難關重重。
宏其石進入個人電腦的緣由，起自1982年施振榮赴拉斯維加斯參加美國COMDEX電腦展。在這次展覽中最出風頭的產品，是康柏推出與IBM兼容的個人電腦。當時，迪吉多、德州儀器、王安與惠普等公司也同時推出個人電腦，但都與IBM電腦不兼容，盡管它們的功能與外型比之IBM電腦毫不遜色，可是銷路卻相差甚多。
這帶給宏其石很大的啟示，電腦產品具備兼容性是非常重要的。過去，"小教授2號"雖因功能強而轟動一時，但因為和"蘋果2號"不兼容，使得能夠應用在"蘋果2號"的眾多軟件，都無法應用在"小教授2號"，後來的銷路更因此大大受限。因此，如果電腦廠商不打算走仿冒的路，就必須有發展兼容電腦的能力。
同台灣之後，施振榮便開始推動與IMBXT兼容電腦產品的開發。然而，當時公司的人力都投入開發與"蘋果二E號"兼容的"小教授3號"，於是，便以1500萬台幣的高價，委托工研院電子所設計。在發展過程中，宏其石想要讓產品更好，就要求采用新一代的IC、最好的IO(輸出入係統)，結果反而不兼容，使得產品推廣到美國，客戶不能接受，隻好全部又修改(兼容產品就是如此，原來的產品不完美，後來發展出的產品也得跟著不完美才行)。
1983年底，當宏其石打算把這個產品推向市場的時候，台灣政府部門卻有意見了。他們要求電子所不能獨家授權宏其石，必須與其他業者分享。但宏其石簽的的確是獨家合約，於是，協調後達成協議，把技術開放給五家廠商使用，宏其石的委托費用降為300萬元。台灣的個人電腦就在宏其石率先行動，別的廠商乘便跟進的情形下，正式鋪開發展道路。
正應驗了"萬事開頭難"這句俗話，1984年2月，宏其石將第一批個人電腦運往美國，又再度遭到美國海關扣留。這回，是電子所設計的基本輸出入係統侵犯了IBM的著作權。經過周折之後，IBM才同意讓貨物退還重修改。
和"小教授2號"的遭遇一樣，電子所也沒有仿冒的意圖，隻是因為沒有采用"潔淨室"的作法，為了使產品兼容造成其中部分和別人相同，整個產品就算是侵犯知識產權。
因為客戶已經下了訂單，當貨退回來之後，宏其石不得不盡快解決基本輸出入係統的問題。由於電子所修改的時間長達六個月，為了盡快出貨，隻好另覓他途，花3000萬台幣，向美國數字研究公司(DRI，DiGital Research Inc．）購買Concurrent CPM（CCPM)，這是IBM在采用微軟的操作係統MS－DOS之前操作係統的產業標準，他的功能比微軟的MS－DOS強，但因為這家公司架子比微軟大，使IBM轉而與微軟合作，該公司便逐漸沒落。
在向DRI公司高價購得授權之後，宏其石才得以順利出貨。這個代價也使宏其石能夠掌握先機，將個人電腦推向市場。
雖然宏其石吃盡了不兼容的苦頭，但卻也因此成為台灣最早體會兼容的重要性，並死心塌地發展兼容電腦的業者。
"天龍中文電腦"失利的原因，正是無應用軟件可以配合。1982年，施崇棠所領導的研究小組靈機一動，決定采用英文規格的電腦硬件與軟件，發展成中文電腦。如此，就能應用一般英文軟件來處理中文。於是，宏其石首開世界觀念之先，提出中文電腦的"透通性(transparency)"概念。
當時，設計中文電腦的廠商，如王安、IBM、惠普、神通等企業，都是利用特別規格來處理中文，這和通行全球的英文規格完全迥異，後來都紛紛遭到挫敗。而宏其石提出"透通性"概念之後，就成為日後全世界中文電腦的統一做法。
在全世界個人電腦發展過程中，日本電腦業是唯一沒有采取"透通性"做法的特例，他們獨樹一幟地發展特殊規格的電腦。這個做法讓日本電腦業保住了當地市場，不受外商的競爭，但是卻因此始終無法擴大在全世界的占有率，他們贏得日本市場，卻輸掉了全世界，可以說占盡便宜也吃足了虧。
當IBM兼容電腦成為產業的發展主流之後，信息產業界就難免會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和IBM交手。台灣業者的經驗，尤其豐富。
1987年，IBM在台灣對兼容電腦的廠商進行技術授權。原本簽定授權合約本身並無爭議性，問題是合約的內容卻是不平等條款，不但授權的範圍很小(例如，授權僅及16位電腦)，IBM甚至可以隨時單方終止授權。因此，許多同業都無法接受，不願簽約。
於是，台灣IBM法律顧問部門的負責人便采取"以小逼大"的策略，先與小廠商和貿易商簽約，利用小廠商在市場以"有IBM正式授權"的招牌，打擊大型廠商；另一方麵，更以"已經有這麼多廠商都簽約，其他廠商沒有理由不能簽約"的說法，要求大廠商簽約。
平心而論，當時小型廠商之所以願意簽約，部分是沒有深入研究合約內容，部分則抱持"簽約簽約，遵守與否又是另一回事"的心態，但是這樣的心態與做法，是那些注重長遠規劃的廠商無論如何都不會認同的。於是，宏其石聯合其他五家同業，由鄭中人主辦，和國外律師一起深入分析合約的每一條條文，開始和IBM展開長達一年多的談判過程。
宏其石之所以聘請美國律師，就是要兼顧美國企業的認知角度，爭取他們可以接受的條件。斡旋到最後，仍有一個條文雙方相持不下，IBM堅持隻要他們認定授權廠商有侵害專利的行為時，就可以終止授權；但宏其石認為，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在法院判決成立，而廠商仍有侵害的行為時才能終止。但IBM始終不肯鬆口，理由是他們在日本也是同樣做法，而且台灣以仿冒出名，非得將一把利刃架在廠商的脖子上，才能防止自己被侵害。
最後，協定從通知到製裁會有段緩衝期，如果期限內未解決，才采取正式行動，而此行動也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默認，至此，雙方才正式達成協議。
1989年5月12日，和IBM簽約沒多久之後，IBM的法律顧問通知，宏其石再度侵害IBM的著作權。這真是晴天霹靂，宏其石當然不敢置信，但他們把證據送達公司，證實問題出在基本輸出入係統當中鍵盤的控製器部分。
事發之後，當時任職執行副總裁的童虎到日本談判，原本就打算付錢賠償，因為這個部分對整個產品影響甚微，宏其石估計合理價格最多賠兩百萬美金。但IBM的代表經過一番計算，竟然索賠數千萬美金的天文數字。
當企業在麵臨類似情況時，訴諸政治管道是最迅速有效的解決方法，但宏其石從不願以此方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於是，便打算獨力麵對問題，和IBM長期周旋到底。
但是到1989年11月，部分未經修改的產品仍在市麵流通。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宏其石原本堅定的態度被軟化了，因為一旦被IBM發現這個狀況，勢必要求更高額的賠償，甚至終止技術授權，屆時將造成業務中斷。在和出身IBM的劉英武總經理商議之後，宏其石決定妥協，匆匆以900萬美元解決了這樁案件。
那一年宏其石的盈餘不過一億多新台幣，卻出現這筆兩億餘新台幣的賠償金，原本處境已相當艱難，此時更是雪上加霜，但除了認賠了事，也著實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在這段時間，第三波文化事業也發生另一起案例。1989年，第三波發行一本書，內容是解釋IBM的基本輸出入係統，由台灣的一位教授所撰寫。作者在書中以IBM基本輸出入係統的使用手冊作為附件，被IBM逮個正著，索賠50萬台幣。這的確是於法不合，宏其石二話沒說就付了錢。
事實上，無論是《看漫畫學電腦》或這本書，作者們都應該尊重知識產權，問題是人們長期對知識產權的漠視，如果未經親身教訓，往往都不會警覺。
宏其石在知識產權方麵得到的教訓之多、付出的代價之高，相信在台灣至今無人能出其右。但也因為如此，宏其石管理知識產權的製度化，"啟蒙"得比別人都早，1982年開始，就陸續建立了知識產權的管理規章。
這套製度分成兩部分，一個是保護措施，一個是發展策略。
從1985年開始，宏其石將知識產權的規範納入員工的雇擁合約中，包含商業秘密、知識產權歸屬等等，都規劃得清清楚楚。
在實施之初，有些同仁不願意簽約，施振榮分別與他們當麵溝通，也根據他們的意見做必要的修正，但仍有少數同仁不願配合，理由是台灣沒有其他企業有此先例。但宏其石認為這個製度是為了保護多數同仁的權益，不能因少數人的抵製而放棄，便下達最後通牒，不簽約的同仁隻有忍痛請他離職。最後，大家總算都簽約。直到今日，公司與員工從未發生知識產權糾紛。
另一方麵，宏其石有一套鼓勵同仁發展知識產權的製度，還要求並協助他們申請注冊。這些年來，宏其石所擁有專利的數量，超過台灣其他同業的總和，而且品質愈來愈高，早期以新式樣的專利占大多數，現在則是以發明和新型為主。
宏其石從不吝惜獎勵同仁發展知識產權，並設有專利評估小組審核同仁的成績。這套獎勵製度分成幾個層次：第一，研究別人的專利，並撰寫心得報告，公司就發給潤筆費；第二，提出專利構想，也核發獎金；第三，如果專利構想被公司內部評估小組審核通過，法務人員會協助提案人一起動筆寫專利，並提出申請；第四，在海內外正式得到專利之後，公司會針對專利的性質，如新式樣、新型或發明，再給予不同程序的獎勵；第五，當專利授權外界而讓公司能夠收取權利金之後，提案人還可以分紅。
近兩年，也有同業仿效這套做法，但是從廣泛性與周延性而言，宏其石都應算是最有基礎的。
在製度化獎勵專利的措施之下，1992年，宏其石在台灣首屆發明獎當中，就榮獲第一名，由於主辦單位規定獲獎企業須在三年後才能再提申請，而宏其石事隔三年之後，又再度獲得第一名，這證明了宏其石的研發實力在台灣的地位。不單在台灣，現在宏其石已和許多美國高科技公司相互授權，因為宏其石擁有的專利已有相當的質與量。
宏其石當然不會就此滿足，和世界一流公司相比，他們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台灣的科技業要更上一層樓，也必須有更廣、更深的專利發展能力。
可以肯定地說，宏其石如今能夠在技術上和國際大公司平起平坐，同仁能夠深切了解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並全力發展專利，是用很大的代價換來的。
1987年，宏其石發現市麵出現第三波文化事業的仿冒軟件。在刑事警察局協助下，宏其石同時在台北、台中、高雄查獲38家仿冒廠商，而宏其石處理的方式，隻讓每家賠償區區5000元(還不夠那次追查仿冒的成本)，並寫保證書保證不再仿冒，再犯則將訴諸法律。當時仿冒是屬於刑法，一旦被起訴，後果是相當嚴重的，而宏其石如此低調處理，是因為他們了解在台灣的大環境下，一般人對知識產權的認知還不夠，所以他們願意犧牲一些權益，扮演教育與推廣的角色。
由於"矽奧事件"發生時，正值康柏開始降價，市場競爭激烈，宏其石體諒同業正處於轉型期，便退一步，主動在公開召開說明會，向同業解說他們的專利範圍。平心而論，任何國際性企業都不會如此煞費苦心，隻會以一封來函告知，便開始索費，至於對方要花多少人力與金錢來研究專利範圍，是完全不予理會與體諒的。
宏其石甚至還特別提出許多優惠措施，但其他同業還是不願付費，最後隻好同意在"矽奧"取得國外專利，或者有廠商向台灣有關部門提出異議不成立之後，才開始收權利金。
但是，當1994年美國任尼(Ｚeny)公司以"矽奧"侵犯其知識產權為名，向法院控告宏其石，被駁回後，宏其石要依約收費時，同業又開始反彈。
直到"矽奧"問世之後四年，這項技術在美國取得專利時，同業才無話可說，同意簽約付錢，"矽奧事件"也終告落幕。
從1993年發生英特爾"三三八事件"，就可以看出宏其石與其他同業的不同。
當時英特爾公司引用美國"三三八號"專利，指控使用美國超微(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微處理器的倫飛電腦，侵犯該公司專利，要求倫飛改買英特爾的微處理器，或繳交電腦售價的1%作為權利金。這原本是英特爾與其他微處理器廠商之間的專利糾紛，但台灣的電腦廠商因使用這微處理器，間接受到牽連。
事情發生之後，同業受到極大衝擊，既焦急又感到不平，便向政府尋求支援。有人形容這如同"日俄戰爭"，在中國領土開戰，台灣廠商夾在半導體公司之間無端受害。但宏其石並不太憂慮此事，因為在累積多年的經驗之後，宏其石和英特爾有相互授權的合約，包括矽奧技術。因此，即使英特爾引用"三三八條款"，不一定能為難宏其石，因為宏其石比同業多一些籌碼可作為交換條件，這就是重視知識產權的有利之處。
但是，這並不意味宏其石的專利已經多到可以高枕無憂。所以，當宏其石計劃投資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DynaMicRandoM Access MeMory)廠時，就采取技術來源由合資夥伴德州儀器全部提供的方式，如此一來，就免除可能侵犯知識產權的顧忌。
換個角度來看，台灣半導體產業之所以能有目前的繁榮，部分利潤正是來自少付知識產權的錢，因為部分廠商遊走在侵犯他人專利的邊緣，但是這個利益能持續多久?過去，因為台灣業者規模小，國外廠商暫時不予理會，但當台灣已發展為世界第四大半導體生產地，難保別人不會眼紅。
事實證明，目前外國廠商索賠行動已然接踵而至。部分廠商雖然被控告仍不願付錢，顯然他們的看法並不同於宏其石。究竟哪種做法是正確的?
可見，企業麵對知識產權的問題，千萬不要等事到臨頭才開始逃避、抵禦，而是平日就要儲存這方麵的能力。要做到"平日有儲蓄，臨時不用急"，除了企業主須對其有所認識之外，還是老話一句：要培養人才。
當企業規模不大的時侯，可以仰賴外麵的專業人士；一旦規模夠大，就要建立專業的人才庫。宏其石這一路走來，備極艱辛。早期，台灣幾乎沒有一位處理知識產權的專業律師，然而，如今台灣相關的人力資源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不管是政府或企業，都應更有能力來從事這方麵的努力。
宏其石曆經艱辛，終於成為在國際上自創品牌的開路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