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我們幾個不得不組成了第三撥，也開始玩玻璃球、摔三角。我認為遊戲的核心吸引力不外乎輸贏，如果想遊戲刺激好玩，這就需要好的規則以及對輸家的救助，保證遊戲可持續性。但劉姓孩子組成遊戲圈不怎麼講規則，經常出現強者耍賴，
“你耍賴，球根本沒進坑，你吹進去的”，
“小明你在一邊看著的，我隻是吐了口痰.......。”
而我則正好充當了我們這一撥的裁判和最沒人願意做的輸家。遊戲往往進行不到一半我就輸的精光被迫出局，然後就開始掛在遊戲的腳本邊緣扮演裁判，但我一直是一個公正的“見證者”，甚至從沒偏袒過我的同桌，反而我經常偏向輸家，因為我不希望看到遊戲的破局。慢慢的我成為小有名氣的裁判，而且拉攏到劉姓孩子的遊戲圈的夥伴加入到我們這撥來，他們那一撥到後麵幾乎要破局了，這和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完蛋是一樣的邏輯，戲謔的假設一下，如果斯大林也能夠玩過這種遊戲，估計他的決策會好很多。但斯大林也有他的道理，人在江湖，有些競爭甚至鬥爭並不能捂住耳朵和眼睛就可以躲過去。
終於有一天衝突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劉姓孩子王站到我們的場地中間“這個場地是我們之前玩的，你們給我讓開！”當時我們慒住了，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拒絕。但我還是本能的說了一句“別動我的球”，但劉姓孩子王一腳把我們的玻璃球踢開，恰好這時候上課的鈴聲響了，還是那種原始而古典的“鐺鐺”銅鈴聲呢，這正好給了我們暫時屈服和退縮的餘地。那節課堂上我在一直衡量是向老師投訴還是屈服，還是對抗。就在我猶豫時，小康忍不住地問：
“我們還能在那玩嗎？”這種暗含著責任和期望的問題，激起了我充當英雄的雄心。
“去，那是我們占的地方。”
一下課，我就飛快的跑出去站在那塊場地中間，像一個英雄一樣等待決鬥，其實那時候我們的校園就一個磚牆圍起來的，有時候還要拔草的院子，院子沒有硬化，沒有任何可玩的設施。
劉姓孩子王跑過來“讓開，再不讓開我打你了！”
“你應該讓開，這是我們一直玩的地方”。他一把推了我一個趔趄，我立馬撲上去，我們扭打在地上，最後他騎在我身上，按著我的脖子，我撐住他的脖子，我們僵持著。一旦開打膽怯少了很多，所以說行動是治愈膽怯的良法。不知道這時候誰通知了老師，那個漂亮的老師姐姐大聲嗬斥“你們給我鬆手起來”。反正最後我們出現在是校長的辦公室，校長一頓訓斥，知道原因後，他讓那個劉姓孩子王站到教室外麵“站堂”。但校長也沒有說誰該合法的擁有場地，似乎他忘記了這個事情。放學後大家都在竊竊議論這件事情，我一下子“走紅”了，但這時候我那第三撥的夥伴除了我同桌，其他反而都和我保持距離了，乖孩子們往往沒有惹事上身的勇氣。
“你過去的時候別碰我，如果碰我......”放學後，劉姓孩子王擋住過道，好多學生矚目著。
我當時的想法是“不能丟人”，我把書包往後一甩，一悶頭猛衝過去，他和課桌幾乎都要撞倒下去，我擠過去一個飛跑到那個場地上，把那裏球坑和劃線全部踢壞“狗日的，你就別想玩”，或許是懾於事情鬧大老師的介入或許懾於我的魚死網破的精神，劉姓孩子居然沒有跟出來和我決鬥。日後劉姓孩子陸陸續續挑釁我幾次，雖然每次我多少受點損傷，但我依然沒有屈服。這就是我上學後的第一場打架，我想是我先把自己的膽怯打敗了。這場架幫我贏得了自信，贏得了矚目，日後我成為第三撥的核心成員。
我帶領他們搞爬樹比賽、搞土疙瘩戰，甚至發起與二年級的戰馬遊戲比賽，戰馬其實就是一個娃背著另一個娃組成戰馬，雙方看誰能把對方戰馬組合擊潰。遊戲對一個孩子的社會智商的成長作用遠超過學習，我們在戰馬遊戲中把自己幻想成武俠劇的英雄，把隊友想象成同幫派的兄弟，我們渴望成為最厲害的幫派，以現在眼光看這遊戲背後其實就是在玩如何領導、如何團結、如何協作。正是在同高年級戰馬比賽中，我們居然最後把班裏的三撥人馬團結了起來，包括劉姓孩子王，劉姓孩子王甚至在戰馬遊戲中為我們班級掙到最多的榮譽，這種集體榮譽感是不失為感化一個熊孩子最好的方法。現在再來總結的話，避免內鬥最好的方法就是轉移內部矛盾到外部，或者叫提高鬥爭的格局。在第期末考試前，尚不懂得什麼是學習比賽時，我們是如此的快樂，如此的瀟灑。當考試來臨，學習比賽開始的時候開體驗到這種競爭的味道。