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13
“明天帶上小刀和提兜。”我對朋友說，“把我的最愛請回家。”
“你的最愛？這個……野菜？”朋友眼睛瞪得銅鈴大。
“露從今夜白。”我神秘地笑，俯身湊得更近些，那棵薺菜在午後的斜陽裏閃著柔和的光，仿佛在對我耳語：“孩子，有我陪你，就把這兒當家吧。”
(原載《價報》副刊2010年12月20日）204遲來的收獲獻給斯中?大十用年聲說舂天，農夫把精選出的上好種子播到一片肥沃的土地裏，開始了漫長卻充滿希望的等待。可是那年秋天，他顆粒無收。因為種子愛上了土地，不再留戀農夫破舊的草屋。於是農夫把剩下的種子撒進地裏。靠著這些並不出色的種子，農夫的日子慢慢好起來了。二十多年過去，農夫已經快要忘掉那些他曾經非常鍾愛的種子的時候，卻發現有綠綠的幼苗從泥土裏探出了腦袋。原來那片土地正遭遇罕見的災荒，種子們終於想起了農夫溫暖的懷抱。這一年，農夫六十歲……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初，為了加速現代化的進程，中國政府出資向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荷蘭等發達國家派出了大批留學生，其中大部分滯留不歸。發達國家一流的實驗室、先進的科研設備、較高的生活水準、簡單的人際關係，和開明的政治氛圍等諸多因素，讓留學生們樂不思蜀。他們在這裏成家，立業，設計並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
就在他們其中的大多數人打算在異國的土地上終此一生的時候，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像一塊石子投進了留學生們平靜的心湖，激起陣陣鏈滴。他們有的在這次危機中失去了飯碗，有的厭倦了缺乏成就感的高級打工仔生涯，更加重要的是，當年拴住他們回歸腳步的“黃香蕉”們大多已經離家上了大學。與此同時在經濟危機中一枝獨秀的中國再度成為全球投資者的熱土。
於是，隨著招聘海外髙層人才政策的出台，越來越多的代表團遠赴美國、英國、加拿大，對海外遊子們發出熱情的呼喚；創業初期高達幾百萬的撥款，加盟公司高達上萬元的股權回報，吸引了越來越多關注的目光；在飛往中國的飛機上見到越來越多回國定居的中年夫婦，和回國創業的“太空人”；國內大學的講台上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留洋博導……
中國政府當然知道，此時的早期留學生，已經不再是當年那些懷揣洋學位，不知天高的牛犢，而是在發達國家主流社會跌打滾爬了十幾年，擔任過大型科研項目學科帶頭人的學者，或已進入公司管理階層的成熟管理人員，不光有過硬的學術背景，更有多年從事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的經驗。對於任何一個追求強大、繁榮的國家，他們都是一筆不可多得的財富。上天美意，這個曾為人才流失扼腕歎息的國家終於在漫長的等待之後，再度擁有了這些本該屬於他們的回報，一筆來自曆時二十多年的長期投資的豐厚回報。
六十歲的人，已步入老年，六十歲的國家，風華正茂。2009年，六十歲的中國，滿懷喜悅，迎來了大批期盼了已久的歸來遊子。2009年的秋天，是新中國六十華誕的日子，更是這個古老而年輕的國家收獲的季節。祝福你，中國！
所裏來了個中國人（上）上午的咖啡時間，剛在桌邊坐定，簡的聲音飄過來：“前幾天剛來的那個中國人跟誰幹？”話音一落，問號一齊投向我。我想起老板從中國科學院攜來的那個研究員，這個叫東的男人貌似宅男，怎麼一來就被他們盯上了？著實不是本人感受力遲鈍，在研究所混飯十幾年，同胞如此受關注的情況並不多見。
研究所最近跟中國來往頻繁，名目也較雜。年輕麵孔大多來自我們所和國內大學與研究所聯合培養博士生的項目。這些孩子對出文章的興趣遠甚於所謂尖端技術或先進儀器，有的幹脆帶了數據，一來就直奔主題一纏著導師修改文章。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短期來訪的大學教授或研究員。東屬於後者。可能比較年輕，尚需學術資本，已是副研的他像一隻充了氣的皮球，到處找活兒幹，還睜大著一雙雷達似的眼睛，尋根問底，大有不偷到點核心技術誓不罷休的架勢。
誰知生活跟渴望成功的東開了個玩笑。下午，老板找到我，說需要東的工作許可辦理安全檢査。我用中文問老板身後一臉無辜的東，你有工作許可嗎？東遞上他的護照，上麵隻有一個一次性入境的公務簽證。原來東是他們單位第一位來加拿大的訪問學者，單位的辦事人員隻熟悉美國的簽證種類，對加拿大一無所知。我把老板的原話翻譯給東聽:“沒有工作許可，不允許用所裏的電腦，不可以獨自進實驗室，換句話說，你去這棟樓裏的任何一個一個角落都需要有人陪著，老板的意思是你也不必來所裏了，因為我們實驗很忙，不可能抽出一個人全天陪你。”
上網查了一下，境內補辦工作許可需要兩個月，這意味著訪問期為兩個月的東將無功而返。這可把這位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嚇壞了。他火速跟國內工作單位的相關部門聯係，答曰他們隻負責辦簽證，從沒辦理過工作許可。而且他們辦理簽證時通過外交部，跟加拿大領事館不發生直接聯係。東又繼續深究，原來工作許可是通過外交部下屬的一個叫做簽證中心的地方辦理。東隻得直接電郵北京的加拿大領事館，
說明自己的情況，領事館回複說讓他單位把所需材料補交上來，酌情解決。可是東的單位堅持工作許可不屬他們負責的範疇，拒不出麵。東被逼無奈，隻得走非官方渠道，委托他的一位朋友將材料直接交到簽證處，並附上領事的回複電郵。
三天後，東兩眼通紅、滿臉倦容地出現在我麵前，說：“嘿，連熬兩個通宵，總算把簽證搞定了。到底還是靠了那位朋友。”我說：“不懂為什麼你們單位相關部門不幫忙，他們拿著工資就是幹這個的呀。”東說：“你們出國太長時間都不了解中情了，中國的行政人員都是管家，不是服務員。”
東終於可以像大家一樣自由出入，上內部網了。雖然他的英語還有待提高，就像老板告誡我們的:大家要小心，東說“yes”的時候他不一定“meansyes”。東很滿足,結束被邊緣的處境，挖金尋寶，不虛此行。老板很高興，費了那麼多周折，不就是為了弄個不花錢的勞力使喚嘛，雖然英文不好，但說不出不代表做不出，東的專業知識並不弱。我很欣慰，從東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國學術界的希望，也意識到中國確實已今非昔比。
單就經費來源一項，已足以讓人感受到這種騰升。過去出國人員不是世界銀行貸款就是CIDA項目資助，現在中加學術交流多由中國單方麵出資。東這次來加,以及兩個月後我老板去中國，全部是項目負擔。項目的錢就是國家的錢，我的祖國終於不再在乎這點小錢了，我有一種久違了的揚眉吐氣的感覺。
雖然當地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並不多，但是，中國公司成功買下加拿大屬於國家保護資源的油砂礦,GE電子把總部遷往中國，這一個個讓人側目的事實,讓“中國”成為“大國”的代名詞，“中國人”成為“聰明”的代名詞，“中國熱”成為“時尚”的代名詞。這個神秘的東方古國正在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
我接住來自桌子四周的目光，微微一笑：“哦，你是說那個個兒不高、英文發音很有趣的家夥嗎？他是我們組的，來自中國北京，訪期兩個月。”看到他們臉上滿意的神情，我暗自責備自己：什麼時候淪為狗仔隊了？再想一下，就樂了，被人在乎的感覺很爽，不是嗎？
(原載《佛報》副刊2011年10月10日）所裏來了個中國人（下）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在東與我們的合作項目裏，還包括我老板去中國為期一周的訪問，費用也全部由中方出。過去這件事是這麼操作的：中方買好機票，訂好酒店，甚至請好陪吃人員，夕卜國專家隻需在合適的時候，出現在合適的地點就OK了。誰也沒料到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突然變得困難重重。
首先是從今年開始，加拿大農業部出台了一項新規定，就是政府工作人員出國，並由對方出資的，機票必須先由加方購得，然後向對方出具invoice(發票）報銷。據稱這涉及政府雇員的旅行保險等事項，幾乎毫無商量的餘地。而中方堅持，中方可以支付外國專家的一切費用,唯獨不能向國外彙款。因為這是一個國家特批課題，而非國際合作課題，這項規定涉及財務政策，不可更改。
其次，我老板堅持要住HolidayInn，而離東的單位最近的HolidayInn開車也要半小時以上，並且由於位於鬧市區每天早上嚴重堵車，這為中方負責陪吃早餐的人員帶來很大不便。過往的外賓都是住單位招待所，並且強調這個招待所是專為上級領導準備的，雖然外表普通，實際級別很高。可我老板是一個頂真的人，他說他是高級研究人員，出差住宿標準是四星或五星級酒店。他堅持要住HolidayInn是因為這是一家美國人開的酒店，生活習慣會比較適合他。在這一點上，雙方再次陷入僵局。
幾個回合交涉未果，中方的主要負責人發話了：別人都沒問題，就這個人這麼挑剔，我們有我們的規矩，實在不行就不要他來了。你可以告訴他，中國不是三十年以前的中國了。這可急壞了東。他的研究項目跟我老板極其相近，他正想著以後兩人申請一個國際合作課題，爭取來加進修一年呢。而且，為了申請這次中國之行我老板已經填了大量表格，現在再說不邀請他，肯定是徹底得罪。
東找到我，讓我從中周旋一下，千萬促成這次中國之行。我說:“你領導好牛哦,其實依我對我老板的了解，他倒沒任何瞧不起中國的意思。他這人就是一個典型的加拿大人，從沒去過中國，對中國零認識，吃中餐要先服助消化片，HolidayInn在這邊也不算多高級，他不過是怕自己不習慣罷了。而且我告訴你，他這人對中國有壞印象，上次有個中國人說來跟他幹，老板費了好多事幫他辦了相關手續，就在實驗開始前一個月，那人突然招呼都不打，就人間蒸發了。你之前很長時間，我老板提到中國就皺眉。你這次要再來這麼一下，估計永遠沒法翻過來了。”
那怎麼辦呢？剛拿到工作許可的東，再次把與國內領導、會計等相關人員巧舌如簧作為全日工作。由於時差關係，這些溝通全部在深夜進行。眼看雙方堅持自己的原則，似已無法調和。一日，我老板突然提議，機票我自己支付如何？我很錯愕,一向霸道的老板什麼時候學會讓步了？中國，真的成了他非去不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